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远华事件中看中国的腐败问题

本论文在工商管理论文栏目，由论文格式网整理,转载请注明来源www.lwgsw.com,更多论文,请点论文格式范文查看发生在厦门关区的远华走私大案经过历时两年的查处，已经揭开了黑幕。经查证，走私犯罪集团走私的商品包括成品油、植物油、香烟、汽车、化工原料、纺织原料、通信设备、电器、西药原料等数十种，案值高达人民币５３０余亿元，偷逃税款人民币３００亿元。其规模之大，数量之多，令人触目惊心。此案的审理已近尾声，然而，如何从此案中得出必要的教训，却仍是人们必须思考的问题。　　自70年代末推行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对物质利益的看法发生了巨大变化。二十多年来，创收几乎成了单位工作的首要任务，挣钱已成民众生活的基本目的。 “一切朝钱看”似乎成了社会各个阶层不言而喻的共识。贪渎腐败之风应运而生，并且愈刮愈炽。
现在成为街谈巷议焦点的远华走私案就很好的证实了这一点：价值五百多亿元的货物所以得以走私成功，是因为中国存在着一批以腐败为主要职能的国家机器。
厦门海关就是这批以腐败为主要职能的国家机器中的一个。它的头头因此而在被判死刑名单上列在榜首。我们不知道远华走私量相当于厦门海关同期吞吐量的确切份额，但五百亿元人民币可不是小数目，毛主席一辈子没有做过这么大的进口梦。新华社电讯稿用了“厦门关区走私泛滥”字样，可见当年这个海关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一定是最大限度地创造腐败奇迹，以服务于腐败群体的腐败利益。这并不意味着这个海关中的国家公务员个个都是腐败分子，其中想必不乏出污泥而不染的高洁之士。中国其它海关的情况也不见得统统都可以和厦门海关相提并论。但是，毫无疑义，为腐败服务是当时这个海关的主要职能，这样的腐败机关在中国不会只限于海关一类，厦门一个。这恐怕是雄辩家们无法为之开脱的。
果然。新华社宣布，同案犯中有一大批海关以外的人，包括党委系统和政府系统的头头脑脑在内，有当地的，也有上级的。这些人的作用不在于个人有什么了不起，而在于他们各自所在的国家机器非常了不起，只要他们把这些国家机器开动起来，腐败就心想事成，无往而不利。远华走私案是个特大的系统工程，繁难程度不亚于放卫星。光海关一家是当不成远华后台的。除了海关以外，没有党不行，没有政府没有武警也不行。必须依靠四面八方庞大而严密的国家机器系统大力协同，有在上面运筹帷幄的，有在下面奔走联络的，有担任正面冲刺的，有负责侧面掩护的，有间接配合的，有保持中立的，有的事先默许，有的事后包庇。依靠这一系列门类齐全的机器团结一致为腐败服务，腐败得以在厦门关区横行无忌。
远华是一个缩影，或者说，是浮在厦门这片水上的冰山一角。千奇百怪的国家机关到处都有。九月份的报上还有这样一条新闻：江苏省溧水县公安局水上派出所为了创收，办了个妓院，卖淫女子由公安局的派出所招聘，嫖客由公安局的派出所罚款，收入归公安局派出所里的国家公务员享受。
老百姓想办成一件事情很难。农民进城得经国家机器批准，到城里开个小店得恳求各种国家机器盖几十个图章。但是，把一系列国家机器开动起来，就可以替浩浩荡荡押运几百亿元走私货物的腐败团体保驾护航！所以像减轻农民负担等正经事情虽然年复一年遥遥无实现之期，但大面积腐败却由于这批腐败机关的存在而财源滚滚，蒸蒸日上。
厦门远华案将当代中国的腐败发展提到了一个“新的里程碑”：一个新的腐败名词：“制度性腐败”出现在世人面前，它使人震惊，使人可怕，使人窒息。所谓“制度性腐败”，指的是某个地区的一些权贵通过权力性结伙的方式，利用已有的组织建成一个跨系统、跨行业、跨省市，实施境内外勾结，对社会财富实施疯狂掠夺的一种体系内的腐败。
“制度性腐败”的最主要特征就在于，腐败分子巧妙地利用共产党现行制度（如现行人事制度、公安司法制度、贸易制度、银行制度等）中的弊端或漏洞，为其腐败服务，因而简单、方便而且“高效”。因为都是在制度内的腐败，还安全而不用冒多大的风险，因而腐败的金额一个个都是天文数字。譬如，湛江腐败案为１００多亿之巨、厦门远华案中的走私物品高达５３０亿元，偷税漏税３００亿元。这就是“制度性腐败”的“优越性”，既保证了腐败分子能在短期内就能攫取巨大的财富（厦门的作案时间是从１９９６年开始的），同时腐败的暴利又反过来加速了“制度性腐败”的发展。
