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红楼梦》中贾宝玉角色的定位

 论《红楼梦》中贾宝玉角色的定位
 
 《红楼梦》是我国文学史上不朽的作品，也是世界文学殿堂的瑰宝，可以称为艺林之奇峰，大师之绝唱。《红楼梦》写了一个恋爱不能自由的悲剧，即贾宝玉和林黛玉、薛宝钗的恋爱、婚姻悲剧。这一悲剧是《红楼梦》全书悲剧的中心事件，而这三个人物，也就成了全书的中心人物。《红楼梦》总共写了四百多个人物，从皇帝、后妃到平民百姓，作为社会群体各层人物，都有涉及。贵族圈，平民圈；主子圈，奴才圈；女性圈，男性圈。大圈小圈，圈圈勾联，构成了一个多采的世界。对所有人物的刻画，作者都是匠心独运，丝丝入扣。各个人物形象同类而不同面，同貌而不同心，各有姿色，各具光彩。全书的中心人物是贾宝玉，不论在贾府，还是在大观园，他都居于众星捧月的位置。他既是主子，又是不安于“富贵闲人”地位的逆子，这一特殊定位标志了他的性格特征。而且全书所有各类人物的故事都是围绕他而展开的。曹雪芹在创作中，用了现实主义的笔法，塑造了具有丰富、深刻的社会内容和巨大艺术感染力的贾宝玉形象。现在，将试着探讨一下贾宝玉这一典型形象的角色定位。
 一、贾宝玉颠覆了传统“仕途经济”的形象定位
 在传统社会的规范中，男子从小便被灌输的思想是“男人应该熟读四书五经，步入仕途，事业有成”，贾宝玉便是被其所属家族寄予厚望的一个人物，贾政等人对宝玉的期望，自然是“正心修身，平步青云，光宗耀祖”。然而，贾宝玉的一生却鄙弃功名利禄，最恨所谓“仕途经济”。这种“不思进取”是与传统社会对男人的要求背道而驰的。在贾宝玉那里，有的只是“风月诗酒”他沉浸其中而自得其乐。
 第五回写贾宝玉跟着秦氏找午睡之处，先进上房，见挂着一幅对联，画为《燃藜图》。画的是刘向勤学苦读，而对联为“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宝玉忙说：“快出去，快出去！”从此处可看出他对功名厌恶到这种地步，谁若劝他走经济之途，他就斥之为“混帐话”，也可见其性情。
 第三十三回中贾宝玉挨了打，薛宝钗在怜惜心疼之余，不免发出了早在外面正经大事上做工夫也不至于有今日这样的训诲。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使他异常反感，慨叹“清白女儿，沾染了禄蠹之气”。贾宝玉对传统男人形象定位的反叛是贯穿《红楼梦》全书的，对儒家文化观念下的“男人应该事业有成”的正统思想的鄙视也是世人皆知的。
 第六十六回，借兴儿的嘴说：“他长了这么大，独没有上过正经学堂。我们家从祖宗直到二爷，谁不是寒窗十载，偏他不喜读书。每日也不习文，也不学武，又怕见人，只爱在丫头里闹。”再则，当史湘云听贾宝玉说不愿意会见贾雨村时，曾这么劝他：“还是这个性情不改。如今大了，你就不愿意读书去考举人进士的，也该常常的会会这些为官做宰的人们，谈谈讲讲仕途经济的学问，也好将来应酬世务，日后也有个朋友。”谁知贾宝玉却一点面子也不留：“姑娘请别的姐妹屋里坐坐，我这里仔细污了你经济学问的。”此种事例在全书里还有许多，象贾宝玉这种：“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潦倒不通庶务，愚顽怕读文章”的纨绔子弟，在当时那种“成则公侯败则贼”的价值取向里，在当时那种社会环境中，当然是得不到正统思想的认可的。
 二、贾宝玉挑战了正常“两性有别”的形象定位
    传统男性社会性别角色中的重要组成之一，便是男性霸权主义，是高高凌驾于女人之上 
