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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宏观财政政策

 财政政策是指国家根据一定时期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任务而规定的财政工作的指导原则，通过财政支出与税收政策来调节总需求。增加政府支出，可以刺激总需求，从而增加国民收入，反之则压抑总需求，减少国民收入。税收对国民收入是一种收缩性力量，因此，增加政府税收，可以抑制总需求从而减少国民收入，反之，则刺激总需求增加国民收入。 财政政策是国家整个经济政策的组成部分。中国财政政策的主要职能是：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保持国际收支平衡。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着基础性作用，政府宏观调控主要在市场失灵的领域发挥作用，并为市场机制有效运行营造良好的环境。政府宏观调控的两大主要工具，就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一般通过预算、税收、补贴、投资、公债、转移支付等手段，发挥稳定经济、优化资源配置、调节收入分配等方面的功能作用。
一、实施宏观调控的政策效应
 从宏观开放经济的角度来看，在“蒙代尔不可能三角”中，中国政府选择了固定汇率制度和资本自由流动(或加速放松资本管制)的某种结合。在浮动汇率制度下，一国如果出现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或两者之和为顺差)，本币汇率将会升值并导致经常项目逆差减少和国际收支平衡的恢复。
 在固定汇率制度下，为消除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导致的本币升值压力，中央银行必须买入外币卖出本币。流通中本币数量的增加必然导致通货膨胀压力的增加。如果经济处于通货收缩时期，中央银行可以不必对增加的货币供应进行对冲。但是，对于一个存在结构性国际收支顺差的国家来说，当经济处于通货膨胀(或出现通货膨胀危险)时期，中央银行维持汇率稳定的目标与中央银行克服通货膨胀的目标往往发生矛盾。
    为了防止(或抑制)通货膨胀，中央银行必须提高利息率和(或)降低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速度。如果要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速度，中央银行就必须对因干预外汇市场而释放出的货币增量进行对冲。但是，任何国家中央银行的对冲能力都是有限的。事实上，早在中国经济走出通货收缩之前，为了控制货币供应的增长速度，人民银行就一直在从事对冲操作。经过多年的对冲操作之后，人民银行已面临“无(国债)券可用”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银行推出了“央行票据”这一金融工具。但由于商业银行对央行票据的需求是有限的，因而这种方法也无法无限使用。当然，基础货币数量的变化、银行信贷的变化和广义货币数量的关系是复杂的。基础货币的增加并不一定导致货币供应量的相应增加。但是，由于存在大量超额准备金，商业银行随时都可以相应增加信贷发放，从而导致通货膨胀形势恶化。
　　金融市场制度的局限使得中国货币政策的传导实际上更主要是通过信用机制来进行的。理论上，货币政策的信用传导机制主要有银行借贷和资产负债表两种典型的渠道。信用机制能否有效地发挥传导作用，其关键的问题是如何降低在信息不对称环境下存在于借贷行为过程中的逆向选择或道德风险等问题，从而使信用具有可获得性。
　　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非国有企业)因金融市场的制度歧视被隔绝在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之外，货币政策相对于它们是一种外生的安排，效应当然无从谈起。市场体制外的微观主体(国有企业)的反应可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良好的主体。
　　当前的中国经济是由计划经济脱胎而出的，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经济运行不是以市场交易为基础的，整个社会被组织成为一个全国范围的单一企业。在那里，信用只是资源配置的一种微不足道的辅助性手段，以避免资源配置的自发性为理由，企业之间的商业信用是被严格禁止的。
 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不良的主体，金融机构出于自身稳健经营的要求，往往不愿与其发生借贷行为，货币政策对这类主体的投资引诱也不明显(只是较大地减轻了它们的利息负担)。由此可见，中国货币政策效果不显著并不是(或主要不是)货币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问题。如果到此为止，则很容易使人误解为：只要宏观调控政策是内生的制度安排，就可以实现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货币主义者认为，长期菲力普斯曲线是一条起自自然失业率的垂直线，不存在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交替关系。就长期而言，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使得财政扩张的量不过是对私人部门支出的量的替代，税收的变化也因不能影响持久收入而仅有非常微弱的乘数效应。
二、宏观调控政策对市场经济的影响
　　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是为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对于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减少经济周期波动、促进经济总量均衡从而为市场机制有效进行资源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的目标业已获得广泛的认同，并为当今世界各国政府所采纳(除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反对外)。
　　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理论中，宏观调控政策归属于总需求的范畴，政策的目标被界定在因总需求冲击引起经济周期波动后的稳定方面，而且强调的是短期。如果说凯恩斯主义所强调的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中包含了一定的经济增长目标，那么这种增长主要也是随积极财政政策稳定投资者预期而来的私人部门的增长，公共财政支出的增长本身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然属于稳定的手段。在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实践中，货币政策事实上也一直是以稳定通货而不是经济增长为目标。
　　最近10年来，随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特别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指出：短期的产量波动虽然具有重要的福利后果，但长期经济增长的福利含义远远超出任何短期波动的影响(Romer，1996)，强调现代经济分析的重点应该从总需求转向总供给方面。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由于市场基础不完善，政府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一直附存着经济增长的目标。在中国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实践中，先是1998年上半年明确地将货币政策作为保证8%的经济增长率目标的手段，当认识到依靠货币政策难以实现预期目标的情况下，又进一步明确提出启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来保证经济增长。
　　应该承认，一系列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对于阻止经济增长率的严重下滑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现实结果与预期目标的巨大差距表明，将宏观调控政策目标严格界定为短期稳定更为确切。实际上，多重目标之间的相互矛盾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释放，积极财政政策的短期经济增长目标在中国经济的存量部分还一定程度上存在，但在经济的增量部分则明显难容。
三、把握宏观调控政策应弄清楚的几个问题
　　基于以上的分析，对宏观调控问题的基本认识是：市场经济有效配置资源是以产权明晰的市场主体行为和形成理性预期从而能对市场价格信号做出灵敏反应为基础的。
　　宏观调控政策的传导还需要相应有效的市场传导条件或机制。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主要是短期经济稳定进而为市场配置的长期经济增长创设前提条件，政策目标并不必然包含长期经济增长。
 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对象是总需求为主的总量方面，它虽然会影响到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但却不是针对具体的产业部门和结构。宏观调控中的积极财政政策的目的主要在于通过政府支出的扩大进而拉动民间投资的增长，那么，一方面是政府复归为投资的主体，而财政政策的扩张与收缩演变为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源；另一方面是财政扩张在长期的可持续性将成为严重的问题。
当前财政宏观调控政策
　　当前，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加剧，世界经济环境中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多，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环境将更为复杂。财政部门将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及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对财政工作的各项要求，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切实加强和改善财政宏观调控，增加财政赤字和国债发行规模，扩大政府投资，推进税制改革，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增加财政补贴规模，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积极支持就业再就业，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一）增加财政赤字和国债发行规模，积极扩大内需。大幅度增加中央财政赤字，扩大国债发行规模，增加中央政府投资，主要用于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以及农业、教育、医疗卫生、生态环境等基础设施建设。一是支持加快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加大对廉租住房建设支持力度，加快棚户区改造，实施游牧民定居工程，扩大农村危房改造试点。二是支持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农村沼气、饮水安全工程和公路建设力度，完善农村电网，加强大型灌区节水改造，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三是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加强铁路基础设施建设，完善高速公路网，增强经济发展后劲。加快灾区恢复重建投资进度。此外，在积极扩大内需的同时，密切关注世界经济形势变化对我国
