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羔羊》中的“精神分析”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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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观点中，早期经验和性欲望的内心冲突决定了个体今后人格的发展。在生活中，个体的行为出现偏差或者人格的发展扭曲，都能在童年的经历中找到原因。也就是说，是童年的生活经历中的挫折或者阴影直接影响个体的性格、行为、观念等方面。〈沉默的羔羊〉是一部相当著名的心理悬疑小说，其中的三个主角：博士汉尼拔，女探员史达琳和杀人狂野牛比尔都是受到童年生活经历影响而有着心理障碍的人。本文试图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探讨这些典型的个体，从而了解这部小说的主题意韵以及弗洛伊德主义在这部小说中的具体表现、融合和发展。

关键词：精神分析性欲望压抑早期经验恋母情结

一、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基本思想观念
奥地利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Freud,1856-1939)创立的精神分析学说,即弗洛伊德主义,对20世纪西方文学、哲学、美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伦理学、教育学以及宗教史与史前史等人文学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早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正因如此,瑞士著名心理学家荣格(C·G·Jung)曾经以精妙的语言,满怀深情地称弗洛伊德是“一个被魔鬼占据了心灵的人”,“一个被赐予了一种无法抗拒的启示之力,并为这种力量勾魂摄魄不得逃离的人”[1]。作为系统的现代心理学理论之一,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是从最初的一种精神神经症的治疗方法发展而来,它的全部理论构架都建立在“无意识”这个概念上。弗洛伊德本是一名精神神经病科医生,他在观察与研究人的精神活动时发现:在人的精神活动中,意识过程不过是极小的部分,就仿佛冰山露出水面的一个小角,微不足道;而隐藏在水面以下的难以为人察觉的绝大部分是“无意识”过程,在人的精神活动中占有支配地位,决定了一个人的行为及其命运。为此,弗洛伊德把人类的心理结构分为三个部分,即意识、前意识和无意识。其中,无意识是人类心理的基本力量,它的核心内容是人的原始冲动和本能欲望,尤其是人的性本能。对本能的研究,几乎贯穿了弗洛伊德学术生涯的始终。他反复强调的是性本能,认为性本能是人类所有本能中最重要也最活跃的因素。在描述人类心理结构的基础上,弗洛伊德又把人类的人格结构分为相应的三个部分,即本我、自我与超我。本我是无意识中最原始的部分,由先天的各种本能与欲望组成;自我是现实化的本我,是对外部世界的心灵感受器;超我是道德化的自我,由“自我理想”和“良心”构成。要深入理解弗洛伊德主义,我们恐怕不能不提到梦。1900年,弗洛伊德出版了《梦的解析》一书,标志着精神分析学说的真正创立。梦是弗洛伊德研究无意识的重要途径之一,他在该书中说:“无意识过程只能在梦和神经症的病例中才能被我们观察到,就是说,当较高级的前意识系统的过程在某一低级过程(压抑过程)里回复到早期阶段时才能观察到。”弗洛伊德也曾毫不掩饰地宣称:“如果有人问我如何才能成为一位精神分析学家,我的回答是:‘研究你自己的梦’。”[2]除了对自己及别人的梦进行分析之外,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一书中还提出了“恋父情结”即“厄勒克特拉情结”(OedipusComplex)这一著名概念。在《沉默的羔羊》中这个观点也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二、小说中人物个性的分析
