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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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就业问题十分突出。就业难，是现代世界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何况我们这个超级人口大国正经受着社会转型、经济结构调整、国企改革、城镇化快速发展、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猛烈冲击，就业更难。现正处于劳动力高速增长时期。既是劳动力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也是人口就业压力最大的国家。解决十几亿人的吃饭问题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中国面临着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总量性矛盾，稳定和扩大就业的任务十分繁重。从劳动供求之间的巨大差异来看，我国的就业形势在较长的时期内不会缓解。失业率持续增长，对社会稳定、经济增长质量以及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均会造成一定负面影响，现代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会导致就业的增加，失业率的降低，因此经济增长和失业率之间存在相互关系。
一、就业总量过剩和结构性短缺同时存在
目前，我国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总体格局没有改变。中国每年有1000多万个就业缺口，劳动力供大于求依然是主要矛盾。但是，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继续下降，2007年前三季度GDP增长11.5%，实现新增就业920万人，这意味着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就业刚刚能够增加80万人，比2006年同期减少近10万人。与此同时，劳动力结构性短缺现象日益明显：①产业集聚地区初级劳动力市场的青年劳动力开始紧缺；②专业技术工人短缺；③新型产业的高级专业人员短缺。另外，随着高校毕业生人数的逐年增多，就业形势日益严峻，2007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近500万人，到10月底尚有140多万高校毕业生未能找到工作。如何在保持高校招生人数合理稳定增长的同时，进一步做好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工作，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就业压力与任务
人们常说：“安居乐业”。但是，假如一个社会面临大量无业者、失业者、下岗者的时候，恐怕有业者也难以安乐了。目前我国就面临着这样的难题。古人云：无恒业者无恒产，无恒产者无恒志。是说，没有稳定的职业就不会有稳定的家产；没有稳定的家产者其心不专，其志不一。其中的部分人可能会衍变为社会的动乱因素。就业是人的最基本权力，它不仅是人谋生的手段，同时也是人融入社会大家庭的基本方式。十六大报告指出，我国国民经济的战略发展观是：“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用一句话概括的话，就是“就业是民生之本”。那么，我国实际的就业压力究竟有多大呢？
1、就业压力激增。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在13亿总人口中，年龄在15--64岁的劳动人口2002年底约8.9亿。2010年将达到9.7亿，2020年将达到9.97亿。预计今后几年，全国新生劳动力供给将达到4650万，城镇现有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1400万，农村积累剩余劳动力1.5亿以上。不论是城镇还是农村，劳动力总供给都远远大于总需求。人力资源是一种特殊的经济资源，无论它是否参与社会生产过程、是否创造价值，它都要消耗大量的其他资源。人力资源又是一种不同于其他自然资源如石油、煤等能够储存、保管，现在不用，将来开发出来仍然可以用；人力资源是一种不能储存的活劳动，过了盛年期后将只能退出。因此，人力资源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
2、经济发展不平衡。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和产业结构原因，以及政策因素和重大的工程影响，一些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就业矛盾将特别突出。下岗职工绝大多数集中在中西部地区，更多的资源型城市、老工业基地以及资源枯竭的矿山分布在中西部，甚至在加强生态建设中实施的综合治理工程，也主要对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的就业产生影响，这些不利因素的集中，已经使中西部地区的一些地方，多年处于高失业率状态，出现就业危机局面。
三、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指一个地区或者一个国家的经济活动持续扩大的过程。库兹涅茨(ＳｉｍｏｎＳｍｉｔｈＫｕｚｎｅｔｓ)在近代各国的经济增长中发现了两个显著特征:一是人均生产的持续而显著的上升，一是人口的持续而显著的增长。也就是说，近代的经济增长与近代以前所不同的特征是，总人口的高增长率和人均生产的持续而显著的提高。这就是库兹涅茨对近代经济增长(Ｍｏｄｅｒ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ｒｏｗｔｈ)所下的定义。与此相比，在近代以前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虽然也有总人口和总生产的持续的增长，但是人均生产的上升却微乎其微。换句话说，近代经济增长的显著特征就是人均生产的急剧而持续的增长。人均生产的持续而急剧增长，即近代经济增长是在大约两个世纪以前的产业革命时期开始的。库兹涅茨认为，现在的发达国家在从18世纪后到19世纪后已经完成了近代经济增长，并且至今为止持续了长期的经济增长过程。罗斯托(ＷＷＲｏｓｔｏｗ)用与库兹涅茨略不同的角度和方法分析了长期的经济增长过程。他把经济增长过程划分为如下五个阶段:1、传统社会；2、起飞准备阶段；3、起飞阶段；4、成熟阶段；5、大众消费阶段。其中我们关心的是起飞准备阶段和起飞阶段。这在库兹涅茨的近代经济增长定义里,相当于从近代以前的经济增长向近代经济增长的过度时期以及近代经济增长初期。产业革命、近代经济增长(初期)、起飞阶段等指的几乎都是同一历史时期。并且，几乎所有国家的近代经济增长都伴随了工业化以及城市化等结构变化，这一过程常常被称为经济发展。 1949年，中国结束了近代百年的内外战乱和混乱，革命取得了胜利，开始了新的历史。从此，中国逐步建立了经济起飞所需的社会的、政治的、制度上的框架。