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茅盾笔下的农村人物形象

浅论茅盾笔下的农村人物形象
 茅盾原名沈德鸿，字雁冰。现代著名作家、理论批评家,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较早创作农村题材小说的作家之一。上个世纪后二十年，茅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却发生了动摇。有批评者对茅盾的文学大师称号和《子夜》的经典地位提出质疑，指出茅盾小说存在主题思想重大但“生活不足” 的问题。笔者认为，对茅盾及其作品文学史地位的认定，应结合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加以考察，客观分析作家及作品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现实意义与影响。茅盾的《春蚕》、《秋收》、《残冬》、《水藻行》、《当铺前》等为数不多的农村题材小说把处于社会底层的受侮辱、受损害的农民作为主人公，表现了在社会动荡时期的普通农民所遭遇的痛苦与悲哀，写出了农村的破产和农民的不幸，塑造了以老通宝为代表的一系列具有典型的人物形象。从而确立了茅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作为一个杰出的革命现实主义作家的地位，也显示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小说创作方面的实绩。这些“小人物”形象，既令人同情，更发人深思，能够促使人们关注农村社会的变革，唤起受压迫的农民的觉醒与抗争。分析这些人物形象，可以加深我们对茅盾文学创作的认识。
 一、与命运抗争的顽强者
 茅盾农村题材小说塑造了一类不向命运屈服、敢于向命运挑战的农民形象。他们打破了旧观念的束缚，赤贫生活的艰难与痛苦，反而激起了他们与命运抗争的勇气和斗志。在茅盾笔下，他们是中国农村社会实现变革的希望。
 在《水藻行》里表现出中年农民财喜赤贫但不悲观，热爱劳动，靠自己强健的体魄与智慧“拼命和生活搏斗”；敢爱敢恨，不受封建伦理观念束缚；正直、善良，敢于同恶势力抗争，永远不会被生活压倒的独特形象。
 面对人类中的压迫者，财喜敢于抗争。乡长催逼病中的秀生去筑路，财喜先和他讲道理；看到乡长蛮不讲理，财喜便强行将他赶了出去；对乡长要“报局”的威胁，他毫不惧怕，“随他去，天塌下来，有我财喜！” ①
 小说对财喜与秀生妻、与秀生的特殊关系的描述，彰显了他个性中的特色。他认为病弱的秀生与壮健的秀生妻这一对儿真不般配。为秀生考虑，他对自己与秀生妻的关系感到有些疚悔，觉得自己“十二分对不起这堂侄儿”，但他又并不认为自己和秀生妻有多大过错。在他看来，“一个等于病废的男人的老婆有了外遇，和这女人的有没有良心，完全是两回事。”②秀生妻尽了做妻子的本分，“除了多和一个男人睡过觉，什么也没有变”③。他也不认为自己这种鬼使神差的“乱伦”行为有多么大逆不道。在财喜身上，人的自然本性战胜了封建伦理观念。
 “农村三部曲”中的青年农民阿多正直、善良、不迷信、充满活力，对现实不满，勤劳而不死做，在困境中能保持乐观精神和强烈的斗争精神。
 阿多思维活跃，容易接受新事物，视野开阔。他对社会不公有深刻认识。他没有狭隘的小农意识，清醒地认识到贫穷农民的死对头是“镇上张财主”这样的土豪劣绅，不论是本地的穷人还是“那班种‘荡田’的客籍人”，都是深受张财主的压迫，因而他坚决反对为坟上丢了树的张财主去“起赃”。这些表明阿多具有朴素的阶级意识，认识到了天下的穷农民命运是相同的。最可贵的地方是阿多找到了造成自家和村里人贫困与不幸的根源，即这个社会。他对社会问题独到的认识和勇于反抗的精神与行动，给农民们指引了一条出路，具有警醒人心的作用。
 作为承载茅盾政治理想的人物形象阿多，由于受作者生活体验的局限，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概念化倾向，这主要表现在《残冬》中。财喜是茅盾理想中的“一个真正的中国农民的形象” ④，也是现代文学中一个比较独特的人物形象。事实上，当时中国农民中确实不乏具有一定觉悟、敢于反抗的斗士，就像阿多、财喜，中国革命胜利的希望就在他们身上。