的那份“权威”。在贾宝玉生活的时代，男人是社会的主宰，女人是奴仆，是被轻视与奴役的。这种理论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下是被那些所谓的正统人士奉为真理的。在《红楼梦》
中，曹雪芹对贾宝玉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却处处流露出对传统的男性社会性别角色的颠覆。
毫不夸张地说，曹雪芹是具有初步两性平权意识与男人解放思想的作家，虽然，受其时代的局限，他可能根本不知道性别角色是怎么回事。但在他塑造的贾宝玉这一人物身上，凝聚了男人解放思想所信奉的诸多理念，这一封建贵族阶级的叛逆者形象，同时又是传统社会性别角色的叛逆者。让我们试以男人解放的视角，重视审视一下宝玉的形象。
 贾宝玉对男尊女卑的观念进行了大胆的挑战，把他的全部热情和理想寄托在那些纯洁的女孩儿身上。他认为“天地间灵淑之气只钟于女子，男儿们不过是些渣滓浊物而已”。他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得浊臭逼人。他与女性交往的平等观，以及对女性的爱护，通过许多细节表现出来。
 第二十一回，宝玉用湘云洗过脸的水洗脸，这绝对是传统的“大男人”形象所不容的。对于社会地位低下的女性，宝玉同样没有身为男性或“主子”便高人一等的概念，如晴雯爱吃豆腐皮的包子，他便特意给她留出来，还在天冷时为晴雯捂手；又如第二十回中，宝玉替麝月篦头；再如芳儿梳头，宝玉“忙命他改妆，又命将周围的短发剃了去，露出碧青头皮来”。这些细节都可见到他关爱女性的细腻之处。  ”
中国传统的社会性别角色对男女差异有着明确的规定，男人的“阳刚”对应女人的“阴柔”。为了塑造这一不同的性别形象，男性和女性在幼年的游戏内容上便有区别，而贾宝玉却要打破这区别。第六十二回，香菱等人斗草，“可巧宝玉见他们斗草，也寻了些花草来凑戏”。这种女孩儿们的游戏，荣宁二府中，恐怕也只有宝玉这一个男性会热衷参与。爱美一向是女人的专利，男人爱美会被看作“女孩儿气”，受到轻蔑。但贾宝玉却喜欢戴精美的绣袋，穿漂亮的衣服。且看第三回中贾宝玉第一次出场的外貌描写：“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鬓若刀裁，眉如墨画，面如桃瓣，目若秋波。虽怒时而若笑，即嗔视而有情。”活脱脱一个阴柔的样版。至于喜欢吃女孩子的胭脂，更是将这份阴柔演绎到了极至。 
  贾宝玉被公认为多情公子，而这多情，也恰是男人的阳刚形象所不容的，是贾宝玉对传统男人性别角色的另一背叛之处。 
 三、贾宝玉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形象定位
 贾宝玉的民主主义思想，首先表现在他的“爱人”上，即对于有些寒素和微贱人物的爱慕和亲近，尤其是他对于女孩子的特殊的亲爱和尊重。从积极方面意义看，实际上反映了人性解放、个性自由和人权平等的要求，实质上也就是人道观念和人权思想，就是进步的民主主义精神。贾宝玉这种思想是和封建主义原则正面抵触的，它直接破坏着封建秩序。贾宝玉待人接物的态度，也总是否定封建社会的礼法观念，主张听任各人按照自己的意志和心愿去自由活动。
 第四十回贾母、王夫人和众姊妹商议给史湘云还席。贾宝玉因说：“我有个主意。既没有外客，吃的东西也别定了样数，谁素日爱吃的，拣样儿做几样。也不必按桌席，每人跟前摆一张高儿，各人爱吃的东西一两样，再一个十锦攒心盒子，自斟壶。岂不别致？”这意见立刻为贾母所接受。
 第三十六回写“情悟梨香院”的一段，贾宝玉兴冲冲去找龄官，因素日和女孩子玩惯了，只当龄官也一样，央她唱一套《牡丹亭》曲子。不想龄官见他坐下，忙起身躲避，正色道：“嗓子哑了。前儿娘娘传进我们去，我还没有唱呢。”宝玉见此景况，从来未经过这样被人弃厌，自己便讪讪的，红了脸，只得出来了。后来看见贾蔷那样体爱龄官，龄官又那样自爱并爱着贾蔷，他就悟出“人生情缘各有分定”的道理。他是完全尊重龄官的个性、意志和她与贾蔷的关系的。他平日和姊妹、丫环们一处，也总是尊重别人的意见，很少拿自己的主张；
