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理性地认识和解读儒学

辩证理性地认识和解读儒学

作者简介：尚文善，男，甘肃省民乐县人，现年47周岁。民间哲学家，曾出版过《辩证哲学随谈——理性的启示》一书。

 从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华民族走向世界、融入世界的时代已经来临。未来的中国不但要在科技经济领域中为人类做出贡献，而且应该在文化领域中为人类做出应有的贡献。故此，发掘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是当代中国文化人所肩负的神圣使命。
 要发掘并介绍中华民族的传统优秀文化，首先必须要树立正确的思维方法，端正学术研究态度，不能就学术而学术，要把文化放到具体的时代历史背景中去认识和解读。只有这样才能还历史于真实，还文化于客观公正，才能对时政者起到启迪与启发作用，有益于现实政治与决策。否则，就会犯“一刀切”的错误，那么肯定一切，要么否定一切。比如，要么会“砸烂孔家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否定一切历史文化传统；要么又会肯定一切，颂扬一切，把一切的一切都说成是完美无缺的。一定历史时代的文化是这一时代的政治经济状况的反映。笔者认为，要正确地借鉴儒家文化中的优秀传统，就必须把它放到具体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去进行认识。
 研究、剖析儒家学说就必须要回答如下问题: 
 一、孔子的儒家学说在其当世为什么行不通？即孔子周游列国、游说诸侯推广他的“仁义礼治”学说时，为什么会上不得诸侯采纳、下不得庶民拥戴?
 二、孔子学说不被当世所采纳、为什么又会被后世所独尊、并被确立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三、后世为什么会出现“砸烂孔家店”之事?为什么会认为“满本子仁义道德之中只有‘吃人’二字”?
 后世一般认为：儒家学说由孔子定于一尊，其实在两千多年的“封建奴隶制”时期（此处特指夏、商、周三代），作为社会理性的教化内容，也即为了提高社会成员的社会系统意识，增强他们自觉遵守社会行为规范和维护社会正常秩序的自觉性，历代当政者在构建和维护社会理性关系的实践中就逐渐总结并丰富着社会道德教化规范。形成于西周初期的《周礼》就是一个典范。
 作为春秋时代大学者的孔子，站在原公族也即所谓奴隶主阶级的立场上发挥和深化了这种道德教化理论。孔子作为大学者，他对历史很有研究，对夏、商、周三代先王的丰功伟绩很是敬仰，对夏、商、周末代君主败亡的原因也很清楚，对《周礼》的内容以及制定《周礼》的情况也很清楚。孔子作为大教育家，他总是希望用理性的手段，即通过教育选拔与和平改良的方法来构建社会理性秩序。孔子认为：造成周王朝分崩离析、四分五裂的原因是“礼坏乐崩”，要复辟三代先王开创的太平盛世局面，就必须要求天下人都“克已复礼”。孔子不仅要求贫民百姓克已复礼，尽忠尽孝；同时也要求统治者要仁恕爱人。为了使“礼治”哲学更完善、更令人信服，孔子在更为广泛的领域和更高的层次上发展和丰富了周公的“礼治”理论，使其达到了一个新境界和新水平。
 儒学的主旨是“仁政”，“二人者为仁”，仁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理性关系。在社会个体智能分化的条件下，社会理性关系必须是也只能是上智下愚的管理教化体系。他明确阐述了“仁”是内容，而“礼”是形式。“仁”是发自内在道德修养基础上的挚诚爱心真心，而不是表面的虚伪奉承和敷衍讨好，“巧言令色，鲜矣仁”，“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没有了“仁”的内容，所谓的“礼与乐”便都是虚伪、虚假的。孔子在建立他“仁政礼治”政治哲学的同时，也形成了他的道德建设理论，即“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善妇贞”的道德伦理法则。
