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水浒》中的“忠义”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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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谈《水浒》中的“忠义”观

【摘要】施耐庵的《水浒》塑造了以宋江为首的一百单八条好汉的英雄形象，描写了一场围绕他们发生的震撼人心的反抗封建地主阶级压迫和剥削的农民战争。但是，对其结局历来是学术界的一个争议较多，颇为关注的话题。我试图从三个方面剖析《水浒》招安的悲剧结局形成的原因。传统文化中“义”对《水浒传》悲剧性结局的影响；传统文化中的“忠”对悲剧形成的作用； “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思想是《水浒传》悲剧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
【关键词】《水浒》  悲剧  传统文化
 施耐庵的《水浒》中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规模宏大的长篇章回体白话小说。小说给读者塑造了以宋江为首的一百单八条好汉的英雄形象，描写了一场围绕他们发生的震撼人心的反抗封建地主阶级压迫和剥削的农民战争。但是，对其结局历来是学术界的一个争议较多，颇为关注的话题。“虽然普遍的看法都认为其招安结局是一场悲剧”，可其间有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用社会政治话语诠释较多，而对其文化心理等成因的深层发掘相对较少，在此，我试图将其置于中国文化的范围中去，从文化的角度浅析一下《不浒》招安的悲剧结局形成的原因，以求对小说有一个更深层次的认识。
 一、“义”对《水浒传》悲剧性结局的影响
 什么叫“义”呢？义者，宜也，指思想行为符合一定的标准。《水浒传》中的好汉们与历史上的绿林好汉一样，以这种“江湖义气”作为自己的道德标准，在梁山事业的发展壮大中，“义”作为一种已经带有民间色彩的伦理道德观念，则起了很大作用。可以说，“义”是构成梁山聚义的支撑和精神旨归。“义”，既是他们标举的行为准则和理想人格，又是团结他们的精神纽带，评判是非的价值尺度。同时，也是造成“众虎同心归水泊”的重要原因之一。所谓“仗义疏财归水泊，报仇雪恨上梁山”就从两个方面提示了梁山事业兴旺发达的原因。正由于他们遵奉信守的是一个“义”字，所谓“义”无须相遇，仅受义气感召，便主动自愿地从四面八方聚拢来，此即所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从而形成梁山上这样一个以“义”的相聚的带有绿林的色彩，江湖风格的军事集团。从历史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一方面这种思想是违背了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的，是与小说所宣扬的忠君思想有相矛盾的一面，这是进一步，但是《水浒传》中所表现的“义”，不仅是那种“不爱其躯，赴士之危困”的精神，还有一种忠于个人的“义”。从七十回以后，这时的“义”是劳动人民在同官僚地主斗争的一种工具，正是这种具有民间伦理色彩的“义”使宋江走上了与土豪劣绅利益的维护者（宋王朝）对抗的道路，使众多英雄好汉望风而归，团结成足以与统治阶级相抗衡的军事力量。
 在许多江湖好汉的心目中，宋江是个“仗义疏财，济人贫困，济人之急”的英雄，他们也都是或多或少受过其恩惠，因而把他比做能救万物，上苍降下的及时雨一般。从他们所生活的那个时代来看，宋江所做的这些事情，确实理应受到江湖好汉和下层劳动人民的欢迎和拥戴。正因为这样，他理所当然成为梁山义军的首领，江湖好汉的义士大歌，然而从小说宋江的行动和思想上来看，宋江论智谋不如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军师吴用。论呼风唤雨，撒豆成兵，不如公孙胜。论冲锋隐阵，斩将夺旗，不如李逵等人。这样一来，他把多数江湖好汉召集起来与朝廷对抗的力量只有一个“义”字，而正是这种“义”，使群雄在宋江的招安思想占主导地位的时候，仍然紧跟其后。可见，在梁山好汉中讲“义”，不仅有其进步性，而且有狭隘性，盲从性。
“义”，本属于封建道德体系。《孟子》开宗明义就指出：“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但是比起忠、孝、节来，“义”主要用于五伦中的朋友关系，封建等级色彩虽然不是那么的浓厚，但那种“有难同当，有福同享”的小生产者利益的道德观，促成梁山力量壮大同时足成这场农民战争的悲剧。小说中的黑旋风李逵，是一个十分突出的形象。如果要说对宋江讲“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