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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莉的市民化写作
 
 引子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坛的创作精神不断分化着，作家们逐渐从一种“共同的话语”世界中分离出来，他们的写作立场、精神追求、艺术表现形式更属于个性特征，各自构建着自己的写作空间。池莉在分化中确定了自己的创作道路，她的写作充满了对生活的思索。这种思索来自实实在在的现世生活，来自池莉自身对生活的反复咀嚼和不尽的体恤。她不断在自己的创作中注入新鲜的时代生活之流，从而逼近于生命的真实。通过不断地对艺术个性的自觉追求，对人生此在的质询，池莉逐步在盘旋与嬗变中形成属于自己的风格，走向成熟。
 
 “我非常明确地告诉自己：“一个时代结束了，新的时代开始了。”《烦恼人生》使她的生活和写作柳暗花明。池莉把这个过程称之为“自我的撕裂”[ 池莉：《说与读者》，《池莉文集》第2卷。]。并为自己的创作进行了一个新的定位：题材上是“市民的”——紧贴平民最真切的琐碎生活，实现关注平民，真实写作平民生活，为平民呐喊。
 一、池莉自称“小市民”。
 “我是一个小市民，我要歌颂小市民”，在1991年底《长江文艺》、《小说月报》、湖北省作协联合召开的方方、池莉作品研讨会上，池莉当众如是说。“小市民”这个词在当代中国往往带贬义色彩，而池莉用以自况，其用心是良苦的。因为自身就是一个普通人。“因为无法选择而住在没有交通没有医院的郊区；看完病租一辆三轮车任车夫随意敲竹杠；医生可以爱睬不睬和朝你发脾气——我想不承认自己是个普通小市民也不行，事实就是如此。”[ 池莉：《我坦率地说》，《池莉文集》第4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第222页。]的确，日常起居，油盐酱醋，这些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构成了我们日常生活的全部。因此，“小市民”这一称呼更多的是池莉对自己当时生存状况的一种基本定位，扩及平民即为关注全体普通人的琐碎生活。
 二、池莉认可的“市民”。
 对于“小市民”的理解，池莉是独特的：
 “……赤裸裸的生与死，赤裸裸的人生痛苦将我的注意力引向注重真实的人生过程本身，而不是用前人的给我的眼镜去看人生。
 ……在《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中，我写了一个公汽女司机燕华，有人认为她是一个苛活的小市民，可她完全是女英雄“娟兰”生前的真实写照。……50年代即使周恩来买毛巾也要凭票，所以周恩来也是市民，他过的是市民生活，我书写的就是这样的市民状态。他们的精神修养、生活方式、认识世界的方式就是一种市民的方式。所以我说我是市民，而且是个小市民。这个小没有贬意，就是微小的意思。……[ 李骞、曾军：《浩瀚时空和卑微生命的对照性书写——池莉访谈录》，《长江文艺》，1998年第2期。]”
 在池莉的理解中，“小市民”仅仅是指普通市民。其“小”是微小的意思，丝毫没有一般理解中“小市民”所带的贬义。而她也就是这样沉入到真实的人生，用小市民的眼光写小市民的生活。并且，她眼中的小市民生活并非写平庸的生活，而是伟大寓于平凡、不平凡的事，这些却正是由平凡的小市民做出的。她说“雷锋就是一个小兵。如果他复员的话，就是一个普通的小市民，他专做好人好事，都是扶老人过马路，替战友洗袜子之类。他平凡极了，可他又伟大极了。时代不同英雄不同，在我们今天的时代里，伟大便寓于平凡中，因为现在没有碉堡可炸了。”[ 池莉：《我坦率地说》，《池莉文集》第4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第223、224页。
-1-]而活却是不容易的，要忍下去活下来，该做的事情要做，就是一种对生活的巨大抗争。而在当代生活状态下的“不屈不挠的活”成为池莉极力书写的对象，活的能力也成为池莉衡量其笔下人物价值的标准。
 三、池莉笔下的各式市民。
 1、推崇庸俗坚忍的市民群像。因为“活”的不容易，“我创造出了一系列美好的形象，主人翁个个都能受挫而不馁，虽有痛苦，虽有曲折，但最终自有完善的境界。”[ 池莉：《也算一封回信》，《中篇小说选刊》，1988年第4期。]因而在池莉的前期小说世界中塑了不屈不挠生活着的人们。如《烦恼人生》中的印家厚是池莉塑的第一个在生活之网中挣扎而向生活归顺的男性形象，生活粗糙的表面打磨掉了应有的激情与幻想，他逐渐学会隐忍节制。池莉也凭借印家厚这个形象诠释了传统文化“知足长乐”一词的深刻内涵。
