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收入分配现状、原因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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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国的工资结构，对发展经济、稳定社会、保障生活，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也有很多严重不平衡和不合理的问题。我眼中的个人收入分配的现状,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形成的原因,和我国个人收入分配方式中存在的问题,是不是应该加强政府调节，在收入分配中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 工资结构;收入分配;政府调节  　　
个人收入分配中不平衡和不合理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现在对这些问题的现状、主要的原因和解决办法的一些看法。　　一、现状　　　目前我国的工资结构，从范围上分，有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的公务员工资和事业单位工资，有企业工资，还有事实上的雇工协商、协议性工资，等等。公务员工资有国家公务员工资和地方公务员工资，有正式公务员工资和事业单位人员参照公务员工资标准执行的工资。事业单位工资有由财政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工资，有部分由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工资，有自收自资的事业单位工资，有企业性的事业单位工资，有职称工资、技师岗位工资。企业工资有国有企业工资，集体企业工资，股份制企业工资，股份合作企业工资，外资企业工资，私营企业工资，民营企业工资等。
就目前的工资结构而言，其弊端也是比较明显的，存在着不可忽视的严重不平衡和不合理的问题。
先看一下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应当说，这类工资在我国面前的工资中，还算是管理比较规范的工资。但是，事实上，不平衡、不合理的问题也显而易见。一是公务员工资和事业单位工资的差距明显加大。同在一个机关，做的同样工作，公务员和事业编人员合署办公，内部是一个职能，对外挂两块牌子，就因编制是公务员和事业之分，月工资收入就相差几百元、近千元。仅理顺工资的补贴、津贴一项，一个人每月就差330元。同是一个事业单位人员，做的也是同样的工作，而参照公务员工资标准执行的事业编人员和不参照公务员工资标准执行的事业编人员，其月工资收入也相差几百元、近千元。事业单位人员是否参照公务员工资标准执行，需人事部门确定。原来是公务员，被调到事业单位，就要执行事业单位工资，因服从组织调动，每月就要少得工资收入近千元。二是公务员工资中的职务工资差别过大。同是一个年龄段的公务员，办事员、科员和主任科员及以上的月工资收入相差近千元、1000多元，并且职务越高，工资收入就越多，与没有职务的工资收入差别就越大。三是事业单位工资中有职称和没有职称的工资收入相差悬殊。在同样的单位，干得同样的工作，并且年龄、工龄都差不多，就因有无职称之分，每月工资收入相差10000——2000元左右。没有职称，不是个人原因造成的，而是组织、人事部门一张纸介绍去的。有相当一部分，还是从公务员编制去的。一旦去了，就要把原来的公务员工资改成事业单位工资。人都四、五十岁了，怎么还能去考职称？没有职称，只好少得工资收入了。
再看一下企业的工资。企业工资更是差别过大、严重失控。特别是已改制的企业，职工的工资，大都是企业自定。有的几百元，有的千元左右。几十人、几百人、几千人的工资收入不如企业老板一人的现象屡见不鲜。在老板的眼里，企业是他的，愿给多少，就给多少。对劳动法、国家的政策、最低工资标准等，高兴了，就执行，不高兴了，就不执行；合口味的，执行，不合口味的，就不执行。可是，这些企业，有几个是他们凭本事干起来的？难道不是钻了国家政策的空子、占了国家和集体的便宜吗？有相当一部分的企业老板，通过企业改制，一夜之间成了“暴发户”，原来国有、集体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的财产，成了私有。
那么,当前我国个人收入差距究竟有多大呢? 先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现在通行的衡量收入整体差距的重要指标,可以比较有效地预示收入分配出现两极分化的质变临界值。一般说,基尼系数低于0.3属于收入分配过分均等;在0.30.4之间属于收入分配正常差异状态;高于0.4属于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超过0.45则反映收入分配极度不平等,极易导致社会不稳定甚至出现动荡的局面。据统计,2000年我国合计的收入基尼系数为0.417,从整体状况看,我国的收入基尼系数高于0.4,已经处于差距过大状态,到达危险边缘。但是,如果按城镇与乡村分别计算,情况则完全不同。城市居民的收入基尼系数为0.32,乡村居民的收入基尼系数为0.353,无论是城镇或乡村,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均在合理、正常的区间。　那么为什么城乡整体计算与分别计算差别如此之大、情况迥然呢?这主要反映出中国目前仍是一个二元经济结构国家,城镇与乡村差别很大,尤其是改革开放20年来,城市经济发展迅猛,居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差距虽有拉大,但总体上还处在正常状况,而乡村发展相对滞后,广大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不仅乡村内部差距拉大,而且与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拉得更大。我国目前收入分配上总体稳定、局部动荡的居民心理状态,也充分反映了中国当前收入分配关系中的复杂状况和深刻矛盾。　另外,从目前我国个人收入分配状况看,还存在以下三个特征: 　第一,中国当前阶段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是在绝大多数居民收入水平或多或少普遍提高基础上的差距拉大; 　第二,当前收入分配存在明显的城乡分化、地区分化和行业分化等特征,问题最大的是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据统计比较,在城乡差距与地区差距上,我国已经超过几乎所有国家; 第三,我国低收入的贫困阶层具有明显的群体特征,在农村,主要是贫困地区农民;在城镇,主要是效益差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在职或下岗职工及部分鳏、寡、孤、独、病、残等社会弱者。　