中国50年的区域不平等:以中央计划、改革开放的视角

 中国50年的区域不平等:以中央计划、改革开放的视角
拉维坎普    张晓波
美国     
联合国大学项目会议-关于亚洲空间不平等 联合国大学中心,东京2003年3月28日至29日

摘要: 本文建构和分析了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到目前为止长时间序列的地区不平等现象。在过去50年里，出现了三个不平等的高峰, 这恰好与50年代末的大饥荒,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 以及90年代后期政策的开放和全球一体化相吻合。计量经济分析证实了不同阶段的区域不平等可以通过三个关键政策变量—重工业占国内产出总值的比重、分权的程度、以及开放的程度来解释。
关键词：不平等，两极，分权，工业化，开放，全球化，中国经济

 3、中国历史上不平等现象的演变：以叙述的角度
 根据标准的讨论，中国的社会主义历史可以分为几个阶段：1949-56年(革命和土地改革时期)，1957-61年(大跃进和大饥荒时期)，1962-65年(后饥荒的恢复时期)，1966-78年(文革和改革过渡时期)，1979-84年(农村改革时期)和1985年至今(后农村改革，分权和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的对外开放时期)。
 表1列出了中国从1952年至2000年的经济指标。它包括经济政策的三个主要指标，重工业占国内总产出的份额（衡量对农业的偏见和中国的比较优势），贸易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衡量开放度），地方政府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衡量分权程度）。图1显示了在上述不同阶段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演变过程。 表2列出了长期不平等的时间序列,以及图2描述了以基尼系数和广义熵指数衡量的地区不平等在以上六个发展阶段的演变过程。两项指数以相关关系的波动,跟中国在不同阶段经济发展情况相当吻合。
 在土地改革实行后，中国共产党早期执政的几年里，不平等性是相对较低和稳定的。但是，在大跃进与大饥荒时期，不平等性在急速增长，在1960年达到了一个顶峰。在大饥荒的恢复时期，呈现下降趋势，在1967年达到谷底。但由于受到始于1966年年底发生的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不平等又开始增长，在1976年达到高峰的。从文化大革命到农村改革的过渡时期，不平等在不断下降，在80年代早期呈现加速下降的趋势，并在1984年达到了谷底。在1984年后的后农村改革时期，当中国实施分权和对外开放后，经历了对外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的爆炸性增长，不平等稳步上升,并在2000年达到了数据序列里最严重的状况。
 因此，在过去50年中，不平等已经在大饥荒时期、文革结束时以及当前全球一体化时期达到了三次顶峰。事实上，中国在2000年地区差距的基尼系数，超过了1976年文革结束时以及1960年大饥荒时不平等高峰的水平。利用基尼系数测量，不平等在2000年比1960年约高出16%。
 同样，在不平等的整体演变中有三个主要的低谷期，分别是1952年，时间序列的开始阶段；1967年，大饥荒恢复的结束和文化大革命开始影响之前；1984年，农村改革的结束和全球一体化的扩张期。总体而言，不平等似乎很低，当政策一般用于鼓励农业和农村部门时，当这个部门被相对忽略时，则显得很高。这些影响可以进一步通过将不平等的总体分解成子组并研究这些子组的演变的方法调查得到。
 正如前一节所讨论，广义熵指数是可以小组归纳与分解的，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不平等的构成。56个数据是每年观测28个省份农村和城市并组成的总体布局，可分为农村和城市观测全国各省，利用方程式(2)广义熵指数可以分解成一个“农村-城市组内”与“农村城市组间”(我们将称之为城乡不平等)两个分量。总体广义熵指数和农村-城市组间的分量见表2。而农村-城市组内的分量是不同的上述两项的。
 在中国，尤其是在后改革时期，一个关键方面的不平等，是内陆和沿海各省之间的。(崔，1993年；陈和弗莱舍，1996年；姚1997年；张和坎普，2001)。我们根据将北京、辽宁、天津、河北、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和广西作为沿海地区，其他省份作为内陆地区的划分方法，因此,可以把56个观测数据分成沿海22个及内陆34个，相应地对广义熵指数进行分解。“内陆与沿海组间”分量(我们将称之为内陆-沿海不平等)的报告见表2。
 图3-5将上述的叙述变成对总体不平等和城乡及内陆沿海不平等的影响分析，经历了较多的步骤，并为下文的计量检验提供了一些初步的假说。在中央计划制度下，中央政府有相当大的权力分配和使用财政收入，不惜以牺牲效率为代价来实现平等的目标。 随着经济改革，中央政府赋予地方政府在分配的资源方面更大的自主权，并承担更多的责任(马，1997年；林、刘和钟，1997年；钱和罗兰德，1998)。图3表明，在一般情况下，在改革期间，当地政府支出所占份额不断增加，尽管有一些项目要作为政府重新评估其优先事项进行定期审查。随着新的财政体制的建立，地方政府有更多的激励去促进经济增长。然而，由于不同的历史发展水平和地理位置，不同地区的增长速度可能有所不同。在财政分权体制下，以农业为主要生产手段的地区，必须更多地依赖于提取的征收和强制摊派，这会阻碍了当地经济的增长。经济结构多元化和收入基数较大的地区有较大的自由度，以资助经济的发展(张等，2003)。不足为奇的是，如图3，不平等与分权两者紧密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