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的经济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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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为主导的综合转型时期，导致中国贫困问题产生的原因亦非常复杂，它既包含了计划经济时代致贫的因素，亦有市场经济条件下某些因素的影响，尽管各因素对中国贫困问题的影响度还在发生着相应变化，但中国现阶段乃至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所面临的贫困问题，都将是诸多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通过文献资料和实
历史原因。中外研究贫困问题的学者大多赞成这样的观点，即发达国家的贫困往往是现实原因导致的贫困，而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却通常是历史积淀下来的。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说旧中国的贫穷落后是导致新中国贫穷的主要原因，那么，现阶段的贫困显然有着改革开放数十年的影响，包括人口众多、决策失误、生产效率长期低下和禁锢人们思想观念的户籍制度等等，造成了大多数农村居民长期处于赤贫状态而不能自拔，城镇居民亦因长期以来只领取低工资而处于低水平生活状态。这些历史因素及其造成的贫穷后果均不是短期内能够消除得了的，尤其是观念、技能等方面的落后更是一个长期制约因素。如据有关资料，1998年在湖北农村贫困家庭中，有84.1％的劳动力仍以传统农业即种植业为谋生手段，贫困地区外出打工的劳动力仅占全部劳动力的12.5％。（注：张在全、娄策贵：《湖北跨世纪扶贫战略研究》，载《统计与决策》，1999（6），11页。）再如以往水利建设中对移民生活的考虑就较少，据世界银行调查统计，中国目前有300—600万库区移民长期处于贫困状态。（注：世界银行：《中国：90年代的扶贫战略》，中文版，44页，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3。）因此，中国目前面临的贫困问题虽然有现实诸多因素的影响，但过去数十年中城乡贫困的积累却促使了贫困问题更加突出，部分贫困人口仍然生活在历史的贫困之中。当然，随着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和政府反贫困政策的实施，历史贫困作为导致中国现实贫困问题的一个影响因素，在经历近20年来的改革开放后，其重要性正在减退，再过10—20年，历史贫困是应当从中国贫困问题致因中予以剔除的因素。
自然原因。马克思的级差地租理论，揭示过好地与差地的收益和地租的差异。对城乡居民而言，自然环境及相应条件的好坏，亦是制约其收入与生活水平的重要因素。根据“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中确定的592个国家重点扶贫县名单，可以发现几乎都是山区、高原等自然环境较差甚至恶劣的地区，其中有307个集中在西南、西北地区以及中部地区的大山区，贫困人口约占全国贫困人口总数的60％，如湘西、鄂西就是位居中国中部的湘、鄂两省的贫困地区；迄今仍未脱掉贫困县帽子的几乎均是自然环境恶劣的地区，其中少数民族大多聚居地区尤其如此，这使得占全国总人口不到10％的少数民族贫困人口却要占全国乡村贫困人口的40％。（注：唐晓光：《中国贫困与反贫困理论》，34、5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就贫困强度指数而言，1994年的宁夏为2.77％，河南为0.66％，广东为0.03％，（注：段庆林：《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差异的基本特征》，载《统计与决策》1999（6），22页。）宁夏是广东的92.33倍，这种差距因为发达地区发展速度愈快还在日益拉大。洪涝、地震、台风、火灾、病虫害等各种天灾是导致贫困的又一重要原因。据统计，全国每年遭受各种自然灾害袭击的人数为2亿多人，无论采取多么有效的救灾措施，都会有一部分人口因灾陷入困境，即使按1％的灾民生活困难计，每年也有200多万人因天灾陷入贫困。因此，自然条件不是轻易可以改变的，天灾更是无法避免，它们使贫者愈贫、脱贫者返贫，甚至使一部分生活水平较高的人口陷入贫困境地，从而是中国贫困问题的长期致贫原因。
收入分配原因。收入分配对贫困问题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行业分配不公与分配要素发生变化两个方面。行业分配不公既体现在工资收入上，也体现在工资外收入上，金融保险等行业不仅工资收入高，工资外收入也高；涉外单位与部分股份制企业则可以为员工提供高工资待遇；而农、林、牧、渔、水利行业等则收入较低，导致部分职工及其家庭成员沦为低收入阶层，生活陷入贫困境地。二是财产所有权或资本、技术等作为新的要素进入分配领域，必然进一步拉大居民的收入差距，虽然资本与技术作为进入分配领域是时代要求和竞争、发展的需要，但一定时期内创造的财富总是一定的，拥有资本与技术者由此而出现收入急剧扩张效应，而只能凭劳动赚取收入者所分享的份额自然减少，贫富差距的扩大化将直接影响着未来中国贫困问题的基本走势，这是应当引起政府重视并需要采取有效措施来加以调控的。