可以认为，20世纪50年代前半期中国开始了经济起飞，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在后来的几十年时间里，中国经济经历了曲折而复杂的发展道路。在经过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到7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70年代末，中国开始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结束了持续几十年的政治时代，而进入了一个新的经济发展时代。进入8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的高增长，从1980年到2000年的20年时间里，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保持了年平均9 6%的增长速度，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保持了年均8 28%的增长速度。我们完全可以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逐渐步入高速增长轨道，保持了持续增长。也就是说，改革开发之后中国经济进入了库兹涅茨所说的近代经济增长阶段，或者说进入了罗斯托所说的经济起飞阶段。　　中国在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后不久，即20世纪80年代初制定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发展目标。第一步为，用大约10年的时间使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基本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发展目标为，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进一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第三步发展目标为，到21世纪30～50年代，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国民经济的现代化。1987年,中国提前3年实现了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的目标。实现第一步发展目标以后，1990年制定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10年规划》中确定，到2000年的10年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保持年平均6%的速度，以实现第二步发展目标。事实上，到1995年原定200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第二步发展目标也已提前完成。200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89404亿元，按现行汇率计算,突破了1万亿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800美元。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资料，到1998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规模达到全球第七位，在发展中国家中位于首位。根据三步走的发展战略，中国又提出到2010年使国内生产总值在2000年的基础上再翻一番的目标。为此，在21世纪头10年里经济增长率要保持年均7%左右的水平。四、就业促进经济增长
居民对劳动时间和闲暇时间的选择将在收入和闲暇的预算和无差异曲线相切时形成均衡，而工资率的变化所带来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将对收入和闲暇的均衡产生影响。判断工资率变化所带来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的大小，对政府制定和实施经济政策有着重要的作用。
以美国为例。美国政府在1987年准备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以刺激经济的发展。部分经济学家认为，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所带来的替代效应远大于收入效应，因而劳动的供给将会增加。劳动供给的增加一方面能够导致产量的增加，另一方面还能够通过收入的增加带来税收总额的增加。如果这种意见是对的，政府应该坚决和较大幅度地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然而，多数经济学家认为，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所带来的替代效应会大于收入效应，但是两种效应的差别并不大，劳动的供给不会大幅度增加。如果这种意见是对的，政府应该适度地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后来，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的效果表明，多数经济学家的意见是对的，劳动的供给没有明显增加。
人力资本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形成的理论，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T.W.Schultz）、贝克尔（G.S.becker）、登尼森（E.F.Denison）、费希洛（A.Fishlow）等人，都在这个领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现在，人力资本理论已成为被广泛接受的理论。
人力资本理论的重要价值是强调了教育、培训、保健在人的素质和效率形成中的作用以及人的素质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人们已经越来越意识到，在经济的增长过程中，人的素质而不是物质资本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还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要区别是：西方经济学认为，劳动的供给取决于劳动者对收入和闲暇的选择，收入与闲暇的无差异曲线和预算线的切点，决定劳动者最优的劳动供给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认为，劳动的供给取决于资本对劳动的需求。随着资本的积累，资本的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可变资本在总资本中所占的比例相对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对不足，从而导致一部分劳动者失业。因此，劳动的供给并不取决于劳动者对收入和闲暇的选择。
