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情节对刻划人物性格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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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情节，是人物的动作，是人物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是人物性格的发展史。人物性格决定情节的发展趋向，而情节则影响人物性格的成长。一部情节铺排成功的作品，往往是一部人物性格刻划成功的杰作。
［关键词］情节真实典型

情节，是人物的动作，是人物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是人物性格的发展史。人物性格决定情节的发展趋向，而情节则影响人物性格的成长。一部情节铺排成功的作品，往往是一部人物性格刻划成功的杰作。谈《水浒》，谁都不会忘记那血气方刚、勇武盖世的虎将武松，但他就离不了怒杀西门庆、醉打蒋门神、血贱驽鸯楼等一系列情节的有力铺垫；读《三国》，谁都深深记得那神机妙算、智慧过人的诸葛孔明，他也全凭草船借箭、计唱空城、群英盛会等众多场面的精心描会。因此，情节对于刻划人物性格的重要作用。
一、真实的情节是刻划人物性格的基础
真实是艺术的生命。优秀文学作品的情节，却必定是有不可忽视的真实性。打开中外文学史，无论是精深博大的长篇巨著，或是脸炙人口的短篇佳作，读后总令人有这样一种感觉：里面所写的内容，就如生活本身，实在、逼真，不由人不信。即使读《西游记》、《聊斋志异》，读《神曲》，读安徒生童话诸如此类神奇怪幻的叙事作品，明明知道里面的人物情节皆纯属子虚，却并不因此想到虚幻和失望；相反，却随着这些虚幻的情节而哭、而笑、而悲、而喜，宛然真有那么回事，其原因就在于那些虚幻的情节也是以不失生活真实为前提的。透过虚幻情节的背后，我们可强烈地感受到那隐伏着的种种体会现实和人生理想、愿望与追求。
何谓情节的真实性？就是现象真实和本质真实的融合。是指构成情节的人物行动必须合乎生活发展的逻辑，即合情合理，可能可信，具有现实的同一性。有些作品，明明写的是现实的人生，却全然脱离实际，违背情理；或凭空编造，玄而又玄；或东拼西凑，牵强附会；或漏洞百出，自相矛盾；或主观随意，不着边际。使人一看便觉得假，弊端正在于此。描写我国历史上农民起义战争的古典小说《水浒》，以接受封建朝廷“招安”的情节作结局，历来被文学大家乃至史学大家称为惨重的败笔。“受招安”的结局可能是符合当时历史的某些具体真实，但作为文艺作品反映社会现实，则应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集中、更深刻、更强烈、更带有普遍意义。“受招安”结局之败笔，败就败在未能客观地反映被剥削被压迫阶级反抗封建统治阶级的斗争精神，从而揭示“一切腐朽势力注定要失败，一切进步力量必定胜利”这条历史发展本质规律，歪曲了现实。这就失去了这一情节的真实性。由此可知，要把握好情节的真实性，既要做到现象真实，更要达到本质真实。这是情节真实性最显著、最重要、最根本的标志。
高尔基说：“看不出描述的准确性的地方，那里也就缺乏真实。”情节的真实性，本来就包含准确性。情节的真实性体现在现象真实的两个方面：第一，人物的行动合乎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第二，人物的行动合乎人物性格及人物所处特定环境的同一性。这两点，我们不妨把它们归结为真实情节的准确性。这个准确性，对于刻划人物性格，是个举足轻重的起点。