 二、在挣扎中生存的悲剧人物
 茅盾农村题材小说中最成功的人物形象，是以老通宝为代表的那些迫切希望改善自己的生活、在艰难困苦的境遇中苦苦挣扎却又难以摆脱失败命运的悲剧人物。其中老一代农民老通宝的形象刻画得最为丰满，有血有肉，具有典型意义。这些悲剧人物的遭遇既能引起读者的同情，更控诉了当时社会的不公。
 老通宝有改善自己生活的强烈愿望。曾经有过的“发家史”，使他不甘心就此败落下去，总幻想着通过自己的劳动和老天的帮忙，能还清旧债，过上好日子。这种改善生活的愿望是人类的共性，是一代代中国农民普遍具有的，在老通宝身上表现得更加强烈。首先，这个愿望始终潜藏在老通宝的内心深处。看到才过清明“桑拳上怒茁的小绿叶儿”，老通宝就“有几分惊异，有几分快活”，联想到自己成家那年蚕花的丰收，老通宝“被穷苦弄麻木了的老心里勃然又生出新的希望来了” ⑨。第二，为了实现这个愿望，老通宝多大本钱都肯下。第三，在遭受春蚕丰收成灾的打击大病一场后，这个愿望的强烈程度依然不减。无数中国农民一生苦苦追求的靠劳动改善生活的愿望，在老通宝身上强烈地表现了出来。
 老通宝勤劳、节俭。他的勤劳贯穿小说始终。《秋收》中断粮多日后，看见锅里的南瓜“干渣渣地没有汤”，竟气得“灰青的面皮有点红彩了”。老通宝一生勤劳和过分的节俭，依然逃不脱负债、破产的厄运，暗示出了他不幸命运的社会根源。
 老通宝具有中国老一代农民的通病——顽固、保守。老通宝对待洋货的态度，体现了他的保守与固执。在蚕种的选用上，即便有了前一年的教训，全家人又都主张用洋种，他还是决定多一半用土种，只允许用一张布子的洋种。他说肥田粉是毒药，怀疑洋水车里有泥鳅精。当稻田里用了肥田粉，稻子壮起来时，他不再说是毒药了，却“还是不肯承认肥田粉的效力”。
 值得一提的是，老通宝之所以痛恨洋货，除了因为顽固、保守之外，更在于他对洋货使自己破产有比较清楚的认识。他相信“铜钿都被洋鬼子骗去了”，虽然“不很明白”“洋鬼子怎样就骗了钱去”，但他“明明看到自从镇上有了洋纱、洋布、洋油，——这一类洋货”，自己的家产就变小、变做没有，而且负了债。所以他从内心对洋货怀有仇恨。他凭着“活了六十岁，反乱年头也经过好几个”的经验来分析和对待眼前的事物。他隐约地觉察到，世界之所以“越变越坏”，都只因为有了“洋鬼子”的缘故，因此他不仅痛恨“洋鬼子”，而且仇视一切带有“洋”字的东西。他热爱劳动，相信只有田地和蚕花丰收，才可能使他们的日子变好。他也相信命运和鬼神，虔诚地遵守，而且要他的儿子阿多也遵守养蚕时的一切禁忌。时代变了，周围环境变了，而他的思想却一直未变，这是他成为悲剧性人物的一个重要原因。
 老通宝的迷信是茅盾重点刻画并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的。他“有几分相信”陈老爷家冤鬼投胎”。特别是育蚕过程中的那一头大蒜，集中表现了老通宝的迷信。“窝种”的第二天，当他按照惯例把一头涂上泥的大蒜放在墙角边时，虔诚地“手也抖了”。后来他偷眼看一下那头大蒜，“心里就一跳”，竟“不敢再看”。当育蚕正常进行时，并没有像大蒜预示的那样，他悄悄地把那个决定命运的大蒜头拿起来看，还是“脸色立刻变了”。为了怕洋水车里的“泥鳅精”把水收回去，竟在地里看了一夜。在对荷花的态度上，同样表现了他的迷信思想。他认定荷花是个不吉利的人，说荷花是“白虎星”，“惹上了她就得败家”，因此不让儿子阿多跟她说笑。他听说荷花偷偷进了自家的“蚕房”，气得直跺脚。病愈后第一次看到的外人竟是荷花，这又让他觉得不吉利。
 老通宝所表现出的逼真的农民心理，使这一人物形象真实可信。茅盾对老通宝大量采用心理描写，揭示了一位老农民的内心世界。由于干旱，“田里那些壮健的稻梗就同患了贫血症似的一天一天见得黄萎了。老通宝看着心疼，急得搓手跺脚没有办法。” 真切地表达了老农民对庄稼的感情。夜里听见“簌簌的响声”，“便以为是在下雨了，他就一骨碌爬起来，到廊檐口望着天。”这样折腾了三次，整夜没有合眼。老农民久旱盼雨的心情表达得真切感人。知道荷花家有烧饼，“光景是做强盗抢来的吧！” 老通宝说出这句过头话后，心里便为“平白地诬人‘强盗’” 而不安。这里既有不愿平白诬赖人的老实、本分心理，也有胆小怕事的成分，表现得真实可信。
