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洋务运动的思想背景及其结果

试论洋务运动的思想背景及其结果

 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末在中国社会发生的洋务运动，是一场清政府为了拯救其垂危统治，以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创办和发展军用工业、民用工业，编练和建设新式海军、陆军，并相应培养新型人才为中心，以达到富强目的的运动。洋务运动的思想背景与近代中国复杂的社会环境紧密相关，其出发点是“自救”运动，其过程为“自上而下”，其目的也从自救转向求强求富，但结果却是出乎洋务运动的“本意”之外了。
 对洋务运动的思想背景的探究有必要上溯到洋务运动之前几十年的思想发展情况，即包括龚自珍的变革思想、林则徐和魏源的思想等问题，这对我们准确把握连续性的历史过程，从整体上理解洋务运动的思想背景及其结果，进而较好地分析和评价将有所帮助。
 一、洋务运动前，中国的社会现实以及对西方认识的变化所引起的变革思潮及其结果。
 （一）清朝中期开始的衰落的社会现实与变革思潮的发展。
 清朝在经历“康乾盛世”之后，从乾隆后期开始走上了下坡路，到了嘉庆、道光两朝，更是江河日下。政治上日趋腐败，社会危机愈益显露；先后爆发的白莲教起义、天理教起义直至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等大规模反抗斗争，严重打击了清朝统治；与此同时，鸦片烟祸泛滥，严重毒害中国人民，也因此加剧王朝财政枯竭、军队战斗力削弱，两次鸦片战争使得清朝统治岌岌可危。
 面对封建衰世，龚自珍（1792～1841）揭开了近代思想史的第一页，他提出“更法”、“改图”、“变功令”，并且认真地探究“病根”，寻求挽救危机的良方。其中，还考察了东南海疆和西北边陲的历史和地理，呼吁加强边防建设，特别是提出“颁制西洋奇器”的建议，比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早22年。
 以魏源（1794～1857）等为代表的先进思想家研究了货币、盐政、漕运等经济问题并形成符合社会经济规律的变革思想。他们把发展商品经济放到了重要地位；提出了以银为币和行铸币的主张；并要求增加银矿的开采，禁止鸦片贸易防止白银继续外流；主张变运河官运为商船海运，即改变封建官运组织为商运组织，促进商品流通；要求将少数官僚绅商世袭垄断的盐政改变为商人自由购买自由贩运的票盐制，与商船海运的主张一样，有利于商业资本的发展。
 龚自珍思想没有脱离封建主义的思想范畴，但已触及近代社会变革的中心问题。而魏源等人的变革思潮是在维护封建统治、设法巩固封建国家财政的前提下，改革流通领域阻碍商品流通的现状，促进商业资本发挥作用。其见解是有利于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的。其客观效果必然是促进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魏源等人符合资本主义趋势的变革思潮对于推动社会的变革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与后来洋务运动的结果形成“巧妙”的结合。
 （二）“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及其发展结果。
 洋务运动前的中国人对西方是缺乏认识的，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封建经济体制，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形成了封闭而牢固的经济结构，对于外界几乎没有依赖性，使得东、西方直接的经济联系很少，另一方面与中国社会的思想文化方面的封闭性有关，浓厚而顽固的传统思想，加之清朝前、中期大兴文字狱等政策，禁锢了民众的思想，整个社会文化领域缺乏创新，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等领域长期停滞不前，也形成了与西方文化交流的障碍。人们对于西方浅薄的了解，更多地出自于好奇，而并不是出自政治经济改革需要的。
 鸦片战争的失败，使得闭关锁国的中国被迫打开门户，与此同时，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有识之士，认识到中国落后了，必须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林则徐认为鸦片战争之所以失败，是在“器不良”“技不熟”，要求学习西方船炮水军，他的思想正是后来魏源所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是通过鸦片战争的斗争实践总结出来的。魏源对西方长技的了解教前人更加深刻、全面和系统；在军事技术之外，对于民用机械技艺也做了广泛的了解，认识到“师夷”和“制夷”不仅限于军事，而是多方面的；此外，还提出了培养新式人才的设想。林则徐和魏源以及其后的徐继畲、姚莹、、夏燮等都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技艺和民主政治等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刻的阐述和探讨，并在随后的十几年间形成思潮，他们的目的是外御强敌，内事改革，以图改变落后面貌。他们对于西方的认识不是停留在科学技术和技艺方面，而是扩展到了政治方面。这使得“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更加丰富和充实。