情节要求的现象真实，规范了作家对刻划人物性格的准确把握，这固然是重要的一面。但如果只涉及情节的合情合理，求解人物性格的“形似”，是不够的。人物性格的塑造，更重要的还在于“神似”的逼真。这就得借助于情节的本质真实，借助于现象真实与本质真实的统一。上述提到的《水浒》“受招安”的结局，由于缺乏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正确看待农民起义运动，歪曲了现实，掩盖了矛盾，失去了本质真实，因而，使书中主人公的思想性格大伤元气，显得“貌合神离”，也就不那么真切感人了。《战争与和平》初稿曾定名为《皆大欢喜》，结局正如书名所示，在一场长达数年的大战争中，小说的主人公无一战死。这自然也是可能的，并不违背情理。但托尔斯泰还是坚决摒弃这个书名和结局，忍着哀痛写了安德烈和别加的牺牲，从而通过战争的严酷、胜利的艰难、人民为之所付出的代价，更生动更逼真地突出了主人公的性格特征，使这部杰作更真实、更有艺术生命力。因此，塑造人物，不但不可无视现象真实，而且更要注重揭示其本质真实，这才是两全其美的“形神兼备”，才能为人物性格的生动深刻刻画打下坚实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任何人物都不能塑造成功。
二、情节的巧设和可感性是成功刻划人物的手段
恩格斯曾称赞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所谓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与情节的具体可感性是相关联的。我们看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常常被其中人物鲜明动人的性格色彩所感染，引起强烈的情感反应，主要原因就在于情节的丰富生动、千姿百态的可感性。
矛盾冲突是情节的基础，是造成生动情节的根本因素。人物性格只有在充满矛盾冲突而又合乎逻辑静规律的情节发展中，才能得到最充分最鲜明最突出最完美的体现。《水浒》中关于林冲性格的描绘，堪称典范。在京城做着八十万禁军教头的林冲，身居高位，金屋藏娇，可谓饱暧无忧，心满意足。出于维护眼前的好光景，他为人本分，安于现状，安分守己，胆小怕事。作品通过“高衙内戏妻”、“误入白虎堂”、“剌配沧州府”、“大闹野猪林”等一系列充满矛盾冲突的生动情节，成功地描绘了林冲从忍气吞声到忍无可忍、走上反抗道路的性格转变过程，写得有声有色，动人心魄。开始，高衙内调戏他年轻貌美的妻子，他忍气吞声；在被发配沧州途中，面对公差百般折磨，他只是叫苦不迭，委曲求存。随着矛盾的层层深入，林冲妥协退让，忍辱求存的性格也就越来越鲜明。由于有了以上矛盾冲突的有力铺垫，所以当林冲得知连他的原先好友陆谦也要赶来加害于自己时，是可忍，孰不可忍？埋藏在他心底已久的反抗性，有如沉睡千年的火山，一下子爆发出来了！他怒刃陆虞候、火烧草料场，投奔深山、走向反抗。随着情节发展的多端变化，人物形象也就得到越来越丰富的显现。
构成矛盾冲突的生动情节千差万别，各式各样；因而人物性格的描绘也就多种多样，各有千秋。董存瑞舍身炸敌堡，阿Q临刑画圈……都以其不同性质矛盾的不同生动情节，描绘出千姿百态、丰富多彩的人物形象。因此，掌握不同性质的矛盾，构成不同矛盾的情节，可以为作家塑造人物性格“广开言路”。熟练掌握事物矛盾性质及变化的规律，是刻划人物的一项基本功，作家千万不可轻视。
矛盾冲突有它的发生、发展、激化、解决的全过程。表现为情节，也就有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局。具备这些情节发展阶段的，谓之完整的情节。平常我们说某某作品故事性强，就是指其写得有头有尾，来龙去脉清楚，矛盾冲突布起有伏，曲折迁回，引人入胜。因此，也可以把情节的完整性称为故事性。有人常把“故事”和“情节”混为一体。当我们使用“故事”这个概念时，较多着眼于一系列具有因果关系、生动具体的事体；而使用“情节”概念，则更多指人物性格的发展。
