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出现贫困的原因(二)

本论文在工商管理论文栏目，由论文格式网整理,转载请注明来源www.lwgsw.com,更多论文,请点论文格式范文查看　　
(四)、城市特权条件下的城市贫困　　引入城市特权后，城市人口仍然可能贫困，但城市贫困蜕变成了一种在生活水平上高于农村的“富裕者”贫困，成了相对于城市平均收入人口的贫困。相反，相对于农村人口，他们不再贫困，或者不再象听上去的那么贫困。　引入城市特权后，城市人口不朝农村流动便是他们的理性选择和经济体系中的经验事实。　同时，在最低工资制度下，城市产业丧失了压低工资到官方贫困线或者更低的合法手段，因此更没有能力和乡镇工业竞争。所以，最低工资制度导致了城市劳动密集型工业的破产和大批城市原有简单劳动力的失业，从而大大加剧了城市贫困。　　2.农民进城就业效应　　城市最低工资超过了农业工资，过多农民将进入城市，城市劳动市场的供给过剩。由于他们不享受城市初始人口特权，城市企业可以和他们自由地谈判工资。如果说，在上一节的完全竞争分析中，不管农业边际收入和外地成本之和是否高于城市生存工资，城市原有人口都可能接受竞争决定的工资，因此进城农民在城市劳动市场上将只能替代部分城市劳动力，那么，引入高于农业工资的城市最低工资制度后，由于这一工资肯定高于农民家庭因其成员进城所放弃的农业收入和该成员的外地成本，因此，城市人口将无法与进城农民竞争。只要进城农民能够干的工作，城市人口都会被排挤。　　城市特权定义二，　　城市特权为由政府规定的仅仅适用于城市就业的最低工资制度和仅仅适用于城市初始人口的贫困线制度，其中城市最低工资高于由农业劳动的平均收入决定的农村工资，城市贫困线高于农村的生存工资。　　这样，进城农民的就业工资不再能够低于城市人口。根据这一定义，城市产业提供的就业机会将大大少于进城农民工资尚能够自由浮动时的数量。另一方面，进城农民由此丧失了低工资要价的优势。他们必须在同一工资水平上和城市人口竞争同一工作机会。由于官方最低工资显著高于贫困线，因此城市人口具有就业积极性。城乡人口在城市劳动市场竞争的结果将是双方各获得比率不等的工作机会。　　对政府来说，增加城市人口就业的目标多少实现了，从而城市贫困也减少了。但由于一部分就业仍然被进城农民取得了，所以城市人口失业仍然存在。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根据城市特权的第二种定义，政府依然无法阻止乡镇工业产品对城市产品的替代，因此政府无法减少因这一替代所造成的城市失业和贫困。　　由城市特权的第二种定义，可以引入托达罗（Todaro）人口流动模型。托达罗假定城市工资由制度外生决定并且高于农村工资。农民在作出是否进城寻找工作的决策时，考虑的是城市制度工资和在城市获得就业的概率。如果两者之积高于或者至少等于不变的农村工资，农民就可能进城求职。在这个模型里，农民一旦进城，就成了城市人口。进城农民不但可能替代一部分城市人口的就业，造成原有城市人口的失业，而且会由于就业概率的作用导致自身的失业，从而绝对地增加了城市失业。这两部分失业人口都将扩大城市贫困人群。　　3.进城农民本身成为城市贫困者　　城市特权造就了城市失业，包括城市初始人口和进城农民的失业。如果说城市初始人口能够依靠城市贫困线制度生活，那么，进城农民在城市“待业”期间的生活，或者说其外地成本的补偿，就需要另辟途径。由此便可能产生今天人们熟知的城市非正式部门。由于城市贫困线制度对进城农民无效，由于进城但没能就业的农民实际上构成了城市失业大军的重要部分，而降低失业又是政府的执政目标，因此，政府将容忍违反最低工资制度的非正式部门存在和扩大。从这一角度看，非正式部门的存在意味着政府失灵。　　 (五)、计划经济转型时期的城市贫困　　相对于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处在经济制度光谱的另一个极端是完全排除竞争的计划经济。对于在中国实行过的计划经济，这种计划经济的典型特征就表现为城乡二元经济互动的计划性，而且在于他用政府手段把二元经济的划分政治化：人口不得互相转移，产业不得互相建立。这一规定限制的仅仅是农民向城市的转移和在农村的亦工亦农。农业工资的强制性低水平：在自耕农制度和市场经济的前提下，农民在禁止其流动和亦工亦农的政治环境下虽然只能够从事农业生产，但其收入继续由农业劳动的平均收入决定。只要农业人口不特别地多，农业工资仍然将超过生存工资。可是，中国的计划经济更进一步，它强制收购农民超过基本物质生存需要的所有农产品，单方面规定农产品价格。同时，由于农业工资低于生存收入，农民无法储蓄，因此也无法积累和建立自己的工业，所以农民无法亦工亦农，乡村工业产品替代城市产品的现象不会出现，城市失业也不会因此而产生。所以，中国型的计划经济用排除农民竞争的方式，把本文第四节讨论的城市特权推到了极端。