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清末洋务运动的思想背影及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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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是晚清统治阶级发起的一场旨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改革自救运动。洋务派官僚通过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创建了中国首批近代国营企业，创建了中国首支近代海军，多年来一直被视为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开端。长期以来，史学界对洋务运动的评价一直众说纷纭，褒贬不一。本人认为，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重大课题。为此，本论文试图从洋务运动的背景及影响来探寻洋务运动在中国现代化史上的地位。
一、洋务运动发生的背景
洋务运动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的中国，而西方国家自工业革命后，经济、军事、科技都在突飞猛进的发展。而当时的中国在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下，采取闭关锁国的外交政策，慢慢地与西方拉开了距离，经济、军事、科技都远远地落后于西方。清朝的统治者还做着“天朝上国”的美梦，不把西方强国放在眼里。从1840年开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向中国发动了侵略战争，中国军队不堪一击，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这一点看出，中国实行洋务运动是非常有必要的。
1860年，俄国的亚力山大二世进行了改革，使俄国的政治和经济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和提高；美国进行了西进运动，发展了美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清王朝的统治者中也不乏一些人，意识到中国正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局面。
从19世纪的60年代至90年代，清朝的封建统治者开始与西方侵略者勾结起来，西方侵略者通过控制清政府的内政和外交，逐渐把中国纳入其殖民体系当中。而清政府为加固其统治基础，就不断的适应外国的要求，使自己的经济实现买办化，其特点就是封建性和买办性。
洋务派面对新的形势，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最早的现代化思想。19世纪中叶，现代化浪潮已从欧美席卷到世界各地，它打破了各国的隔绝状态，将不同的国家和民族连为一体，人类历史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而在中国，清王朝遇到了开国以来最大的统治危机：太平天国运动如火如荼，蓬勃发展；英、法联合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凭借洋枪洋炮打败了“天朝”军队。日趋衰落的清王朝犹如一座将倾的大厦，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政治统治的危机，促使统治集团发生了分化，出现了新的组合――洋务派。他们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语），提出了应变的思想，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最早揭示这一思想核心的是冯桂芬，他在1861年就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可以说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最初框架。后来，洋务运动最重要的领导者李鸿章曾多次阐述过相同的观点，如1863年2月他在致曾国藩书、1864年春在致总理衙门书和1865年9月在《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中，都反复强调了用外国长技来维护中国的“文物制度”的主张。另外，洋务知识分子如王韬等也都在其著述文字中阐述过类似的观点。直到1898年另一位洋务官僚张之洞发表《劝学篇》，才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加以理论概括和系统阐发。在60年代至90年代洋务运动期间，“中体西用”的思想成为洋务派的理论纲领。
二、洋务运动的影响
洋务运动是在中国社会资本主义必然代替封建主义的历史条件下兴起的；是在变落后为先进，变封建主义为资本主义，变贫弱为富强的变革思潮中发生和发展的。洋务运动的历史价值，主要在于它顺应中国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是以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创办和发展近代工商业、新式海陆军为中心，并相应地进行新式文化教育事业建设以达到“自强”、“求富”，来挽救清王朝的统治。由于人民起义被镇压，俄国、日本等国加强武装侵略，国内阶级矛盾相对缓和，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洋务方针随之有所改善，即由制内为主而变为御外侮为主，大办新式海军，在经济方面由办军事工业为主变为办民用工业为主。洋务派提出的“自强”、“求富”口号始终是以物质和制度文化的局部变革作为走入近代化的原动力。
洋务派兴办近代工业初时是把“平中国”和“敌外国”相提的。前者反映了国内阶级矛盾，后者反映了清朝统治者同外国侵略者的矛盾。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已十分腐朽的清朝统治者处在“内忧”与“外患”频仍之时，洋务派只有依靠西方列强，共同镇压人民，才能维持其摇摇欲坠的政权。所以洋务运动实践的结果必然否定了“敌外国”。如果说洋务运动是一场改革，那么它只能是沿着半殖民地化的方向“改革”而已。这一点在所有列强都愿意支持办洋务的事实上得到证明。李鸿章说淮军遇到“内地贼匪”，自信能取胜，遇到外国进攻，“胜负即不可知”。洋务大员丁日昌说，他的船炮“可以靖内匪，不能御外侮”。洋务运动进行了30年，并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却在“自强”“求富”的口号下，养肥了我国第一代军阀集团。
　　洋务派主观上并不希望中国出现资本主义，甚至在其创办民用工业之时，一再表示不允许私人创办同类企业，对资本主义的产生起到一定的阻碍作用。但由于洋务派在中国封建制度下，引进了同封建生产关系所不相容的新的生产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必然在客观上加速了封建生产关系的瓦解，从而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这是不以洋务派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洋务派办民用工业，为了解决资金问题，采取“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方式，吸收私人资本。这“商股”部分即是民族资本主义因素。从70年代开始，更有一批官僚、地主、商人，直接投资于近代民用工业，终于使中国有了一点先进的生产能力，促进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也就促进了资产阶级的出现和无产阶级队伍的扩大。