“制度性腐败”的性质是严重的，影响是恶劣的，然而它的最终后果更为可怕：它使某个地方政权的性质发生蜕变，使政权为一小撮腐败分子把持，从红色的人民政权变成了黑色的腐败政权。而且，政权的这种蜕变是舒舒服服的变，是慢慢地、和平的变，是不流血的变、是将公权变成了私权的变。变的结果是什么？将当地的政权最终变成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于是，我就不由自主地记起了毛泽东同志的一段话：“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为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所以，我们必须从新的高度去认识江泽民同志所说的“反对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的含义。
但是，我觉得我们不仅仅要去反对腐败，更具实质性和重要性的是我们要去预防腐败现象的发生。
提到远华我们不得不提到远华为我们这些“公仆们”所准备的“红楼”！大凡做“见不得人”的事，总是从“人不得见”的阴暗角落开始，到陷入囹圄“不得见人”结束。这是赖昌星的“红楼”向人们展示的一条规律。
随着厦门特大走私案黑幕揭开，这座“红楼”可谓家喻户晓。可是当初赖昌星精心打造这座想让自己“红运当头”的“红楼”的时候，并不想让它如此名扬天下。如果说这座“红楼”有什么显著特点，它的神秘性恐怕名列第一。从外表看，这座“红楼”高不过七层，面积只有5000平方米。新华社记者说它“不高不大，外表平平，如果没有发生厦门特大走私案，人们即使从旁边走过，也不会去注意它”。从内部结构看，这座“红楼”设计迂回，颇工心计，一心注重的就是它的隐秘性。比如，三楼四楼的桑拿房和跳舞房，门上镶的都是毛玻璃，即使官员与小姐在里面丑态百出，也决不会被人撞破。又比如，六楼最豪华的“总统套房”，由客厅、办公室、卧室三部分组成，卧室里面有浴室，浴室里有一面很大的穿衣镜，穿衣镜后面竟然是一个秘密通道。推开这面镜子，在此销魂的官员就可以从暗道下楼。有许多显要人物当年来此鬼混，就是由这个暗道上下，连“红楼”的大门都不必经过，真可谓神不知鬼不觉。这样来看这座“红楼”，它的神秘性恐怕是世间少有！
让人费解的是，那些官员既然知道这座“红楼”发生的事见不得人，为什么还要趋之若鹜？说来答案也很简单，那就是他们以为这里“人不得见”，很安全。一方面，他们经受不住赖昌星的金钱美女的诱惑，一方面，他们又以为赖昌星已经把这座“红楼”打造得天衣无缝，自己在这里再怎样肆无忌惮，外面也不会有人知道。把“人不得见”当成“见不得人”的心理屏障，这就是被赖昌星牵着鼻子走的大小官员的逻辑。因为“人不得见”就放开手脚去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自古以来，这样的人多矣，却没有一个最终能够逃脱历史惩罚的。须知一时的“人不得见”，绝不可能变成永久的“人不得见”，因而也就绝不可能永久掩藏那些“见不得人”的事，也就绝不可能庇护那些“见不得人”的人。可惜那些在“红楼”上钩的人，连这么简单的道理也不懂，真是利令智昏！
从8月27日起，以查处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为主要内容的中国第一个大型反腐教育展览，在曾经是远华总部的红楼正式向社会开放。这座当年投资1.4亿元、占地不大的七层小楼，曾经给赖昌星带来数百亿元的回报，曾经让进进出出的人都有一种荣耀的感受。而今天，人去楼空，物是人非，昔日的“红楼客”或成为“阶下囚”，或走上“断头台”，不仅应了“天网恢恢”的道理，亦给后人留下沉痛的教训。在他们的悔过书中，我们读到了这样的描述——
庄如顺(原福建省公安厅副厅长、福州市公安局局长)：“我犹如笼中鸟，望海阔天空，不仅有翅难飞，还要人家喂食。笼中鸟有观赏的价值，而我却一文不名。我现在活着对国家、对社会、对家庭都没有任何价值，充其量是一具躯体、行尸走肉......呼天穹大地，望青山绿水，谁能告诉我，我活着有什么用，我愿用我的生命为党教育管理干部醮写血的教训。”
接培勇(原厦门海关副关长)：“我接受过许多教育，读了不少书，却败在大字不识几个，靠走私起家的赖昌星手下......一旦陷入其手，势必不可自持，甚至卖身为奴。不说对不起谁，实在是于心不甘。但古人说得好，‘知人者智，自胜者强’，我既不智也不强，归根结底是败在自己手下，虽已醒悟，可悔之晚矣。”
叶季谌(中国工商银行厦门分行行长)：“想给自己‘留一片天地’，结果是一误百误，悔之晚矣！”