本文第一节作为分析前提讨论的城乡互动也因此而消失。在这样的计划经济下，城市不存在工资低于生存收入的贫困。关于城市产业劳动边际生产率低下，这主要是一个经验的问题。这里必须非常谨慎地使用统计资料。是因为，中国政府通过压低农产品价格，人为地降低了城市人口主要生活资料的价格，使城市人口为生存所需要的工资大大降低，城市产业从整体上说还有帐面利润，从而在官方统计中严重夸大了城市劳动的生产率，严重贬低了农业劳动的生产率。对此的有力证明之一是中国计划经济下的农产品高度匮乏。在农民甚至不能保有生存所需要的农产品情形下，政府强行收购的农产品仍然远远不能满足城市人口在低工资条件下的需求。所以，中国计划经济对农产品实行配给制。它表明在当时农业产量和城市对农产品需求的态势下，农产品价格具有爆炸性上涨的潜能。而农产品价格上涨便意味着农民生产率的提高和城市劳动生产率的下降。由于城市人口远远少于乡村人口，因此城市劳动生产率下降的幅度要比乡村大得多。根据这样的推论，我们不但几乎可以肯定在中国计划经济后期，如果按照市场经济原则，中国城市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可能低于生存工资，而且甚至有理由怀疑它的平均生产率也低于生存工资。如果这一推论有某种合理性的话，中国计划经济便是依靠政治力量，把本来由于低生产率而出现的城市贫困转嫁到了农村。对本文的研究来说，这里表明，计划经济通过剥夺农民的官方城乡产品比价，维持了一部分本来不具备生产可能性的城市产业或产业规模，人为地扩大了城市就业。我们把这部分就业称为剥夺农民的城市就业。所以，从城乡互动的角度观察，中国的计划经济至少积累着三类失业的动能：　　1.剥夺农民的城市就业者的失业2.禁止农民生产工业产品所保证的城市就业者的失业3.禁止农民进入城市劳动市场所保证的城市就业者的失业这三类原本应有的失业会产生原本应有的城市贫困。但两者都被计划经济用政治手段以本来就比城市人口贫困的乡村人口的更加贫困为代价掩盖住了，或者更准确地说被压抑着。但压抑愈强，爆发愈烈，给最近的未来造成的后果愈严重。从经济理性出发，中国型的计划经济根本无法长期维持，中国向市场经济过渡只是时间问题。所以，正是计划经济下失业和贫困危险所积聚的巨大潜能，造就了中国城市贫困问题暴露的突发性和恶化的快速性。在中国经济跨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由计划经济积聚起来的三类城市失业已经爆发出来，其中，由剥夺农民所保证和由禁止农民亦工亦农所保证的城市就业，基本上不复存在。但是城市特权还在，而且有着许多计划经济时代的现象，它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还没有完成。城市人口和乡村人口的政治平等没有实现。政府许多政策实际上都在帮助城市人口维持那些无法和农民竞争的工作位置。所以，尽管城市不再直接禁止农民进城寻找工作，可是不同劳动者在城市劳动市场上的基本平等还远远没有做到。显然，朝劳动市场平等方向上跨出的每一步都会造成新的城市失业和贫困。因此，到现在的二十一世纪初期，尽管中国城市失业和贫困已经十分严重，但由过去的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和今天的“稳定第一”政策所掩盖着的贫困和失业，还在积蓄着进一步爆发的能量。中国在最近的未来，可能将面对比现在更为严重的城市贫困问题。中国的城市问题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城市贫困问题才是发展中的问题，或者说是发展本身的问题，发展的悲哀，好象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城市贫困就是经济发展本身所带来的，而且通过市场和政府的作用，可为的地方已经不多了，我就有一个要求就是制度经济学家能不能提出一些可以弱化这些负面影响的政策建议。
三．解决方案。
从当前实际情况来看，越是经济发展好的地方，民营经济发展就较快，越是经济发展慢的地方，民营经济发展就较慢。贫困地区县域民营经济的主要差距在民营经济上，但同时，它的壮大潜力和发展希望也在民营经济。如何破解民营经济发展中的难题，结合实际实施可行的措施，已成为县域经济发展壮大的关键所在。
四，温故而知新的学习。我们以为自己已经懂的东西并不表示已经掌握，只有一遍遍的重复回顾和实践后才能合格的称为经验，经验的重新利用才会生出自己的思维方式和学习方法。
总的来讲，再多的甚至再简单的体会也都要在实践中反复体会、巩固。这段时期的实习虽然是个小小的锻炼，却也锻炼了我的能力，提高了我的与人沟通的能力。同时也让我们在里程中继续学习、成长。

首页上一页 1 2 下一页尾页 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