更不想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意见。
 在丫环们跟前，贾宝玉不但没有主子的作风，反倒经常服待她们；并且受她们的排揎，
不以为忤。正如袭人说的：“你这个人，一天不捱两句硬话村你，你再过不去。[第六十三回] ”麝月甚至这样“村”他：“你偏要比杨树，你也太下流了！”［第五十一回］傅家婆子议论他：“一点刚性也没有，那些毛丫头的气都受得了！”［第三十五回］。在贾宝玉这种思想影响下，怡红院关起门来，除了袭人作些梗，可说是个没多少封建礼法观念的民主自由的世界。第六十三回描写“寿怡红”，林之孝家的走后，丫头们要为宝玉安席，贾宝玉笑道，“这一安席，就要到五更了。知道我最怕这些熟套，在外人跟前不得已的，这会子还怄我，就不好了。”众人听了，都说：“依你。”于是先不上坐，且忙着卸妆宽衣。出现了“吃酒从未如此者”的场面。尤其姊妹们散后，简直弄得“无法无天”。但他觉得称心如愿，无比的快乐。袭人也说：“昨日夜里热闹非常，连往日老太太，太太带着玩，也不及昨儿这一玩。”这话从袭人这样思想的人说出来，可见她们这些处在被压迫地位的女子们都是喜爱这种无拘无束的自由生活方式的。所以平儿说：“还说给我听，气我！”
 从这些颇具规模的初步民主主义思想看，当时封建主义社会秩序为一个统治阶级的儿子所安排的道路，贾宝玉当然不能遵循。除了家庭中晨昏定省而外，一切应该参加的交游和礼节，他都不愿参加，尽力逃避。这是明显的事，他和处于被压迫地位的女孩子们的纯真自由的世界，与居于统治地位的庸俗腐朽的男子们或利欲薰心的士大夫们的世界——这两个世界在贾宝玉的具体生活环境里是尖锐地矛盾对立着的。对这两相矛盾对立的生活道路加以抉择的问题，早就提到贾宝玉的面前。自幼虽经家长训诫逼迫、袭人和宝钗等规劝，他却利用衰朽制度和腐败社会的空隙，极力抗拒逼来的压力。他批评“读书上进的人”是“禄蠹”，把一切男子都看成“浊物”，把所有士大夫都骂为“国贼禄鬼”。
 关于贾宝玉的形象，作者在第三回有过概括而形象的说明：“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潦倒不通庶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怜辜负好时光，于国于家无望。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言纨绔与膏粱，莫效此儿形状。”在这首《西江月》词中，作者赋予贾宝玉最鲜明的性格，就是与当时社会格格不入的叛逆精神。而在这以后的描写，都无非是这首词的深化和形象说明。
 

参考文献：
1、《红楼望月》刘心武著，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146页、153页，（见文中标题一第一段中的部分语句）
2、《漫话红楼》张毕来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128页 ，（见文中标题二的最后一句）
3、《红楼十二论》张锦池著，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89页  ，（见文中标题三的最后一段中部分语句）
4、《中国文学史》张俊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