此外，洋务派同顽固派的论争及其对顽固派的不彻底的批判，多少动摇了恪守祖训的传统及纲常名教的绝对权威地位，对于学习西方，开了好的风气。又由于洋务派组织翻译了不少外国科技书籍，派遣不同年龄和资历的留学生，因而培养了一批外交和科技人才，而介绍西方社会科学知识，对于促进民主思想的传播，也起到开一代风气的拓荒作用。在此基础上，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从洋务官僚中分化出一批我国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
然而应当指出，洋务派主张“中体西用”，“实已是一革命性的态度”。从理论上看，他们以这种思想模式将西学内容合法化，将指向现代的世俗价值目标引进传统框架内，肯定西学所指向的世俗价值，肯定其具有传统伦理价值所不能替代的实际功用。这就等于承认中学还有所不足，还有待于西学补充，西学确有超越于中学的地方，从而动摇了“礼义至上”的传统伦理价值观的绝对、唯一的权威地位。这是鸦片战争后中国思想界的一大进步。从实践上看，这一思想不再像经世派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那样停留在书本上和口头上，而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有效的影响，它具有冲破传统思想的禁锢，开阔人们视野，引导人们追求新知的积极作用。即以当时设立的学堂而论，尽管每所学堂以及每次派遣留学生几乎都强调“以义理为体，以格致为用”，但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实际上是以西学为主的。有的只是规定“仍兼讲中学”：有的只是说“汉文经学，原当始终不已”，并不列为正式课程；有的只是要求学生在“闲暇”时阅读一些史鉴之类的书。当发现某些学生偏重中学、荒废西学时，还认为是背离了设立学堂的宗旨而着力加以整顿。毫无疑问，“中体西用”思想是中国最早的现代化理论，它使中国人迈出了由“传统人”向“现代人”转变的脚步。
洋务民用工业的兴办，部分地抵制了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如1872年李鸿章创办轮船招商局，使“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尽占”，三年多时间，外轮损失一千三百多万两，美国旗昌行因不堪赔累，被招商局归并。湖北官织布局开织后，江汉关进口洋布每年减少十万多匹。中国资本能挫败洋商，这在当时曾被视为“创见之事”。
洋务运动的三十年，最终以中日甲午之战中的失败，遭受到致命的打击而告终，但是“洋务运动”对于中国的近代化，以及它为了自身的安全所做出的努力，包括在经济发展上所取得的成绩，同样是具有历史意义。而且在所创办的一些工业企业，后来也为中国近代社会的经济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有些企业甚至成为现代企业的雏型。以山东为例，一些在洋务运动中所建起的一些军用工业和开采的矿山业，都为建国以后轻重工业的发展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就政治层面的意义来看，“洋务运动”在中国的发展，毕竟阻止和延缓殖民化的进程，并且以自己渐渐发展的工业和军事工业的实力，提高了与列强较量的能力。自然就其思想意义来看，洋务运动毕竟让国人开了眼界，认识到富国强兵的重要性，而落后就要挨打也日益成人国人的共识。
洋务运动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人现代民族意识的增长，推动了中国人与现代社会的接轨。传统上，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意识是文化意义上的，他们认同的是一个外延可以推及天下的华夏文化共同体及其以此为统治合法性的世袭君王。鸦片战争以后，传统的民族主义意识在新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开始改变。人们逐渐认识到中国不过是多元世界中的一个有限的政治实体，这就萌发了现代政治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而这种民族主义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不断强化。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进一步受到外部世界的生存挑战和现代文明示范的刺激，发生了洋务运动。洋务派高举“中体西用”的旗帜，创办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力图“借法自强”，这是现代民族主义在这一历史阶段的表现形式。李鸿章说：“资取洋人长技”制器练兵，是“御侮之资，自强之本”。他在创办轮船招商局时又说：此举是为了“使我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占尽”。张之洞在筹办广州织布局时同样也说：这是为了“自扩其工商之利，以保利权 ”可见，在洋务派“借法自强”的口号里，包含着保卫民族利益、争取社会进步的核心。
以我的学识评价洋务运动显然是有些力不从心的，但是，任何一个研究和中国近代史的人，对于在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有着非常重要作用和影响的“洋务运动” 是不能不关注的。因为，在我们对历史进行审视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任何历史上的革命或是变革，都是不能在不触动社会的、政治制度中建立起一个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因为所谓的经济的体制所要依赖的仍是整个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尤其是对那些不适应经济发展的上层建筑也需要改革，也要适应经济发展形势的需要才行。
现在我们党提出要发展和建立社会主义的现代企业制度，对经济体制改革也出台了很多好的方案，而且政治体制改革也出台了相关的配套措施，可以说中国要想进一步发展，要真正走向富国之路，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势必要涉及到政治体制的改革，这也是不能逾越的门槛。这次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对于各种经济成份参与经济发展、共建小康社会，提出了一些新的思路。其中的一些提法是这样说的－－要大力发展和积极完善引导非公有经济，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非公有制企业在投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与其他企业享受同等待遇。要改进对非公有制企业的服务和监管。其中对于产权问题也有新的解释，那就是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要建立归属清晰、权责分明、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而这些提法显然是要比过去有了更进一步的开放意识。预示着中国的未来经济发展会在一个新的平台上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