　　外贸出口的影响，适时调整出口退税和关税政策，支持优势企业和产品出口，支持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二）完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充分发挥
　　财政在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的职能作用，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增强居民消费能力。一是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大幅度增加对农民的农资综合直补、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规模。健全农产品价格保护制度，支持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格，增加农民收入。二是增加城乡低收入群体收入。提高低收入群体等社保对象待遇水平，增加城乡低保补助水平。支持逐步提高并落实企业最低工资标准，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和支付保障机制。三是努力扩大就业。加大财政支持力度，促进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加强城乡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建设，全面加强职业技能培训，进一步解决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问题。四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继续规范公务员津贴补贴制度，推进事业单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加强对国有企业特别是垄断行业的收入分配监管。
　　（三）加大支持“三农”力度，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按照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进一步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力度，健全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长机制。一是大幅度增加支农投入。大幅度增加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的投入，大幅度提高政府土地出让收益、耕地占用税新增收入用于农业的比例，大幅度增加对中西部地区农村公益性建设项目的投入。二是完善支农惠农政策。完善对农民的补贴政策，健全对产粮（油）大县的奖励政策。加大家电下乡支持力度，推进农村现代流通体系建设。三是促进农村社会全面进步。支持农村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全面提高财政保障农村公共事业水平。加强农村劳动力培训，提高农民从事现代农业生产经营和非农就业的能力。四是推进农村综合改革。全面推进清理化解农村义务教育“普九”债务试点，扩大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试点范围，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四）进一步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推进社会事业加快发展。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抓紧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一是保障教育优先发展。深入实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和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政策，完善和落实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推动落实国家助学贷款政策。二是大力支持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继续支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全面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扩大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覆盖面。加大城乡医疗救助支持力度，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三是支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推动建立完善制度统一、标准有别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推进和规范农村养老保险试点，进一步完善失业保险制度。
　　（五）大力支持科技创新和节能减排，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优化。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必须积极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进一步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和稳定性。一是推动科技创新。制定并完善规范、稳定、长效的财政科技投入政策，加大投入力度，重点支持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等公共科技活动，保障科技重大专项实施。实施促进企业自主创新的财税优惠政策，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发展，鼓励企业增加科研投入。二是推进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加强重点防护林和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建设，支持重点节能减排工程。研究推进资源税改革，建立完善资源有偿使用、排污权有偿取得和交易制度，建立健全生态环境补偿机制，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三是积极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完善落实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支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加快中小企业投融资环境建设，充分发挥中小企业在科技创新和吸纳就业方面的积极作用。
 　　（六）进一步深化财税制度改革，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政体制机制。深化财税制度改革，不仅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理顺中央与地方收入分配关系，而且有利于健全促进科学发展的制度基础和体制保障。一是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进一步明晰中央与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理顺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关系。完善省以下财政管理体制，全面推进省直管县改革，加强省对市县财政的管理。建立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增强基层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二是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中西部地区转移支付力度，缩小地区间收入分配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加大对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和生态建设的转移支付力度，增强禁止开发区与限制开发区域政府公共服务保障能力。完善资源枯竭地区转移支付制度，促进资源枯竭地区经济转型。三是加快推进税收制度改革。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减轻企业负担，促进企业扩大投资和技术创新。进一步完善消费税制度，将部分严重污染环境、大量消耗资源的产品纳入征收范围。加快推进燃油税改革，促进资源节约和合理利用。四是推进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围绕促进财政管理科学化、精细化，继续深化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政府采购、“收支两条线”管理等预算管理制度改革。此外，支持能源、资源、农产品等基础产品价格改革，理顺生产要素价格机制，大力支持金融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为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
    财政政策是我国调控经济的一个重要政策工具，在实现经济“软着陆”时期和扩大内需时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后续的积极财政政策已经取得了一定效果，但对于这一阶段的宏观财政政策究竟在多大程度尚拉动了需求学术界还又不同的看法。随着宏观经济过热的情况逐步消除，积极财政政策的淡出已经提上议事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