 孔子的教育思想和政治理念是一脉相承的。孔子认识到：个体之间先天就存在着智力差别，他希望通过公平的教育、公正的考核来培养和选拔人才，以形成和建立理性的社会秩序即上智下愚的管理教化体制。他的“有教无类”是针对基础教育而言的，是要让人人都享有平等的教育机会。他的“择优而教”是针对高等教育而言的，即在“有教无类”的基础上选拔智商最高的人进行再教育，把最高深的知识技艺传授给智商最高的人。这是充分利用教育资源、提高教育效率的唯一途径。他认识到个体先天存在着性格和兴趣爱好上的差异，提出要“因材施教”。 为了构建理性的社会体制，他倡导“举贤才”。为了做到用人上的公正、公平，他提倡“近不失亲，远不失举”。
 孔子希望用和平改良的手段，即推行所谓的“仁政”、“王道”，来建立和完善社会理性体制或国家管理体制，也即上智下愚的等级管理体制。他反对使用武力，即所谓的“君子动口不动手”。他认为武力即是“霸道”。他不但提倡把“礼”贯彻到执政中，甚至提倡把“礼”贯彻到治军中，即提倡“以礼治军”，“军旅有礼，故武功成”，他认为军队管理与政治社会管理一样，军队内部公正、公平的理性管理秩序是军队战无不胜的条件。儒家主张要“师出有名”，为“礼义”或“道义”而战，即“舍身成仁，杀身取义”，反对不合“道义”的军事行动，要做义师，不做暴徒、乱兵。
 “礼别尊卑，乐和上下”，孔子在把“礼”做为区分尊卑高下、维护等级统治秩序手段的同时，把“乐”做为联系疏通上下感情的手段，缓和等级之间的矛盾，加强团结，增加凝聚力。孔子要求统治者要“与民同乐”，不要私自独乐。
 孔子深刻地认识到了社会个体之间智能上的巨大分化，以及由此形成的个体之间在智能道德方面的巨大差距。这从他所阐述的君子与小人之间的强烈对比中就可以看出来：比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求诸于已，小人求诸于人。”“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如醴。”等等。其实，孔子所谓的“君子”是指那种具有社会系统意识以及在这种意识下稳健精进，并严于律己、自觉遵守社会规范的人。而所谓的“小人”则是指缺乏社会系统意识即集体观念，只顾自己的私利，并且为了私利而不择手段的人。孔子希望人们都学君子做君子，勿学小人做小人。
 孔子认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即所谓“人之初，性本善”。他认为人是可以通过教育来培养和塑造的，人的思想观念是可以通过说服教育来改变的。
 儒家学说既说是一门政治治国理论，同时也是一门教育理论和人生修养理论。儒学是主张“进取实用”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儒学不是宗教，孔子生前反对“怪力乱神”，在学生问他鬼神之事的时候，他很反感，反驳学生“不知人事，焉知鬼事！”。至于后人将儒学宗教化，并将孔子塑为偶像烧香跪拜，那是另一回事。
 孔子的“仁政礼治”理论，可以说是治国平天下最为理想的“最小成本法”。因为通过和平改良即对话协商和说服教育的方法来建立社会理性体制、实现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这是最理想、最理智和代价最小的办法。它避免了用暴力革命即孔子所认为的“霸道”手段所造成的摧残和破坏。
 孔子自认为他的学说即儒学是天底下最理智、最理想、最完美的治国平天下的学说，为此他不辞辛劳，周游列国，游说诸侯，教化民众，阐述他的政治主张，可他自认为的最完美、最理想的政治哲学即所谓的“仁政礼治理论”，上不得各国诸侯的赏识，下不得庶民百姓的拥护，落得象丧家犬一样无处栖身，最后不得不回到自己的故乡鲁国，以教学著书来度过他的晚年。
 实践证明，在社会大动乱也即在社会理性关系完全丧失的情况下，在地域矛盾、阶级冲突异常尖锐复杂、你死我活的斗争中，矛盾冲突是不可能用和平教育、对话协商的办法来解决的。人是最执着的动物，象巴尔扎克小说中的葛郎台老头一样，人虽然已经死了有三天了，但是抱着钱匣子的手仍然是搬不开的。在战乱时代，用战争的手段来检验政治集团政治主张的正确合理性是必然的唯一途径。