故事的情节性是作品内容的基本要素，是刻划人物、表现主题的重要依据。中外许多叙述事体文学名著，情节大多很生动，人物刻划很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其中的故事性。一部《水浒》故事勾画出多少生动的人物形象，一部《三国演义》演变出多少鲜明的性格风貌。故事性对刻划人物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除了矛盾复杂这个主要原因外，写法也起着重要作用。同一故事情节，写法不同，往往决定刻划人物的难易成败。以叙述为主，将故事情节融于人物行动的叙述，人物性格就容易鲜明；以描写为主，将人物行动迁就故事情节的发展，人物性格就容易被事件所淹没，流于平淡。多写人物的语言、行动的故事情节，人物性格就鲜明；多作静止的人物解剖、概念式的说明，人物性格就平淡。一般来说，故事性越强，人物性格就越鲜明；反之，人物性格就平暗。故事性强弱是由情节的密度决定并成正比的。可以这么说，情节密度大，就越利于刻划人物性格；情节密度小，则刻划人物性格的可能性也就被大大减弱。如《基度山伯爵》就是这方面成功的例。全书近一百二十章，章章可见戏剧性的纠葛，处处是错杂的纷争，情节密度层层叠叠，曲曲折折。这样，就给人物活动提供广阔的天地，借以驰骋其间，使人物性格得以处处发光、放彩。
情节由一个个场面连贯而成，场面里通常又包含许多细节。细节是对人物事件、环境的具体细微的描绘。任何动人的情节，成功的人物，都必须依靠一定的细节来体现。有了细节描写，人物性格才愈加具体、鲜明、生动、丰满。《红楼梦》以细节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技巧就相当高明。数以百计的人物，千变万化的生活场景，千丝万缕的瓜葛纠纷，如果能从宏观方面拿总归宗，条分缕析地表现人物，突出主题，已是相当不易的了。然而，作者并不以此满足。他不仅善于从故事情节的发展过程中，从矛盾冲突中去描写人物，而且还善于利用日常生活的细节来突出人物个性特征。例如第四十回写刘姥姥筵席逗趣，真是精妙绝伦的神笔。这里写到大家被刘姥姥逗得哈哈大笑，真是形态各别：有的笑得“一口茶都喷出来”，有的笑得笑得“手里的茶碗却全在迎春的身上”，有的笑得“口里的茶喷了探春一裙子”……一句话，笑出了个性特征！真是绘声绘色、惟妙惟肖，恰如现实生活中一幅人物百笑图活灵活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应当明白，细节的运用，绝不是纯技巧性问题。关键来自作家对现实生活的细微观察，对社会矛盾的透彻分析，对人物性格的熟练把握。总之，没有丰富、生动、巧妙的情节和组成情节的细节，想刻画出成功的人物，也是不可能的。
三、情节的典型性是刻划人物性格的关键
霍桑的《红字》、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伏尼契的《牛虻》都曾勾勒过披着宗教外衣的衣冠禽兽的嘴脸——
海丝特因犯通奸罪而被示众，一个青年牧师上前去“开导”他供出奸夫，然后奸夫不是别人，正是那“开导”她的人。吉普赛女郎爱斯米拉达，不幸被诬造杀死她的情人，送上了断头台，而嫁祸于她的，却是不择手段想占有她而妒火烧心的圣母院副主教弗罗洛。满身伤痕的“牛虻”被关在狱中，被甫蒙太尼里出于对私生子之爱，曾用不断的泪水、令人心碎的语言企图“拯救”他的灵魂，可是最终同意判处“牛虻”死刑的，就是这个反动教会头子，“牛虻”的生身之父。这几个情节，把主教、神甫、牧师的虚伪、肮脏、卑鄙、残酷的丑恶灵魂，揭露得极其深刻、充分，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概括，从而入木三分地揭示了封建教会的黑暗、腐朽、反动的本质及其必然灭亡的命运。由此可知，情节刻划人物的重要性只用真实性、可感性来说明仍有重大不足，情节还要达到高度的典型性。人物性格的刻划，不仅要求情节真实可信，引人入胜，而且还要求把人与人、人与环境相互的矛盾典型化，“用最小的面积惊人地集中了最大量的思想”，从而塑造出个性既独特丰满、又能反映社会现实某些本质的典型人物。情节典型化，乃判断刻划人物成败高低的最高标准。
典型性是艺术形象的基本特性，也是情节的基本特性。情节的典型性，或者典型的情节，是说这一情节有它的代表性，它可以反映某一特定时代或社会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局部个别，代表一定范围内社会生活的真实面貌。应该从这样两方面来理解情节的典型性这一含义：典型情节应是个别的，独特的；另一方面，这个个别独特的情节又能概括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和规律。情节的典型化，就是情节所描绘对象的个别性和普遍性，现象和本质高度统一的过程。
