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犯罪的现状、原因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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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犯罪的现状、原因和对策

【摘要】

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犯罪是一种野蛮而古老的审讯方式，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文明不断发展，我国的法律体系也不断健全起来，法律意识已深入人心。但是，在现实运用中，我们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如：在刑事诉讼中，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犯罪时有发生，要定制这两种犯罪的对策，我们必须寻找根本原因。

本文通过论证认为，发生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犯罪的根本原因是：立法上，公安机关法定侦查和采取强制实施的双重权利，使其侦查活动处于自身控制的不公开的无法监督的情形之中；司法上，人民法院未能严格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审判，在客观上促成了这两种犯罪的发生。

【关键词】

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犯罪的根本原因，犯罪预防，法治理念，证人取证作证制度

“刑讯逼供的暴力取证”的现状

1、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的案例

1996年2月，河南叶县发生一起特大系列抢劫杀人案，公安机关迅速“破案”。6名无辜受害者被抓，2人不堪忍受审讯人员采用的木棍、皮带、三角带、电警棍以及手摇电话的电击，只好按审讯人员的意图招供。“物证”、“认证”两者俱在，冤案逐成铁案。辩护律师据理力争，真凶突然浮出水面现出原形，才把这些无辜的平民从死亡线上拉回来。（见《律师与法律》1998第9期张大奎采写的《叶县冤案始末》）。

1998年7月，原遵义市红花岗区公安机关辅警赵金元、屠发强为逼取口供，对犯罪嫌疑人熊先禄实施种种肉刑，致使熊先禄因外伤、失水、紧张、饥饿、剧痛等过度劣性刺激而休克死亡。1999年12月，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分别判处赵金元、屠发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和无期徒刑。据称，这是我国《刑法》自1979年实施以来判得最重的一起刑讯逼供案。（见《法制日报》2000年4月16日第2版杨通河采写的《刑讯逼供法难容》）。

1999年陕西榆林市镇川派出所6名干警刑讯逼供，致嫌疑人黑海飞死亡，然后伪造逃亡现场、掩盖罪行事件……2005年7月2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3起严重侵犯人身权利的典型案例：河北李久明被刑讯逼供，屈打成招，编造杀人经过，错判死刑;云南丘北农民王树红，被刑讯逼供，打断胸椎、腰椎致七级伤残，被错判强奸杀人罪;甘肃平凉农民韩真录遭暴力取证，被殴打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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