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治阶级的统治政策对当时文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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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时期的文学创作都会受到时代、社会、政治等的影响，从而表现出发展变化的阶段性。而不同的统治者所秉信的统治政策，往往是当时文学是否兴盛以及主流思想方向的重要因素。当时社会的世态就成为了文学作品的主要反映内容，但统治政策却能决定其表现方式的直接与否。
在此，我将选取历朝历代中具有代表性的现象进行具体分析。
　一．秦严酷的统治政策与《史记》的诞生
1．秦统治者的严酷文化政策对文人的摧残
秦朝统一后,在思想文化专制的高压政策之下,秦朝的士人阶层面对政治环境的强烈变迁,主动或被动地做出了不同的秦朝文化政策抉择。他们或者依附于秦王朝,蜕变成为专制君权的奴仆与工具;或者选择避害祛祸、明哲保身,以保全生命、待机而动;或者远离政治、隐居山林,求得人格的独立和内心的安宁;或者以保存典籍、传承学术为己任,维系学术思想的传承;或者挺身而出,参加反秦起义,为灭亡暴秦而奋斗。不同的选择,反映了士人阶层面对专制政权的不同态度和不同策略。他们的每一种选择,对后来的士人处理其与封建皇权的关系,都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2.《史记》的历史地位及其对当时社会的反映
《史记》的文采历来为我国文学界所称颂，它开创了我国传记文学的先河。司马迁像一个出色的画家，以他那十分传神的画笔，为我们勾画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画像；又像一位善于捕捉瞬间的雕塑家，以他那锋利的刻刀，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个风采各异的雕像。
　　在《史记》这座人物画廊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历史上那些有作为的王侯将相的英姿，也可以看到妙计藏身的士人食客、百家争鸣的先秦诸子、“为知己者死”的刺客、已诺必诚的游侠、富比王侯的商人大贾，以及医卜、俳优等各种人物的风采，给人以美的享受和思想上的启迪。
司马迁创造性地把文、史熔铸于一炉，为我们写下了一部形象的历史。所以，鲁迅先生称赞《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正因为如此，在中国古代浩瀚的史著中，《史记》拥有的读者量是首屈一指的。
秉笔直书，是我国宝贵的史学传统，司马迁的《史记》对此有很好的发挥。所谓秉笔直书，就是史学家必须忠于历史史实，既不溢美，也不苛求，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撰写历史。《史记》明确表示反对那种“誉者或过其失，毁者或损其真”的作法。
3.文人代表人物司马迁对执权者的态度
对于先秦的法家和秦代的暴政，从感情上司马迁是愤恨的，但他做到了不因憎而增其恶。相反，对法家的改革和秦代统一中国的历史作用，他都予以充分的肯定。正因为司马迁的实录精神，才使《史记》以信史闻名于世。　司马迁也很重视物质生产活动在历史上的作用，把经济状况同政治上的治乱兴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还强调总结历史经验。提出以史为镜、鉴往知来的思想。由于司马迁在历史编纂学上的伟大创造精神，他的进步的史学思想和严谨的治史方法，使《史记》成为我国史学史上一座巍峨的丰碑，司马迁也赢得了“中国史学之父”的美名。
《史记》第一次把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包容在历史学的研究范围之内，从而开拓了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推动了我国历史学的发展。由于纪传体可以容纳广泛的内容，有一定的灵活性，又能反映出封建的等级关系，因而这种撰史方法，为历代史家所采用，影响十分深远。
二．少数民族执掌政权对社会主流文化的影响典型代表——清朝
1.清政权的统治政策
清代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也是古代文学史上最后一个重要的阶段。诗、词、散文、小说、戏曲都取得了重要成就。但由于清朝统治者的满族人身份，使其文化政策明显不利于汉人，其具体体现在满人对中华文化的摧残；其二，“黄雷李二曲顾亭林傅青主等遗民故去之后”，在清政府文字狱的威慑下，“清代鸿儒或是成为四库馆臣，或是逃到训诂考据里去”，“知识分子没有了独立的思考，内心的反省，新时代里产生不了与之相应的新思想”。而清朝统治者对于“中华文化”的态度则表现为：恢复科举取士制度；“祟儒重道”基本国策的实施；“博学鸿儒”特科的举行；图书的访求与编纂；由尊孔到尊朱。其本质无疑是对汉族文人的摧残。