典型情节是最富有性格特征的行动，是人物思想本质的集中表现。黑格尔在《美学》一书中曾就关于环境造成人物性格问题有过这样一段论述：“生活情况，行动和命运的总和固然是个人的形成因素，但是他的真正的性格，他的思想和能力的真正核心却无待于它们而能借一个情境和动作显现出来，在这个情境和动作的演变中，他就揭露出他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作家创造典型情节就是为人物寻求这种：“情境和动作”，制作“这个情境和动作的演变”，使人物的思想性格从中得到充分、完美的“显现”——个别性和普遍性，现象和本质的辩证统一。
鲁迅小说众多具有高度艺术概括的性格典型，正是严格按照情节典型化这一艺术规律创造出来的。“狂人”、阿Q、祥林嫂、闰土、孔乙己……一个个既丰满又精练，可谓以一当十。然而其永恒、强大的艺术魅力之一，即来自情节精细的选择，高度的集中，精炼的概括，百倍的浓缩，有机的凝聚。如孔乙己这个典型，其原型一个来自作者的本家——近乎流氓的四七、一个来自穷愁潦倒的破落子弟——“孟夫子”。这样的人和事，在当时社会里，微不显眼、淡似流水，多如牛毛。但是，这些在世人看来极平常极普通不过的人和事（生活素材），经过鲁迅的妙手一点：“孟夫子”常到威享酒店喝酒闲扯，变成了孔乙己常受到酒客的潮弄以及他的“窃书不算偷”的涨红脸的争辩，表现了封建时代下层知识分子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笃信不悟；四七时常骂人遭打，被移植到孔乙己身上，遭打的原因都是偷了丁举人家的车……这些，都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知识分子受科举制度毒害之深。这一连串经过鲁迅惨淡经营、广提细炼的艺术情节，多么富于典型，与生活素材相比，真有天壤之别。它摈除了素材中非社会性的偶然因素和假象，在情节与生活本质之间建立起强有力的艺术关系和联系，使情节典型化，从而完成“人物思想性格”在“情境和动作的演变”中的“显现”，塑造出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千古不朽的性格典型——孔乙己。这样，使我们从一个孔乙己的遭遇，看到了千千万万个孔乙己的命运，看到了在个别、偶然的现象掩盖下的当时社会的黑暗和腐朽；同时还告诉我们这样一个真理：只有推翻万恶的封建统治，象孔乙己之类的知识分子才有根本的出路；只有推翻一切阶级压迫和剥削，知识分子才有光明的前途。这就是情节典型化对于刻划人物的首屈一指之艺术功力。通过情节的典型化，“从他们的时代的五脏六腑孕育出来的”。情节的典型性使人物性格闪出了高光点；情节典型化是人物形象的聚光镜。典型情节，通过个别反映一般，现象反映本质，将艺术美与思想美融合起来，使人物性格得到了高度的升华，充分的体现，完美的统一。
典型问题基本上是个性化的问题，是在个性化基础上的个性与共性的有机统一。典型情节的最重要特征，首先在于它鲜明的独特性、个别性。舍此，便无法开始进行高度的艺术概括，无法创造出个性化、独特化和概括化、本质化辩证统一的艺术生命——典型性格。因此，作家在情节典型化过程中，应首先从把握人物的个性入手，从提炼最能揭示人物个性的典型情节去进行艺术概括，从一粒沙看一个世界，才不至于本末倒置，犯艺术创作之大忌。
以上，从情节的真实性、可感性、典型性三个方面论述了情节对刻划人物的重要作用。应当说明，情节这三个方面的性质特点的差异是相对的，是比较而存在的。真实的情节本身就包含着生动感人的成分，生动感人的情节不会没有典型性，而情节的典型化又离不开情节的真实和生动。总之，三者是相互联系的统一体。在刻划人物的过程中，三者参差错落，互相配合，渗透其间，并无泾涓之分明，关键在于作家的运用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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