2、摒弃尴尬落伍的知识分子。在池莉心目中，她褒扬着心目中的市民，知识分子则成了市民形象的对照，并把知识分子塑造成受贬抑的反面形象。如《白云苍狗谣》里描写的流行病研究所——一个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上至所长，下至普通医生、护士如何努力学习“做人”，全然不顾“做事”的故事。在《你是一条河》中则借嫂子之口表达了对知识分子虚幻、不近实际的生活态度的否定。但是池莉这样摒弃知识分子的实质不过是要把他们从不切实际的虚幻的美好的“心造幻影”中还原，让他们在凡俗的尘世中，在与现实的摩擦中逐渐认识自我，努力完成到普通人的转变。
 总之，借助文本池莉告诫了我们：这就是生活，你无法逃避的生活，尊重和默认现实吧！
 四、平凡市民生活的真实书写。
 1、市民日常生活的悉心描绘：琐碎——自适
 池莉曾一次又一次地强调：“正因为我深知我自己所知有限，所以不敢对我不知的一切妄加评说。所以不敢以我有限的个体生命去轻率地承诺重大的质问。所以在任何时候我都不愿意失去现实的分寸感。所以我从来都蔑视没有事实背景的激情与崇高。我的写作仅表达我个人以为的对于生活的准确感知。”[ 池莉：《我》，见《给你一轮新太阳》。
-2-]池莉非常清楚自己写作的优势。她不追求深刻，没有探索重大生命问题的强烈意识，甚至不追求意义，只求写出自己对生活的感知。
 《烦恼人生》之后，纵观池莉的小说，此在的世俗生活是其创作的主源，作品人物的生活舞台已经不再囿于家庭或家族生活的小圈子，而是更多地渗入市场经济的因子。与新写实时期作品在艺术处理上有意淡化或不刻意强调背景因素（前者如《不谈爱情》、《太阳出世》、后者如《烦恼人生》）不同，近期作品大都有一个十分确定的时代背景。这个背景就是当今时代的改革开放，尤其是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发展商品经济的滚滚大潮。确立这样的背景，让她笔下的人物置身于这种确定的社会环境之中，显然不是像“河北三驾马车”那样，意在揭示城乡经济转轨和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的矛盾和问题，而是以这种确定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作为她笔下人物生活和活动的世俗舞台，同时也将世俗生活具体化为充斥于我们这个时代和城乡社会的各种欲望与诱惑，让她和笔下的人物在其中载沉载浮，演尽人生的各种悲欢离合，遍尝世间的万般喜怒哀乐，“以此来显示她的人生哲学应对环境的特殊效用与力量。”[ 於可训：《在升腾与堕落之间》，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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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市民内心嬗变的细腻描绘：受动——主动
 在描画出客观的生活场景同时，池莉也开始将笔触深入到人的内心深处，展现人的心态的迁移与观念世界的嬗变。比如描写经济转型期社会心态的失衡,这种失衡在《不要与陌生人说话》中的徐红梅身上表现得最为严重。徐红梅毕生在计划经济下滥竽充数，是个被计划经济毁了的人,对每一种新事物都不顺眼，对更新过快的生活不适应,于是她故意找茬，以求不满的负面心理能够得到宣泄。这是一种颇具代表性的情绪。平均主义的心理平衡被打破后，在优胜劣汰的实力竞争中收入下降，造成了沮丧心态。