 “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拯救国家危亡的主张，做为一种对外开放，欲求改变中国封闭落后的思想而逐步发展。但是，由于顽固势力的破坏阻挠，“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及其拯救清朝垂危统治的改革主张和措施，未能实施，致使社会仍然处于停滞状态，毫无革新和前进。直到清朝面临着太平天国革命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局面后，才逐步开始“师夷长技”的实践，但其目的不是“制夷”而是镇压农民起义。但“师夷长技”实践的一个主要结果则是推动洋务运动的兴起。
 二、洋务运动兴起阶段，发展阶段的思想背景和结果
 （一）“两害相权取其轻”和“借师助剿”与洋务运动兴起。
 在“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提出之后，1851年爆发“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到1856年英法联军又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和英法联军内外两大难题困扰着清朝统治者，直到1860年，太平军进入沪杭地区，捻军在鲁、豫、皖等省的广阔地区驰骋，英法联军则有入侵北京之势。统治者在比较了几大威胁后，认为太平天国革命是直接威胁王朝统治，而决定暂时满足西方列强的欲望以全力镇压人民起义。随后，清廷与英法等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为了处理外交事务、办好洋务，1861年，清廷成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设立南、北洋通商大臣，洋务运动得以真正起步并得到有力地推动。在清朝“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决策之时，开始了以“师夷之长技”为中心的洋务运动，也开始了统治阶层及洋务派意想不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变革的实践。所以，洋务运动的兴起并不是为了抗击西方列强而兴起，却是为了镇压农民革命而兴起的。
 清王朝把借西方列强的军队和军事人员之力，在江浙部分地区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这个勾结帝国主义的特殊形式称之为“借师助剿”。“借师助剿”是具有反动性质的，但是它与洋务运动又有着密切的关系。洋务运动的中心内容是学习和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首要的就是军事技术。起先只是购买西洋的武器，但清军战斗力仍然低下，其力量不足以镇压人民起义，随后，便要借助于西洋之人了。在“借师助剿”过程中，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对于西洋军事加深了认识，对之后近代军事工业的兴办产生了巨大影响。促使洋务运动从起初的镇压人民起义的出发点而深入到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的实践。
 “两害相权取其轻”和“借师助剿”是促使洋务运动兴起的重要因素，历史进程往往不以人意志为转移，当统治阶层为解决现实问题而作出决策后，却同时推动变革思潮和变革实践的发展。
 （二）洋务运动思想从自强到求强求富、“制内”到抵御外辱的转变。
 在办洋务的封建官僚们的主持下，中国开始有了一批官办企业，但由于完全采取官办的方式，仍然具有浓厚的封建性。而且，这些军事工业的机器、原料、燃料主要购自国外，生产技术也为洋人垄断，部分管理权也落入洋人之手，所以实际上成了外国军事工业的附庸。随着西方列强的经济侵略方式由商品输出为主逐渐转变到以资本输出为主，中国已不仅仅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供应地，而且日益成为帝国主义资本的重要来源。19世纪70年代，洋务派开始创办官督商办的民用工业企业，包括轮船航运业、电线电报业、矿业、纺织业，以及在洋务运动晚期开始的铁路、金融银行等行业。洋务运动的这一转变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首先，军事上巨大经费开支对于发展工业企业而取得经费来源的需要；其次，近代工业内部经济规律的作用，洋务军用工业的发展必然导致民用工业的兴起，例如煤铁铝铜矿业的开采和冶炼等工业；此外，还有“分洋商之利以致富”，促使洋务派产生兴办民用工业的强烈愿望。“求富以达到强”的目的表明洋务运动具有民族性。