顺治、康熙时期的文学清朝统治者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镇压了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农民起义军,消灭了南明政权，残酷地屠杀反抗的汉人。为了巩固统治，清王朝对于知识分子，严禁结社，大兴文字狱。表面上，内阁六部，满汉官员分设复职,实际上,权力掌握于满族议政王大臣之手,最后裁决于皇帝,形成带有种族歧视的封建专制。国内地主阶级的剥削制度依然存在，初期又有朝廷亲贵与旗兵的大规模掠夺汉人土地的“圈地”行动。这一切，形成了统治者和汉族及各族人民之间的尖锐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但同时，清朝统治者又采取一些缓和矛盾和怀柔笼络的措施，如经济上免除明末加收的“三饷”；奖励垦荒,屡次豁免灾区的多年赋税;康熙亲政以后,下令禁止“圈地”;改进明朝的“一条鞭”地丁税收制度，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使农民减轻负担。在政治、文化上，继续推行科举考试，另开博学鸿词科，以功名利禄笼络知识分子，提倡程、朱理学，宣扬纲常名教，以削弱人们的反抗意识。康熙后40年出现了安定局面，促进了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
2.与当局统治政策斗争的进步代表
清初的文人学者，不满统治者的民族压迫和专制统治，较普遍地存在反对清廷的民族思想，有些人还有进步的民主思想。这时期的诗文作家，即以抱有这种思想的明遗民为主体。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三人是这时期最杰出的思想家和学者。他们的散文，以深厚的功力，表现了强烈的民族思想和不同程度的民主思想，超越晚明散文的成就,显示了崭新的面貌;他们诗歌的风骨亦高。重要的遗民诗人，还有归庄、吴嘉纪、阎尔梅、钱澄之、屈大均、陈恭尹等。遗民诗的重要主题，是反映民族矛盾，表现爱国思想；阎尔梅、钱澄之、吴嘉纪又较多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和阶级矛盾。在风格上，也各有特色。
清初的长篇章回小说，如陈忱的《水浒后传》、钱彩的《说岳全传》，通过写前代故事，反映了阶级斗争、民族矛盾，表现爱国思想。但艺术成就较高的，还推蒲松龄的短篇文言小说集《聊斋志异》。它借花妖狐魅等故事,揭发封建吏治和八股取士制度的黑暗,歌颂青年男女对于幸福与爱情的追求。它用流畅的文言文来写，想象丰富，情节生动，引人入胜；善于把非现实世界的人物，赋予浓厚的现实生活的人情味。

3.腐败的政治下的文化政策及当时文化成就
雍正、乾隆时期的文学在康熙后期政治、经济形势上升的基础上,雍正、乾隆时期就进入清朝的“盛世”。被破坏了的明中叶以来萌发的资本主义生产因素，得到恢复和发展，中国的封建经济呈现最后阶段的繁荣。但在清廷夸耀其文治武功都取得胜利的同时,土地集中,官吏贪污，统治者奢侈腐化和穷兵黩武，又逐渐激化暂时缓和的社会矛盾。在文化、思想方面，继续厉行钳制政策：雍正朝的吕留良遗书，乾隆朝的胡中藻、彭家屏等文字狱,仍然株连广泛,刑戮残酷；统治者在提倡程、朱理学之外，又奖励考据学，实际上起着引导文人学者钻入脱离现实斗争的学术研究中去的作用；乾隆朝利用编修《四库全书》的机会，大量销毁、窜改不利于清廷统治的书籍。
长篇小说在本时期放射出特有的巨大的光彩，这就是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与曹雪芹的《红楼梦》两部巨著的出现。《儒林外史》对八股取士的封建考试制度的摧残人才，进行了全面的揭露和辛辣的讽刺，它虽采用夸张的手法，却体现“讽刺的生命是真实”的深刻的现实性。它的具有幽默感而又朴素的语言艺术，也能做到“戚而能谐，惋而多讽”，富有含蓄性。它是中国古代成就最高的长篇讽刺小说。《红楼梦》通过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和贾府由盛到衰的故事情节，反映了官僚地主生活的腐朽，表现了具有叛逆性格青年的民主思想与传统意识形态的冲突，揭示了封建统治阶级和封建社会走向没落的趋势。它通过对日常生活琐事和人物内心世界的提炼描写，塑造了一大群具有深刻典型意义而又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刻画细腻，气氛浓郁，语言优美多姿。它以思想和艺术的伟大成就而成为中国古典小说的高峰。短篇文言的笔记小说，有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袁枚的《新齐谐》等，成就都不及前期的《聊斋志异》。
嘉庆、道光时期的文学乾隆后期政治上的腐败,使社会矛盾激化起来。从嘉庆初年到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之前，社会矛盾继续发展,更加尖锐。清朝的“盛世”趋于没落，中国的封建社会也日益走向衰亡。人民的反抗斗争随着生活的日趋贫困而加强，爆发了白莲教、天理教等的大规模起义。当时的文人，眼看“盛世”面貌的逐渐幻灭，又挣不脱思想上所受的钳制，处在暴风雨前夕的沉闷、窒息的空气中。文坛上有一些小的变化，但蓬勃的气象则已不如前一时期。
经济条件是文学家创作的物质基础条件，而作者的境遇也体现在他们的作品中。但在影响他们创作的最重要因素非政治因素莫数。也许是出于对大好盛世的歌颂，也许是对毫无人性的统治政策的鞭笞，也许是敢怒不敢言，便借他物言此情……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感情流露，也是一抹微型的时代缩影，更透出那个特有的时代所赋予它的先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