 而社会时机的转变蕴涵着巨大的时间价值，生存环境与氛围的变动势必导致人的精神状态与生活方式的异变，重塑人格特征。现在商品经济则使人们的欲望急速膨胀，暴富者的先例令人们跃跃欲试甚至胆大妄为。池莉所注重的就是人的这种从胆小向胆大的变化，并借此表现社会的进行时态。从新写实阶段的“人生”系列小说中，我们可以发现，池莉倾向于强调人的现实存在的受动性，因而她笔下的主人公更倾向于接受这种受动性的限制，不能充分地发展自己的“自然本性”，发挥自己的“自然能力”，做他们爱做的和能做的事情，但却能在受动的人生中通过自我体验去求取一种心理上的顺应和平衡。相对而言，池莉的近期创作无疑更注重表现人的能动性，更注重描写人在现实生存中的积极能动的生活追求，甚至与中国传统伦理所格格不入的叛逆性。这些人物往往一贯有很强的内在冲动，又常常显得野心勃勃和信心十足，因此显得志得意满、趾高气扬，是人们追慕和艳羡的对象。在这些人物身上，池莉不再像描写印家厚们那样，把他们的人生欲望压抑到最低限度，而是相反，让他们张大他们的人生欲望，发展他们的“自然本性”，发挥他们的“自然能力”，尽可能地使他们的欲望得到满足。在这儿，人的受动性只是池莉为他们设置的一个道德底限，以便从道德上规范过度膨胀的物欲。“正因为有这个终极限度存在，池莉的近作对当今时代过度膨胀的物欲，也因此有一种比较清醒的批判意识”[ 於可训：《在升腾与堕落之间》，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第1期。]。此刻的池莉已不再是那个执著于武汉小市民的生活琐事、婚丧嫁娶、生儿育女的，并自称为“小市民”的新写实作家了，而开始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视角关注社会转型并运用自己的敏锐的洞察力去看待社会并分析社会问题。
 五、依托社会经济的转型，实现市民化写作的趋向成熟。
 从《烦恼人生》的“自我撕裂”开始，池莉作品依托经济社会的转型实现了市民化写作的成熟。
 从1987年发表《烦恼人生》以来，主要写计划经济下几近停滞的人生景观：《烦恼人生》中物质匮乏状态下衣食住行的烦恼，乃至吃喝拉撒睡中无所不在的微扰，耗尽了人们的心力，剥夺了起码的生趣。《白云苍狗谣》中，由于缺乏正当的竞争机制，单位中钻营为癖，懒散成风。《紫陌红尘》中，再单纯的青年，也会为刁钻世故的环境所污染，精神大幅度滑坡……总之，生活像一潭死水，由于淤积不动而自行腐臭下去。近年来，从《化蛹为蝶》、《午夜起舞》、《汉口永远的浪漫》、《云契处》、《来来往往》、《小姐你早》、《不要与陌生人说话》、《致无尽岁月》等作品可以看出，池莉的题材重心，正在发生战略性转移，正在“由静态人生素描，转为历史过程、社会变迁等社会动力学研究。”[ 朱青语。]也就是说，池莉，她的感受结构不是封闭、僵化的，而是开放的、无边界的，因而也是有活力的，能与时代共进的。有学者这样讲：“历史上有些作家，不能跨越他所代表的那个历史时代，只能属于一个历史时期。而有些思想不凝固、不停滞的作家，则能与时代共进。”[ 李子云：《净化人的心灵》，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87页。]池莉当属她赞许的后一种人。池莉能够紧紧按住生活的脉搏，随时察觉它在节奏、韵律方面的新变，从而使其作品显示出强劲的生活动感，甚至给人以日新月异、目不暇接的速度感。
 池莉对于社会生活中的变动，确实十分敏感。她曾说：“现在的城市生活无时无刻地发生着急骤的变化，荣和辱、富和穷、相聚和别离、爱情和仇恨等等，皆可以在瞬间转换，这是中国前所未有的历史阶段，希望与困惑并存，使人们的精神世界撞击起了比物质世界更大的波澜。我的小说，便在这波澜中载沉载浮。”[ 池莉：《说与读者》，《池莉文集》第2卷。
-4-]由于池莉这种感知的敏锐性，风起云涌的时代浪潮，流泻于她的笔端。
 
 结语
 总之，作为新写实中坚的池莉其题材选取及关注层面主要集中在作为核心家庭的人的世俗生活，并力图表现凡人在琐碎困窘的俗世中遭遇着个体与外在环境的冲突，尽可能逼近于生命的真实，池莉逐步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市民化写作，并逐渐走向成熟。

参考文献：
1、池莉：《说与读者》，《池莉文集》第2卷。
2、池莉：《我坦率地说》，《池莉文集》第4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第222、223、224页。
3、池莉：《也算一封回信》，《中篇小说选刊》，1988年第4期。
4、池莉：《我》，见《给你一轮新太阳》。
5、於可训：《在升腾与堕落之间》，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第1期。
6、李骞、曾军：《浩瀚时空和卑微生命的对照性书写——池莉访谈录》，《长江文艺》，1998年第2期。
7、李子云：《净化人的心灵》，三联书店，1984年版。
8、童庆炳：《文学理论要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