二、原因　　　我国个人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基本因素是我国分配方式变革的结果。随着我国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的推进,收入差距特别是初次分配差距的拉大是一种必然现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合理的收入差距是一种动力,有利于经济发展和效益提高,有利于激发个人资本投入和智力投入的积极性的发挥,是符合改革初衷的。但是,目前我国现实生活中的许多差别的扩大,并不是合理的制度安排结果,而是存在许多不合理的因素,甚至非法因素。特别是对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合理性”与“合法性”存在质疑。主要原因是: 　第一,初次分配中存在严重的不平等、不公平。最突出的表现是:(1)一些部门、行业和个别社会成员垄断经营或竞争初始条件的不平等分割,获得了垄断利润和高额利润;(2)改革不到位,凭借“行政权力”实施超额分配;(3)特殊的产业与地区差别政策,使某些行业、某些地区先富了起来。　第二,收入再分配的功能作用严重缺失。对高收入进行调节并对低收入实施转移支付是缓解收入初次分配矛盾的基本手段,也是收入再分配的基本功能。但是,这方面改革没有到位,功能作用缺位,政策措施苍白。首先,对高收入者调节不力,“逃税”、“避税”严重,处罚无力。对低收入者有效保障基础薄弱,执行中扶助缺失,致使相当一部分贫困者难以获得有效援助。　第三,收入分配货币化程度低,透明度不高,加之腐败蔓延,使一部分社会成员能够轻易获得“灰色收入”、“非法收入”,从而造成了一批暴富者。　　三、对策
收入分配中如何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无疑是一个首先需要明确的问题。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各种要素多元参与收入分配的制度,规范多元化要素参与收入分配办法,划清合理、合法与非合理、非合法界限,提高其分配透明度, 另一方面,要十分重视现有收入分配中的制度缺陷和操作缺陷,解决好秩序混乱和调节不力的问题。     第一，要进一步理顺和规范公务员的工资。建议：缩少职务工资的比重，加大工龄工资的比例。职务工资应控制在工资的百分之二十左右，工龄工资应控制在工资的百分之四十至五十之间。科员、主任科员及以上职务，每个级别的职务，可增加工资的百分之十左右。
第二，要进一步理顺和规范事业单位工资。建议：对由财政拨款、有政府职能，特别是公务员、事业编人员合署办公的事业单位，要全部纳入公务员管理，按公务员相同的工资标准执行；对差额拨款的事业单位，要逐步理顺成为自收自支或纯财政拨款事业单位。对有收入能力的，改为自收自支事业单位，实行企业化管理，加强法律、法规监督；对没有收入能力的，可除消的就坚决除消；对职能必须保留的，应改为纯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对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要全部改为企业，按企业模式进行管理。
第三，要进一步理顺和规范企业工资。首先，要严格执行国家和当地劳动部门制定的企业职工工资标准，确保企业职工按月工资足额领取，其次，对企业老板的工资收入要予以限制。企业老板的工资总额，不得高于职工平均工资的2倍（就目前而言，限制已改制企业老板的工资收入比较困难，因为企业改制了）。再次，要加强法律、法规监督。各地劳动部门要加强行政执法，对企业职工的工资发放，要跟踪检查、监督。如发现企业有违法、违规、违纪现象，要用法律手段，对企业老板按违法、违规、违纪，严肃论处，情况严重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四、政府调节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与其它资源的配置一样,也必须坚持以市场调节为基础的基本观点,这也是真坚持市场化,还是假坚持市场化改革的根本区别。但是,市场并非万能,必须要有政府宏观调节相匹配才能达到合理性要求。因此,在收入分配调节上,还是要按照“市场调节为主、政府调节为辅”的原则,或者说是“市场第一,政府第二”的原则。厉以宁教授提出的“第三调节”概念,也是一个好观点。收入分配中加入社会调节因素,有利于社会主义制度和文明社会优势的发挥。这种非功利性、非强制性的收入再分配,比较好地体现了社会公德性。作为政府,除了对“第一调节”概念要做规范外,对“第三调节”概念也应从政策上和制度安排上给予鼓励、引导、支持和规范。　从政府调节讲,其作用重点是完善和强化三大方面:(1)完善和强化税收调节政策措施;(2)完善和强化社会等保障制度和政策措施;(3)完善和强化对特殊群众的扶贫政策措施。　从当前讲,首先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全面解决市场秩序混乱和分配中的不合法问题,同时,要强化政府的再分配功能,运用各种政策手段,加强收入调节,防止收入差距不合理扩大。具体讲,应抓好以下几点工作: 　 (1)关心贫困群体利益,切实保护低收入者基本生活。也就是说,千方百计扩大就业,解决因下岗、失业而导致的贫困问题;有计划、有步骤地提高收入分配中低收入底线;切实落实农村劳动力有序转移和农民进城务工利益保障;加强对特殊贫困群众的直接救助与扶持力度。　 (2)整顿市场秩序,积极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强化对非法收入的整治力度。即加紧治理旧体制留下的部门、地区不合理政策;深化改革,扫除体制漏洞,从源头消除“权力”分配;整顿市场秩序,规范竞争环境,堵塞非法经济活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强化对机构和人员的经济监督。　 (3)建制立章,加强对高收入群体的收入调节和监督。应当积极建立规范、完整的薄记体系,实现收入透明化;进一步完善收入所得税制度,强化对高收入者征税力度;积极研究建立开征对个人财产征税的制度;通过政策优惠,鼓励高收入者向公益、慈善事业提供捐助。　 (4)采取积极措施,加强调控,防止城乡、地区差距进一步扩大。为此要加快城市化进程,调整农村产业发展政策;加大清理“三乱”力度,在税费改革基础上,建立彻底解决农民负担的制度性约束机制;结合西部大开发,加大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源开发,提高中西部地区自身竞争力;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及其它经济援助手段,加强对贫困地区的扶持。
参考文献:  　　 1、马洪、陆百甫：《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  　　 2、高培勇：《收入分配:经济学界如是说》,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3、陈宗胜、周云波：《再论改革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