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原因。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是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特征，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向来呈递形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因国家施行的是重点发展东部地区的经济政策，使得东、中、西部三个经济区域带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迅速扩大，发展不平衡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居民收入水平的不平衡，这是中西部地区贫困人口比重高、程度深、数量大的重要原因。据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抽样调查显示，1996年全国城市贫困率为4.2％，贫困人口为1176万人。其中，东部地区城镇贫困人口为188.16万人，占16％；中部地区城镇贫困人口为658.56万人，占56％，西部地区城镇贫困人口为329.28万人，占28％；东部地区城镇困难居民家庭人均年生活费收入为2012.98元，其中最高是广东省为3291.46元，最低的是海南省为1429元；中部地区城镇困难居民家庭人均年生活费收入为1545.93元，其中最高者安徽省1911.82元，最低者为内蒙古1259.46元；西部地区城镇困难居民家庭人均年生活费收入为1714.85元，最高者为云南省2017.99元，最低者为宁夏1175.82元；由此可窥贫困人口的分布和区域经济发展整体水平密切相关。（注：尹世洪：《当前中国城市贫困问题》，34～36、196页，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因此，国家还应当将地区经济政策作适度调整，缩小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就被看成是解决中国贫困问题的重大战略举措。
失业原因。劳动者在就业竞争中失败而被迫失业，意味着丧失了收入来源，失业者及其家庭可能因此而陷入生活困境。近几年来，随着国有经济的调整，中国正处于失业、下岗高峰时期。以武汉市为例，由于职工失业、下岗原因而产生的贫困人口已经成为该市贫困人口中的主体部分，在该市1998年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的人口中，失业及下岗职工家庭成员占领取者总数的63％，其中7 个城区中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的下岗职工人数为13653人次（国有企业6007人次、集体企业为7646人次），占14.6％。（注：武汉市民政局：《关于市政协九届二次会议第569号提案的回复》，2页，1999年7月7日。）可见，政府对城镇贫困群体的救助重点正在发生重大转变，即由传统的救济对象转移到失业、下岗职工家庭。值得指出的是，导致就业失败的原因并非只是失败者自身素质低，也有的是人际关系不良，有的是整个经济不景气导致裁员，有的则是受国家产业政策影响，有的是因企业经营的失败（如破产、被兼并）等。因此，国家的反贫困政策应当充分考虑城镇贫困人口群体的这种变化，将就业政策的调整纳入反贫困对策中，尽可能多地提供就业机会将成为城镇最好的反贫措施。
家庭与个人原因。一方面，从家庭结构来看，单亲家庭，有残疾人、重疾患者、无养老金保障的老年人的家庭，往往经济负担较重，容易陷入贫困（在发达国家，单亲家庭往往成为政府救济或援助的主要对象）；另一方面，从个人因素来看，孤寡老人和孤儿，残疾人，重症患者，受教育程度低者，或因无依无靠或因无工作收入或因收入极低，通常是贫困人口的基本成员。据统计，需要帮助的残疾人群体约占全国总人口的5％，全国有6000多万残疾人；（注：郑功成、张奇林、许飞琼：《中华慈善事业》，13页，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1999。）民政部门1997年传统的社会救济对象（包括社会困难户，无劳动能力、无固定收入、无直系供养亲属的人员和60年代精简退职老职工等）为5856万人。（注：民政部：《中国民政统计年鉴1998》，193、179页，中国民政统计年鉴编辑部，1998。）在乡村，仅五保户在1997年就达300万人，其中，得到集体供给的有200.3万人。（注：民政部：《中国民政统计年鉴1998》，193、179页，中国民政统计年鉴编辑部，1998。）据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抽样调查，1995年家庭户主文化程度在高中及以下的贫困家庭占全部贫困家庭的80.3％，与1990年相比，初中和小学文化程度的贫困比重增长了14.1和11.3个百分点，从而表明了个人文化程度的差异对生活水平的影响。（注：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中国城镇居民贫困问题研究》，载《城市管理》，1997（2）。）家庭结构的差异与个人情况的差异是任何时候都无法统一的，从而亦意味并因上述情况而导致的贫困现象不可避免，而政府在实施缓贫与济贫政策时，不仅需要考虑以家庭为单位，而且亦应当考虑个人因素。
严重的腐败原因。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反对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我们党是任何敌人都压不倒、摧不垮的。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决不能自己毁掉自己。如果腐败得不到有效惩治，党就会丧失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也是导致我国贫困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这个论断是我们党对新时期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作了全面系统的分析后得出的科学结论，是对中华民族的历史、现实与未来走向作了整体考察和宏观把握之后得出的科学结论。这个论断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深刻阐明了反腐败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对于我们准确把握历史发展的大方向，深入持久地开展反腐败斗争，实现中华民族的振兴和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因此，反对腐败确实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也是使我国摆脱贫困原因的主要任务要迎接新世纪的挑战，实现跨世纪的宏伟目标，就必须坚持不懈地开展反腐败斗争。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增强紧迫感和忧患意识。