 孔子最不明智的地方，就是他仍然坚持“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也即“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观点。他没有看清公族与庶人之间的智能差距已经消失的事实。这也就是他周游列国时困于陈蔡、被庶人围攻的原因。他虽被放行，但他立于其下演讲了的一棵树都被气愤的庶民砍掉了，由此可以看出庶民对他厌恶之深和他学说主张的不合时宜了。不过在孔子的时代即春秋时期，虽然出现了隶农逃亡的事件，但还没有普遍化，未形成气候。“废井田，兴私田”还没有作为一种政治方针被提出来。在这方面，他虽愚腐，也还情由可原。但到了秦始皇已统一六国，建立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王国，“郡县均田制”已成即定事实之后，还有一批儒生借吹嘘颂扬夏、商、周三代先王盛世即“礼制”来映射、喷击和反对新兴的建立在高度集中集权下的“郡县均田制”，那可就是不识时务和愚腐之极了。
 孔子所谓“学而优则仕”之“仕”，并非后世经过科考而选拔的文官。他所在时代之仕，不过是受王公大族重用或聘用的祭司和私塾先生之类。孔子本人即是这样的人，并非后世脱离物质生产专门从事社会事物管理的文人学仕即行政官员。后世所建立的“郡县均田制”是孔子本人所无法想象的。
 儒学之所以会被后世所独尊，被确立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因为在太平年代，也即均田制实现、个体智能金字塔与社会管理金字塔也即行政管理金字塔之间相互统一的时代，和平改良、对话协商成为调节、完善社会关系的主要方式方法的时代，儒家学说便有了用武之地。西汉武帝时代，儒家学说被尊为治世之道，原因即在于此。当然西汉以后的儒学是“废井田，兴私田”、“废分封、立郡县”，打破了过去公族与庶族界线、一视同仁之后的儒学。
 儒学之所以会被后世所诅咒，被骂为“满本子仁义道德掩盖下的吃人哲学”，是因为在社会将乱或已乱时代，也即在均田制不存在、个体智能等级与社会管理等级之间全面分裂之后，腐败寄生的统治阶级为了苟延残喘、维护自己的剥削地位，就大肆鼓吹宣扬儒学。其实这时的所谓统治集团已经完全沉沦为尸位素餐的愚蠢弱智者了。他们只知道让别人尽忠尽孝，而不知自己励精图治、行仁恕之道。因此这时的所谓“礼”与“仁义道德”都完全变成了虚伪、骗人的东西。宣扬得越凶，越会激发民众的反感和厌恶情绪。这样“砸烂孔家店”、捣毁孔庙之事，骂儒学为“仁义道德掩盖下的吃人哲学”的言论也就成为必然的了。从孔子的被围攻、被困陈蔡，到近代的“砸烂孔家店”，都说明了儒学并非时时适用、处处正确。尽管历史上每一个行将败亡的腐朽统治集团都想通过大肆宣扬“三纲五常”和“忠孝节义”来维护他们的反动统治，甚至采取将儒学与神教相结合的办法来愚弄和迷惑人，如把历史上忠孝的典型关公和岳飞等人塑成神像让人顶礼模拜，以造就更多的愚忠愚孝者等。但凡此种种都不能够挽救他们必然灭亡的命运。
    历史的实践证明，只有在社会理性关系存在的社会矛盾最小化时代，儒家学说才会具有它的的适用性，而社会理性关系的建立往往都是在血与火的革命性洗礼中诞生的。是太平稳定的大好政治局面给儒家学说提供了用武之地，而不是儒家学说造就了太平稳定的政治局面。假如儒家学说真能够缔造太平统一的政治局面的话，那么孔夫子之后的历史便再也不会有刀枪之争了。政治是本，文化是用。政治家应该深知此理，否则就会发昏、失政，甚至于误国。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太平时代适用的是儒家文化，乱世之中最可崇奉的是道家文化，法家文化是靖变定乱、转乱为治之法宝。作为一个明智的、有作为的政治家，应该明智历史，分清主次，融会贯通，才能够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利国利民，内治而外强，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