在人力资本分析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不否认教育和培训对人的能力的提高的作用，但它认为把这种能力归结为资本是不适当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货币本身不是资本，当它转化为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并生产出剩余价值，它成为了资本。如果把由于教育和训练而积累起来的人的素质和能力也看作资本，那么资本主义经济里任何人都是资本所有者，他们的区别只是拥有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因而也就不再存在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对立和矛盾，这是不符合资本主义的现实情况的。
五、解决就业问题将更多地依靠经济增长之外的就业促进手段
今后一段时期，中国仍处于劳动力供给持续增加的时期，2010年之前中国的就业压力仍然比较大。根据各级各类学校的毕业生推算，今后每年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数1700万以上，再加上原有的失业人员，供求缺口很大，城镇就业压力长期存在。因此，单纯依靠经济增长难以实现就业较多增加，需要建立促进就业增长的新机制。
1．转变促进就业增长的思路
首先，应统筹考虑经济增长与扩大就业，实现二者的协调发展。就中国目前阶段而言，“没有增长的就业”和“没有就业的增长”都是不可持续的。需要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找到解决就业问题的出路。一方面，经济增长要可持续，就必须提高质量，就要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促进经济增长，通过增长带动就业。另一方面，以大学生为代表的高素质劳动力需求不足和以农民工为代表的普通劳动力供给不足等日益突出的结构性就业矛盾，只有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才可能得到解决。为此，我们应转变促进就业增长的思路，致力于改善劳动力供给结构，促进经济增长，为解决就业问题提供物质条件，而不应强调以牺牲经济效率为代价换取就业数量的增加。
2．建立促进就业增长的新机制
在经济增长对就业拉动作用短期内难以快速提高的情况下，应更加重视通过经济增长之外的手段促进就业增长，应将积极就业政策法制化、长效化、普惠化，促进劳动力资源流动、提高劳动者素质，改善劳动力供给结构，最终促进就业增长。
首先，在扶持大中型企业发展的同时，强化小企业发展的扶持体系建设，提供更好的创业环境。实践表明，创业对就业的拉动作用很强，一个人创业平均能带动3个以上的人就业。然而，与国际水平相比，中国的创业环境属于中下水平，突出的问题在于创业的金融支持弱，政府项目不多，并且政府创业政策的力度不够，导致机会创业比率低。发达国家千人拥有的小企业数为45个，而中国仅为2.5个。
中国应建立创业扶持中心，为创业者提供经常性的信息、技术、市场等方面的服务，将小额信贷政策向广大创业青年推广。
第二．把提高劳动者素质作为关系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来抓，解决劳动者就业素质低对经济发展的制约问题，这是所有促进就业增长措施的基础。
第三，通过立法将行之有效的积极就业政策长效化。由于财力的限制，中国积极就业政策的作用范围还很有限，仍然主要局限于国有企业的下岗失业人员以及城镇长期失业的困难人员。在当前的情况下，今后应继续加大财政对就业促进的投入，将扶持政策扩到各类存在就业困难的人员，促进他们实现就业，促进经和社会稳定。
六、就业和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中紧密联系着的两个方面。
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关系并不是统计数据反映的那样简单。实际上在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关系是双重的。
一方面，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原有的大量无效和低效的正规或第一产业就业岗位的摧毁为代价，表现为城镇国有集体企业就业数量的大幅减少，以及第一产业就业比重的降低和就业人数的减少。
另一方面，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使得经济增长质量不断提高，经济得以高速增长，这又创造了大量的高效就业机会，带动了有效的正规尤其是非正规就业的增长。
这种双重关系导致不同的隐性和显性结果。表面看，高速经济增长带来的是低弥的就业增长和失业率的提高，但事实上，在显性的就业增长低弥的背后，是隐性的就业结构的改善、有效就业机会的增加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此，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之间的变动关系并非有悖于一般的经济学规律，恰恰相反，是一般经济学规律的很好体现，不能因表面上的就业增长缓慢而否定实质上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高度正相关性。
宏观经济政策者的反周期调控实际上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通过对经济增长的调控不解决充分就业的问题。但在中国，情况则有所不同，虽然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和地位及其相互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但是在对于经济发展的价值取向方面却有共同点。在这样的背景下，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同步关系就有可能发生变化，甚至有可能出现二者不相关的情况，也就是说，出现就业和经济周期不相关的局面。例如，随着经济周期向繁荣发展，投资者对未来的预期看好，她们会增加投资，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在这种政策的背景下，这种投资可以没有增加，劳动者的收入没有增加或者增加很少，这又进一步增加了他们对未来风险的预期。导致消费市场疲软，这种经济增长对居民的经济福利改善有限，当然不容易持久。这种倾向在中国已在发生。这说明经济增长与劳动就业既有密切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一面，又有不完全一致的一面。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经济增长是就业水平的基础，而就业水平又反映了经济增长的质量，但不合适的发展则难于带来良好的就业局面。现代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会导致就业的增加，失业率的降低，因此经济增长和失业率之间存在相互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