机制不健全原因。市场机体内诸因素如商品价格、供求状况、货币流通量等相互联系、相互制约、调节市场系统运行和企业经营活动的过程与方式的总称。包括价格机制、供求机制、信贷利率机制、竞争机制等。是价值规律调节商品生产和流通的主要表现形式。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市场机制是经济内在本体的机制，对资源的配置和经济的运行，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市场，其基本特征就是交换，而商品是交换行为的最基本客体，而市场是与它的客体同时产生的，市场从其最初意义上讲就是商品市场。而商品所有者是市场的原生主体，它表现为不同的角色：生产者和消费者。因此，商品的规律反映到市场经济中，形成了市场经济的内在机制，这些机制，如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决策机制等就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所以只有健全和强化了合理的市场运营机制才是国家摆贫困的重要因素。
严重的垄断原因。财富的初始分配状态比较均等，人们仅以劳动、智慧和天赋进行的公平竞争，一般不会很快产生贫富严重分化的结果。因此，中国近10多年来在社会相当大部分资产还归国家所有的情况下，贫富就迅速拉开差距，以至在多半人口还不能算完全进入小康社会的同时，少部分先富起来的居民就已经让中国成为全球顶级奢侈品消费大国，这显示一定有广泛而又重大的垄断性因素破坏了竞争和分配的普遍公平性。这显然并不是人们一般所说的存在部分垄断性行业、垄断性国企就能造成的。因为经济学上的垄断收益从来是属于垄断所有者的。至于在这些行业就业的部分受益职工绝大部分充其量也只能称为中产阶层而已。当然，为什么恰好是这些干部职工跻身中产，其公平性自然可以质疑。但任何社会都不会因中产增多而造成贫富两极分化，则是无疑的。因此，在澄清了收入分配领域中的层层迷雾和误导之后，我们现在可以直击问题的要害和症结：在收入分配问题研究中往往被人们忽略的行政垄断的歧视、权力垄断的自利、资源垄断的暴发和市场垄断的马太效应，是造成财富加速从多数人向少数人手中转移的第一推动力。真要推进收入分配改革，我们既不能象目前流行的那样，离开居民本身的贫富分化而在似是而非的外围问题上兜圈子，也不能企图去拉平人们在市场竞争中必然会出现的收入和财产差距，而是要正面揭示那些真正不公允地拉大贫富分化的主要垄断因素，通过变革和机制设计，改造不公平和不公正的制度安排。
分配的不公原因。财富分配不公问题，在当今热点问题排行中居首位，由此可见，解决财富分配不公的问题，是人民群众多么热切的期盼。要彻底解决好财富分配不公的问题，找准其原因，对症施治，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分析分配不公的原因时，有人指出了不少原因，比如社会历史的原因、相关政策不完善的原因、分配制度改革滞后的原因、经济体制改革不到位的原因，等等。这些原因确实是重要的原因，但笔者认为其中有一个根本性的原因没有提到，那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官方所享有的种种权力相对过大，过于集中，新兴的资本其次，劳动人民所享有的种种权力过于弱小，导致官、资、劳三方在权力的相互制约和平衡上不够。权力分配的不公，自然会导致劳动人民在利益特别是财富利益分配的博弈中，处于弱势地位，久而久之，自然会造成贫富悬殊。比如，当今各类形形色色的贪官污吏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攫取劳动人民创造的财富，有些甚至形成了贪腐集团，高高在上欺压劳动人民，一些不仁资本赤裸裸大肆剥削劳动人民，还有一些既得利益集团利用手中的权力在财富的分配上占尽先机。等等。这些，无不与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息息相关。当今，我们在追求社会公平和正义的过程中，在追求财富分配公平的道路中，势必要高度重视政治体制改革，跟进政治体制改革，让劳动人民真正有权决定官员们的去留升迁，让劳动人民通过有效地监督让官员们不敢贪、不能贪、甚至不想贪，让已产生的贪官污吏们无处遁行，受到党纪国法的严厉制裁；让劳动人民有足够的权力制衡资方，通过有效的制衡不断提升自己的收入水平；让劳动人民有足够的权力督促既得利益群体在追求财富的道路上自觉让利。总之，只要劳动人民拥有了更多的权力，有足够的权力维护好自身应得利益，什么事都好办，社会也才会更趋向光明、和谐。
只有认真看待并且处理哈以上这些因数在今后的社会主义道路上人民能不能从经济上翻身，归根结底就要提高自身的素质。摆脱贫困实现共同富裕。
当然，强调共同富裕，我认为绝不是主张平均主义，绝不均贫富。历史已经证明，这是乌托邦，是空想社会主义，是行不通的。共同富裕，是在公正、平等基础上的共同富裕，是在竞争基础上的共同富裕，当然也是有差别的，这种差距是合理的、和谐发展可以随的、各阶层都可以接受的。
实现民族复兴，建设和谐社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共同富裕是我们必须作出的选择，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也是共同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