女主人公史达琳在小说中是个勇敢的女性，她的勤奋和勇敢、聪颖得到了她上司的赏识，让她去接手野牛比尔的案件，并让她采访被关在精神病院的“食人魔王”汉尼拔博士。但是她的努力、勤奋、爱帮助弱者的性格并不是天生的，这和她十岁时的经历有关：史达琳出身寒微，父亲是小镇上的一名巡警，一次夜间巡视的时候以身殉职。因为家境贫寒，两年后史达琳被送往亲戚家抚养，亲戚是牧场主，主要放养的是马和牛，可这些牲口大都有毛病，不是腿瘸就是眼瞎。它们宰杀后被做成肥料，活着拉走的就成为狗的食物。这在小史达琳的心中产生不小的震撼，一颗童心受到强烈的刺激，她想救走这些可怜的牲口，可是一个年仅十岁的小女孩又能做什么？她感到了充分的无力感，她想帮这些弱者却没有能力。于是她决意离开这个牧场。一天夜里，史达琳被凄凉的叫声惊醒。是春天的羊羔正在牲口棚里待宰。那凄惨的叫声一直影响着史达琳，在她的脑中她永远忘不了羊羔的无助的哀号。她也一直自责没有帮助到这些可怜的生命。其实在她的潜意识中把这些羔羊当作了自己，因为寄人篱下，没有父母的庇护，她也是一只待宰的羔羊。这种无助感被她一直压抑在潜意识中没有得到释放。
史达琳把童年的惨痛经历压抑在自己的内心中，潜意识中痛恨这种无助的感觉，在她的心中，因为没有人的帮助使得自己成为了待宰的羔羊，于是决定自己强大起来帮助自己。所以她在成长中无时无刻不表现出勇敢、坚强和勤奋。但是那个童年的史达琳仍然住在她的内心深处，每当她看到那些需要帮助的弱者时，她都会义无返顾的去帮助他们。就象这次抓剥皮杀手“野牛比尔”一样，她因为同情那些被杀害的无辜妇女，接下了这个棘手和危险的案件，并冒着会被吃掉的危险去找汉尼拔博士要“野牛比尔”的资料。她从小就把这个经历压抑在心中，把自己无助的感情投射到了周围的弱者身上，帮助了他们就是帮助了自己，而自己是最强大的，拯救自己只有靠自己，她觉得从小丧失父亲又被母亲送往亲戚家这个经历对她来说让她同时丧失了父爱和母爱。在她和汉尼拔博士相识很久后，博士试图用催眠的方式让她意识到自己潜意识里对这段经历的情感。从她的漫谈中可以看出，这些长期没有被意识到的经验源自于她父亲的死。在史达琳的潜意识中，父亲是她心目中的保护伞，是自己崇拜的人，她有恋父情结，父亲是她的楷。但是父亲的死又让她经受了难堪的贫困和屈辱，这又让她对父亲的死产生抱怨。两种矛盾的情感在她的内心里发生冲突，她选择让自己强大，同时也在潜意识里安排了父亲的关注。她要完成父亲的遗愿打击犯罪，同时也要拯救那个被压抑的小小的弱弱的十岁的史达琳，于是她努力勇敢的面对犯罪。
父亲的死让她没有温暖和安全感，但是坐以待毙只能等死，就像那些羔羊一样，喊破了喉咙也只有死路一条。与其等待别人来救自己还不如自己救自己。那只小羊羔，在小史达琳的心中就是自己的真实写真，但是因为自己的能力太弱没有办法保护它，它死了，史达琳认为自己也死了，而且是毫无尊严的死去。这种潜意识的流露一直伴随她成长为今天的史达琳。对于弱小者的同情从此成为她潜意识里的情结和她进入联邦调查局舍命办案的动力。她冒着九死一生追捕杀人犯“野牛比尔”就是不忍人质的惨死。羔羊的痛苦一直是催促她克尽职责的动力。
文中还塑造了一个人物，本来他只是作为一个线索人物出场，但是他的个性实在太鲜明了，非常值得分析，而且是笔者觉得塑造得最好的一个人物，也是本篇小说中的核心人物。他是一位造诣很深的精神病专家，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自己就是一位精神病人，更确切的说他是一个心理变态者。他是一个明知自己在犯罪却毫不在乎的精神变态者，纯粹同社会作对。正常的时候，他是一个受人敬仰的心理学博士，但就是这么一个博士却创下了吃掉三个人的记录。最惊人的一次是他已经被抓进精神病院，在一次就医期间把一位护士的鼻子和耳朵吃掉。