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的管理 ——“以人为本”的管理定位
序 言
公司是迄今为止最为广泛高效的经济组织形式。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公司改写了人与人相处的秩序、国与国竞争的规则。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从有形到无形的种种成就,纷纷写下公司之名。时至当下,由公司编织的全球经济网络,几乎笼罩了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国家。公司已无处不在,公司已化身为一种生存方式、一种生活方式。 中国改革开放走过了三十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已近二十年,作为市场运行中不可缺少的角色,公司也已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成为中国参与世界市场竞争的核心载体。 公司成为企业家疯狂追求经济财富的方式。美国延生了铁路大王范德比尔特、石油大王约翰·洛克菲勒、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他们都是亿万富翁,经济界的巨头。成就这些人物的背后,是一个个富可敌国的大公司。这些大公司有市场的垄断,有联合,有兼并,有扩大规模……。 然而,就在这个猎富者的黄金岁月中,质疑的声音出现了。 1902年,专门揭发丑闻的期刊——《麦克卢尔》上刊登了一篇文章,名为《标准石油公司的历史》。文章详细地披露了洛克菲勒如何打败一个个竞争对手,又如何毫不留情地吞噬他们的资产。其中,包括洛克菲勒的同服弟弟——弗兰克。 如果有的公司不想卖给他,并执意按照自己的方式经营,那么他就会想方设法消灭对手。因此,那些石油生产商和炼油公司视洛克菲勒为非常无情、冷血的生意人。 弗兰克几镒公开谴责他的哥哥,并且把自己两个早逝的孩子的遗骨,从家族墓地里迁了出来,免得以后同洛克菲勒永远躺在一起。亲兄弟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 2010年,我国富士康科技集团的“十三连跳” 造成轰动一时的社会影响,社会各界纷纷对富士康的企业文化和管理体系提出质疑,然而,我个人感到,更多原因是在公司的人性化管理上。我想财富永远不能高于人的生命,所以,我提出“以人为本”的公司管理理念,不在局限于一个公司的内部管理,而是关系到企业道德的“人性化”,我想未来对公司的人性化管理必定会有种种质的改革。让公司“以人为本”,从服务于市场到内部员工管理,将成为一个企业的灵魂。
一、什么是公司? 公司是一种组织,一种制度,一种文化。公司是一种生存方式,也是一种生活方式。 作为迄今为止最为广泛高效的经济组织形式,公司被看作是“人类的成就”,而在各种公司形态中占主导地位的股份有限公司的诞生,被认为是近代以来最重要的商业创新。它集合资源、分散风险,它跨越血缘、地缘,凝结起个体生命的能量,开启了人类经济生活乃至现代文明的新篇章。 1883年11月18日,美国第一份全国统一的铁路时刻表诞生。这一天的正午时分,美国东部的时钟全部回拨。从此,上帝的时间被改用人间的指针来度量。改变这一切的,不是宗教,不是政治,甚至不是科学本身,而是一个叫做“公司”的公司的组织。 “公司是创造财富的主要参与者之一。” ——伯纳德·拉马南楚阿(法国巴黎高等商学院院长) 二、公司的性质——公司是个危险的家伙 “从实际的角度出发,公司的本质在于,它给了人开拓市场的机会。” ——维尔纳·普路姆珀(德国企业史研究会前主席) “公司的一个影响是带来了某种平等,它打破了某些观念,比如,特定的生活方式只有贵族或富人才有权享有,比如有些人生来就高人一等。” ——大卫·施密特雷恩(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院长) 20世纪70年代,美国普强公司的新药“帕纳巴”十分畅销,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现,这种药的副作用能致人死亡。 普强公司召开了特别董事会,最终决定继续销售并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因为,药品撤市时间每拖一个月,公司就能多挣100万美元。 消息披露后,整个美国为之震惊。 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教授阿姆斯特朗,专门设计了一个角色扮演的实验来研究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他描述说:“当我询问那些没有卷入事件的人,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并问他们会怎么做时,97%的人表示会将药品撤出市场。” 但是,当实验者转而扮演起普强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后,同样的问题却得到了完全相反的答案。 董事会上发生了很多有趣的事,有人想辞职,有人很沮丧,还有人大声争吵,但最终没有人提出将药品撤出市场。 普强实验在十多个国家重复了近百次,结果大同小异。每一组扮演董事会成员的人都认为,这体现了公司的本分。即股东利益最大化。 “股东利益最大化”,公司绕不开的一个词,是造成许许多多悲剧的根源。 以上资料来源于《公司的力量》 这是世界性最典型的案例。在中国,近年来最典型的案例应该是“三鹿奶粉事件”。三鹿奶粉被检出三聚氰胺后,事件的受关注程度空前。然而,更令人震惊的是继此之后,蒙牛、伊利、雅士利等几乎所有的奶粉品牌均被检出三聚氰胺成分,国产最权威的几个品牌全部轰然倒塌,这不能不让人感到忧虑。从理论上来说,这是一个企业道德的问题,然而,从公司的性质来看,这又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因为“企业利益最大化”就决定悲剧的发生。 三、和谐社会下,“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的出生地是在日本。日本公司首先关注人,他们的理念是:管理要“以人为本”,而不是“以数量为本”,或者“以利润为本”。他们激发员工的创造力、创新力,他们倾听顾客的声音,不断考量自己的价值,是否有利于股东,有利于社会,有利于创造更加美好的世界。 我们先不关注这个理念究竟是哪个国家的企业文化,但是至少说出了人性化管理的实质。 松下幸之助是日本企业家,被人称为“经营之神”,“事业部制”、“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等企业的重要管理制度都由他首创。少年时代的松下幸之助只受过4年小学教育,因父亲生意失败,曾到大阪去当学徒。16岁的松下幸之助就在大阪电灯公司当学徒,他从船场商人那学到了一个经商理念叫“三方得利”:做买卖要让买方得利、卖方得利,还要让社会得利。挣钱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能持续地挣钱。 涩泽荣一,日本明治和大正时期的大实业家,曾任明治政府财政大臣,直接参与了新政府的货币制度改革、废藩置县、发行公债等几乎所有重大政策的酝酿和制定。33岁时弃官从商,创办了日本第一家股份制银行,并由此开始了自己极具传奇色彩的企业家生涯。在实业思想上,他把来自中国的儒家精神与欧美的经济伦理合为一体,奠定了日本经营思想的基础。他不仅是日本人所公认的近代产业先驱,而且是近代日本工商业的精神领袖。 涩泽荣一撰写的《论语》,从东方的儒学传统中为经商找到了高尚的动机:经商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社会;这不仅同理想人格没有矛盾,而且还是实现理想人格的最佳途径,正所谓“公益即私利,私利能生公益”。这是现代版的《论语》,阐述了作为经营者必须具有的观念即在追求金钱的同时,如果失去了人心、精神与和谐,社会就很危险了。 涩泽荣一另一个著作《论语与算盘》,认为孔子不反对经商,反对的只是不仁不义的富贵;如果是仁义的富贵,孔子自己都会去追求。孔子看到富民的重要性,富民就要发展经济。据此,涩泽荣一指出要想民富国强就必须走工商兴邦之路,这就为合理追求财富作出了神圣解释。在书中,他还描绘了日本公司经营者的理想境界——“士魂商才”:一个人既要有“士”的操守、道德和理想,又要有“商”的才干与务实精神。 惟有如此,我们中国就不会发生富士康“十三连跳”,不会发生“三鹿奶粉”事件。一个企业是服务于人民,而不是用“谋杀”人民的手段获取最大的利益。在激烈的竞争中,我们不能丢失人道,这样才会创建真正的和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