 茅盾农村题材小说还塑造了一系列三十年代中国农村妇女形象。这些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最底层的农村妇女，在经历和男人们一样的不幸的同时，还要忍受更多一重的压迫与折磨。《水藻行》中的秀生妻，《当铺前》中王阿大的老婆，或陷入极端贫困下的惨痛境地，或忍受封建夫权的折磨，或遭受社会的歧视，她们的命运更深刻地揭示了旧社会的不人道，更令人同情，发人深思。
 《水藻行》中的秀生妻是深受封建夫权压迫的农村妇女形象的代表 。由于秀生的身体“等于病废”，强健的她与财喜产生了两性关系，还怀了孕。这是身体健康的正处于青春期的秀生妻正常的生理需求，但她不认为自己没有过错。她总是忍让，虽然在财喜看来，“这么一个壮健的，做起工来比差不多的小伙子还强些的女人实在没有理由忍受那病鬼的丈夫的打骂” ⑤，但“她承认自己有对不起他的地方，她用辛勤的操作和忍气的屈服来赔偿他的损失。⑥” 除了和财喜的关系，秀生妻“什么也没有变，依然是秀生的老婆，凡是她本份内的事，她都尽力做而且做得很好” ⑦。她一心一意照顾丈夫，拼命阻拦秀生，不让他带病去筑路，为此不惜以怀孕的身躯，忍受秀生胡乱的揪打。这一方面表现出了秀生妻的善良，另一方面揭露了比男人多受一重封建夫权压迫的妇女的悲哀。
 《当铺前》中的王阿大的老婆，是一位由贫穷而造成的人间惨剧的直接受害者。小说对她着墨虽然不多，但那个怀抱饥饿的孩子，披着丈夫剥下来的破烂夹袄，困守在家中等待男人当衣服买米回来的女人的形象，却能在读者脑海里留下抹不去的印象。她的悲惨遭遇，浓缩在王阿大准备拿去当掉的一叠旧衣服里：自己刚刚脱下来的半新的棉袄，还留着身上的热气和汗臭；一身从活活饿死的十三岁的大女儿尸身上剥下来的蓝棉绸的棉袄裤，一条“她现在看见就要掉眼泪”的花洋布女裤——那是她给人家做奶妈向女主人讨来的，就为着做奶妈挣几个钱还债，她“硬着心肠溺死了自己第二胎的女孩子”。看着这些记录一家人惨痛的生活史的衣服，丈夫哭了，“女人却不哭，睁大了眼睛发怔。她的心就像冰冻住了似的”⑧。作为一个女人，作为一个母亲，孩子是她的心头肉。王阿大妻子的两次丧女之痛，在读者心中唤起无限的同情，同时必然会引起人们对造成这一系列惨剧的社会的强烈不满，进而产生变革社会的要求与行动。
茅盾笔下这些农村妇女的悲惨、悲苦使人产生压抑的感受，在这种压抑的情感状态下，更能使人产生深沉的反思。
早在五四时期，茅盾从文学与人的关系这个命题出发，对中国传统文学和西方近现代文学进行了大量的比较考察，指出中国旧文学是以“礼”或“理”为本位、无视人和人生的“非人的文学”，进而提出了“人的文学”观念。他主张文学应以平民为本、以国民为本、以人类为本；反对把文学作为个人“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提倡“综合表现人生”；要求创造出性格复杂的典型人物。
 茅盾农村题材小说通过对农村人物的抗争性、顽强性和劣根性等方面的描写，塑造出具有典型的人物性格，揭示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村破产和农民不幸的根源，是帝国主义经济入侵和封建势力盘剥，抓住了社会矛盾的实质。作者同情农民的不幸遭遇，努力唤醒他们的觉悟，力求使农民正确认识造成自己不幸的根源与生活出路的所在。同时，实现了他以文学手段改造社会的政治理想，为现代文学的人物画廊增添了精彩的一页。

参考文献：
1、宏聪、范伯群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  武汉大学出版社
2、志浩主编《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讲》[上册]   高等教育出版社
3、王克俭主编《茅盾小说选》海南国际新闻出版社
4、田仲济、孙昌熙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修订本]   山东文艺出版社
5、傅光明选编《茅盾小说》  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
6、朱德发《现代理性话语：茅盾“人的文学”观念建构》（《文学评论》200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