作为医生他接受有心理障碍的人的咨询，在与病人的交谈中，他了解到人们的隐私，而且不论大小的事情他都很感兴趣，当他一个人的秘密掏空了，他就把这个人杀了。他一次一次的重复这个游戏，肚子里装满了各式各样的秘密，加上他博览群书，使得他对人性有很充分的认识，具有非凡的洞察力。他也很好炫耀。乐于展示自己的口才和学问，十分在乎他在别人眼中的形象。史达琳承认他是专家，他因此愿意和她说话，同时也越要维护自己那个精明超一流的形象。但他又是个魔鬼，更感兴趣欣赏别人的痛苦，所以他坚持要史达琳投桃报李讲她的故事，当别人在痛苦中呻吟，他却在旁边获得相应的成就感。
博士的疯狂是由严重的心理障碍造成的，因为在儿童时代的一次非常惨痛的遭遇。这在续集《汉尼拔》里有着深刻描写。他的父亲是立陶宛的男爵，母亲出身于意大利子爵的家庭。1944年，二战的炮火摧毁了父亲的农庄，父母都在炮火里死去。他和小妹妹被一群溃兵抓去关起来。那是冬天这些人没有食物，于是捉走了他两岁的妹妹米沙杀掉吃了。这次惨痛的经历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结成了一个伤疤，在潜意识里形成了顽固的心理情结，所以他在心理同情弱小脆弱的女性。因为同情史达琳的遭遇，看到她内心脆弱的一面，他才肯帮助她，才肯和她谈话，才愿意在逃跑之后一直同她保持联系。
而小说中的杀人狂魔“野牛比尔”。他是一个变态杀手，专门剥女人的皮以作成他理想中的各式女装。这是一个彻底的沉浸在自己邪恶世界中的易性癖者。其实他也是一个悲剧人物，他有一个极其不幸的童年。他的母亲是个美女，但却不知道他的父亲是谁，生下他后酗酒而一发不可收拾，可以说“野牛比尔”是一天也没有享受到父亲和母亲的爱。在他两岁的时候他被送到别人家寄养，但是寄养人家的条件并不好，所以十岁时，他被祖父母接回家。两年后他杀了他的祖父母。他被送进了少教所，在那里他学会并喜欢上了裁缝，后来他开始在社会上流浪。儿时的经历让他心理变态，他想变性，但是因为他有少教所的经历，医生不给他做手术。他从小失去双亲的疼爱，寄人篱下的长大，他把他遭受的一切都归结于性别。他想成为一个女人，但是社会又否决了他。少年的不愉快一直在他的潜意识中压抑着，在又一次的挫败下，死之本能体现了。他开始物色他理想中的女子，把她们绑架，喂胖她们，然后把她们杀死剥皮，制一件“带奶子的女式背心”。
三、总结
综上所述,《沉默的羔羊》在继承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同时,又吸取了弗洛伊德主义的理论精髓,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角度来探索现代资本主义工业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揭露了美国现实世界的黑暗，强烈地从人性的角度抨击了美国社会的不公平和人吃人的世界。这部作品既具有社会学意义,又具有心理学意义。与主题的两重性相适应的,便是风格技巧的两重性。《沉默的羔羊》中透射出来的弗洛伊德主义的痕迹,使得这部作品摆脱了传统悬疑破案小说的单调性与凝滞性,因为增加了对人性的描写，因此作品更增添了惊悚的意味。作者在这部小说中着重的强调了童年经历对一个人的成长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一点是非常符合弗洛伊德主义的。
参考文献：
[1] 荣格:《人·艺术和文学中的精神》,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49、50页。
[2] 詹姆斯·斯特拉奇与弗洛伊德的女儿安娜·弗洛伊德合编《标准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心理学全集。
[3] 伦敦霍加斯出版社与精神分析研究院1959年版,第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