据介绍，这几个腐败官员，都曾是很有才能，也有一定自律能力，前途看好的“培养对象”。可惜，船到江心补漏迟！真情流露处，多少悔恨在心头啊！
“给子女留下万能的美元，无异于给他万恶的诅咒。”这是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的名言。“如果再有一次生命，我宁愿生命中没有金钱，而有目标。”这是“石油大王”洛克斐勒的感叹。而对庄如顺、接培勇们来说，如果有来生的话，他们大概再也不会选择“跟着欲望走，被欲望所牵引”、“不可自持，甚至卖身为奴”的生活。甚至，他们会考虑仕途之外的人生道路。
赖昌星的大哥赖水强被捕后说：“哪一个人不知道远华在走私？马路边卖冰棒、卖豆花的都知道。”人皆共知的走私犯罪，如此普遍的集体腐败(仅厦门海关就有160人被赖昌星买通)，竟能生存长达几年的时间，真是一个世间奇迹！难怪一个参与走私的犯罪分子说：“远华公司会让我们产生没有风险的感觉，反正再怎么抓也不会抓到它。”
在赖昌星的红楼里，我们众多的公共权力部门的首脑，陷入了一种“冬眠状态”。赖昌星满足了他们的欲望，也就牢牢控制了他们良知和责任的闸门。权钱在交换，欲望和责任也在换位。在集体犯罪中，个体的安全感存在于“大家都这样”、“远华有后台”的假设之中。我们可以想像，与这样的安全感相伴的，势必还有一种永远都挥之不去的恐惧感，就算枕着价值千万的枕头，恐惧都无法消失。
如果你想害一个人，那就给他不受监督的权力。这是这几年我们从很多腐败官员的悔过书中得到的一条最深刻的教训。山东泰安“胡建学窝案”被查处后，原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坦白道：“官当到了我们这一级别，就没人能监督了。”也正是这缺乏监督的权力，成了把他们带向地狱的向导。这就像那个古老的故事，一个孩子从溺爱他、纵容他、包庇他的母亲那里吮吸了太多的乳汁，以至于他走向刑场时，要求再吃一次母亲的奶水，在这最后的时刻，他把那个乳头咬掉了。那个被咬掉的乳头，一次次在现实生活中复活。它代表着对权力和欲望的放纵，它让人沉迷，然后迷途。迷途中有些人可以“知返”，但更多的人，“一误百误，悔之晚矣！”
当我们把目光从庄如顺、接培勇们的悔过书上移开，我们更坚定了一个想法，爱护官员的唯一真正有效的方法只能是：监督与制约。
制度经济学家们认为，腐败是“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作”，是“利用公共权力达到私人目的”。而腐败者的行为选择是典型的风险决策行为。如果腐败者具有相对较大、而且不受约束的权力，那么，其腐败行为的收益必然较高，条件成本则相对较低。当收益大于成本时，即可能从事腐败行为。美国经济学家贝克尔指出，“一些人成为罪犯不在于他们的基本动机与别人有什么不同，而在于他们的利益同成本之间存在的差异。”
而加强监督与制约，尤其是制度化的监督与制约，可以提高腐败行为的条件成本，加大其风险，从而“防患于未然”。孟德斯鸠说：“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权力有一种“天然的”倾向去扩展其范围，去超越任何可以想像的公共界限。因此，只有让监督变得无所不在(将监督对象的活动公之于众)，让对权力的制约切实可行(具有独立性和强制性)，握有权力的人才不敢越轨，不敢伸手，因为“伸手就被捉”。
邓小平同志曾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江泽民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也强调，“我们的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各级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必须受到人民和法律的监督。要通过加强党内监督、法律监督、群众监督，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和监督机制。”这些认识都是非常深刻的，眼下的关键是如何真正加以落实。防腐败的制度、机制问题解决了，反腐败的任务就会大为减轻。主动去防腐败，比腐败出现后再去反腐败，代价要小，效果要好，而且也更能取信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