 随着人民起义被镇压，国内阶级矛盾相对缓和。在自强到求强求富转变的同时，清政府的策略从镇压国内的人民革命为主转变到抵御外辱为主。其中，日本的咄咄逼人、西北新疆的分裂危机引起了洋务派以及统治阶层的重视。其间，清政府发生“海防”与“塞防”之争，清政府权衡利弊和轻重得失，最终采纳海防与塞防并重。由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事宜，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事宜，左宗棠督办西北塞防。其结果是左宗棠收复新疆，洋务派建设了北洋舰队为主要力量的强大海军。从其效果及历史作用来看，在资源不足的情况下，清廷的海防塞防兼顾，尤侧重于海防的战略决策是正确的。
 三、洋务文化教育的思想背景及结果
 洋务文化教育是“师夷之长技”实践的重要内容，其思想背景与洋务运动的实际需要紧密相连。19世纪60至90年代，洋务派为了适应洋务活动的需要举办了文化教育事业。洋务教育既与清朝政府外交活动有关，也与兴办洋务企业的经济活动，以及这一时期政治、军事活动有密切关系。洋务教育的内容很广泛，包括外交、法律、科技、企业管理、电报、矿务、冶炼、机械、军事等多方面的人才教育。而这些都是洋务运动的实践过程中，因新型人才的需要而逐步进行的。
 洋务教育首先是从学习外国语言文字为开端。这其中，李鸿章已经认识到培养外语人才除了外交需要，还为引进科学技术知识创造条件。李鸿章的见解是把学外语与阅读和翻译西方科学技术书籍相联系，同时把学外文、科技与自强之道联系起来。以京师同文馆为代表，起先是培养对外交涉人才，几年后逐步重视西方科学技术，形成理科学堂。而以左宗棠创办的求是堂艺局为代表，一开始就以学习先进科学技术为主，而学习外国语言文字作为学习和运用科学技术的必备手段。左宗棠对科技、外语并重的方针，表露了他御外辱的迫切心情。
 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洋务文化教育迅速发展，但在内容和性质上也发生变化。19世纪60年代的教育还是以封建主义教育为主体，但到了70年代后至90年代，则向资产阶级式教育转化。以郑观应为代表的思想反映了这种转变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他比较了中西教育制度，认为西方教育制度是“期于实用”，批评中国传统教育对培养人才的缺陷；同时，主张实施新的学制和教学方法，以区别于旧的书院，也有别于60年代兴办的只学习语言文字的学馆；建议教师也应从具有科学知识的新型知识分子中挑选。王韬、李鸿章、盛宣怀等也都有和郑观应类似的培养新型人才和兴办新型学堂的思想。
 随着新教育思想的理论探索和舆论的作用，兴办新型西方资产阶级式的教育逐步开始实践，主要是派留学生出国和创办各类专业技术学校。洋务派认识到聘洋师到中国教习只是一条路径，更好的捷径，应该派出留学生到外国留学。然后开展了“派幼童赴美国留学”，又鉴于幼童留学存在“缺陷”，改为派成年且具有外语、科学知识基础的学生到欧洲留学。这培养包括制船人才、海军人才等多方面人才，其中尤为突出的例如严复，他翻译了《天演论》《原富》等宣扬进化论、天赋人权论，为近代中国思想解放作出了贡献。洋务派兴办了实学性质的水陆师学堂等，除军事外也授予工程科技方面内容，不仅为海陆军的需要，也推动了社会科技和经济的发展。
 四、“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对洋务运动的影响。
 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19世纪初以来变革思潮的进一步发展。所谓“中学为体”，就是以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纲常伦理为根本；所谓“西学为用”，即以西方近代科学技术、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为具体方法。它是中国封建主义文化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结合的产物。“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最早出现于19世纪60年代初。1861年，具有早期改良主义思想的冯桂芬，提出以中国的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西方国家的富强之术。这是“中体西用”思想的最初揭示。之后，一些参与洋务、时务的人，出于实际需要，也对此进行了探索和阐发。七八十年代的王韬到沈毓桂的《西学必以中学为体说》，至八九十年代，“中体西用”说日益明朗与广泛。1896年6月，光绪皇帝宣布变法，把“中体西用”思想宣示全国，要求官员要以中国圣贤之学作为根本，兼而博采西学中切时务的东西，以成为通达济变之才。后起的洋务派首领张之洞撰《劝学篇》。他视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主张新旧兼学，强调以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以中学治心，西学应世事。系统阐发了“中体西用”的思想。
 洋务派把“中体西用”作为开展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并且付诸实践。首先，他们按“西用”的原则，大批引进西方军事和民用工业设备和技术，创立一批民族资本的近代企业，造就了中国最早的产业工人；其次，在“中体西用”思想指导下，推动旧式教育逐渐向新式人才教育的过渡，培养了一批具有资产阶级思潮的知识分子；再次，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知识，自然科学知识的引入，造就了掌握近代科技的人员，为近代中国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最后，“中体西用”作为唯一容纳西学的原则，成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思想媒介，成为中国更广泛、更深入地学习西方的思想阶梯。
 但是，“中体西用”思想有其致命的弊端。洋务派奉行“中体西用”使得洋务运动创办的近代化工业、军事、政治、教育等事业都带有浓厚的封建主义的因素，致使洋务运动不能发生质的变化，各项事业困难重重。中法战争的不败而败，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表明了“中体西用”思想的局限性和内在矛盾性。后来的维新派批判“中体西用”思想，不仅要求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之“用”，而且要采纳西方资产阶级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之“体”。尽管如此，“中体西用”打开了国人的视野，吸收了一部分先进的因素，特别是在洋务运动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推进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
 五、洋务运动尾声阶段的续办洋务的思想及其发展
 洋务运动的变革思想经历了初期的高潮之后，逐渐僵化所以再也没有取得突破。中法战争暴露了洋务思想的根本性缺陷，由于清廷和洋务派顽固坚持“中体西用”，政治民主改革停滞不前，反而倒行逆施加强封建主义统治，统治的腐败导致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而甲午战争的失败标志着洋务运动走向最后阶段。其后，虽然在洋务派的继续努力下，洋务运动没有停止但已经在与维新派活动的交叉之中迅速走向结局。
 甲午战争之后，洋务派提出洋务复兴的方案，这其中包含了续办洋务的思想。以盛宣怀为代表，把练兵、理财、育才有机的结合，总结了几十年来洋务运动的实践经验，其根本精神就是发展三者结合的洋务事业来维护和巩固清朝统治。这种思想没有超出洋务运动的范畴，但有所发展，主要体现在洋务运动初期主要依靠官力，后逐步发展到官、商并用，而这时主要强调商力。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原来由官本官办的企业，多改变为商本商办，这必然增强了企业的竞争力，较好地继承和发展了洋务运动抵制列强经济侵略的传统。在洋务运动的尾声中，洋务运动的经济重点主要是铁路、矿务、银行，这正好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投资以铁路、矿务、银行为重点而针锋相对，体现了洋务运动的竞争性和民族性。
 洋务派与维新派在政治主张上区别：主要是变不变“根本”，也就是洋务派所坚持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而维新派则坚持要实施君主立宪政治制度。维新派最终失败了，洋务运动也在“中体西用”和政治、经济上的矛盾性中将要退出历史舞台。如前所述，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所以，洋务运动只谈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致富强，而不谈政治上的改革。而张之洞为代表的思想，则发展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提出了纠正君民远隔之弊以做到上情下达，以及认为对于中国法制“贱视人类”，远落后于外国的观点，产生了“中西合一”的思想。这是在洋务运动的思想背景上的发展。在《辛丑条约》之后，1901年清廷撤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标志洋务运动的结束，代之以“清末新政”，近代中国继续缓慢前行。
洋务运动是在中国社会资本主义必然代替封建主义的历史条件下发展的；它在学习西方，改变极端落后的面貌，变贫弱为富强的变革思潮中发展；在镇压人民起义并向帝国主义妥协中起步。显然，洋务运动在政治上是反动的，但其过程却符合近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只是由于思想上始终未能继续突破，反而加强封建的专制统治，导致甲午战争的失败。不能因为甲午战争的失败或八国联军入侵而认为洋务运动本身是失败的，变革思潮及其不断发展是洋务运动的主要思想背景，并推动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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