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白思想的影响及诗歌风格

内容摘要：李白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其思想
十分复杂，受儒家、道家、纵横家的影响，这些思想规定着诗人的人生理想和处事方式以及其诗歌创作。
关键词：李白；诗人；思想；影响；人生理想；诗歌创作
李白是我国文学史上享誉世界的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在他为实现自己的宏伟抱负而奋斗不息的一生中，儒家、道家、纵横家的思想贯穿其一生，规定着他的人生理想和处事方式，分析李白的思想，有助于我们对其人和其诗有更深刻的把握和理解。           
 一、李白的思想受儒家的影响
 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中，儒家思想一直处于统治地位，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影响非常深厚，李白中年曾“移家东鲁”，在鲁地先后‚“定居”二十余年，而鲁地乃儒家文化发祥之地，儒家文化在李白思想中根深蒂固不言而喻。“忠孝”“仁礼”的思想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发展至唐的儒家思想已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对于豪情满怀，意气风发的李白来说，无疑是极大的诱惑，故而李白抱负远大，信心十足，为个人定下了终生理想。这些便是儒家思想在李白思想深处烙下终生不灭印记的反映。
 盛唐时代是我国封建时代历史的鼎盛时期，经济基础雄厚，精神文化繁荣，综合国力强大。与之相应的是，人们朝气蓬勃，有志之士，更是精思惮虑，欲建千秋不朽之业。李白正处于这一时代，他热心仕进，有远大的政治抱负，为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不畏艰难曲折的辅佐君王历尽千辛万苦，这是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的正统思想的反映，也正是儒家“忠孝”思想的充分体现。
 由于这种思想的影响，李白开始了为理想奋斗的一生。早在青年时期，他就怀着“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的雄才大略，以‚、“济苍生，安社稷”为己任，以宰辅帝王师自期，希望登上政治舞台，25岁出蜀是抱着“愿将书剑许明时”的远大志向，以身许国，希望“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宇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
 诗人不仅怀抱远大的政治志向，而且对自己的才能充满信心。他一生以大鹏自喻，二十四岁出蜀时写有《大鹏赋》��即以“激三千以崛起，向九万而迅征”的大鹏形象自拟，表现自己不同凡响的抱负。当理想受到挫折时，他仍然高唱“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上李邕》）直到临终时他还自比大鹏，充分显示诗人高傲的性格与宏大的气魄：“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临路歌》）
 李白始终相信自己的才能有施展的时机，但因多种原因他被拒绝于科举仕途之外，为此他曾多次采用干谒权贵的方式，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奔波着。他既将作品投献过地方长官，还曾以诗作向当时的文坛巨子举荐过自己，甚至明确希望善识‘千里马’的‘伯乐’韩朝宗奖掖自己：“君侯何惜阶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扬眉吐气，激昂青云耶？”总之，他千方百计要为时代贡献自己的一切。
 李白浪漫超脱，不执着世情，他虽受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很深，但却缺乏儒家那种求实精神，往往把踏入仕途这种十分繁难的事情，看得轻而易举，一蹴而就，加之他本人涉世不深�Р涣私馊擞肴酥�间那种错综复杂幽深微妙的关系，又以诗人的眼光观察政治、人情、世态，不免失之天真烂漫，故他在干谒时，在追求理想途中，经常遇到挫折。诗人不免流露出不满和愤懑之词：
                   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
  欲渡黄河冰塞川�Ы�登太行雪满山。 
 《行路难》其一
  大道入青天，我独不得出。  
 《行路难》其二
 李白在消极、悲观和苦闷之际，在追求与碰壁之余，有时亦采取任侠，隐居，以待时机，且常以吕尚、管仲、乐毅、诸葛亮、谢安自比，在《读诸葛武侯传书怀赠长安崔少府叔封昆季》一诗中说：“我亦草间人，颇怀拯物情。”诗中谈到希望有人举荐，能像诸葛、管仲那样辅佐君王，为君出谋划策，成就一番事业。
 在诗人怀才不遇之际，在他从政的锐气受到挫折时，在他思欲用世的迫切心情与不能用世的现实形成强烈的矛盾冲突中，他心绪烦乱，苦闷彷徨，甚至犹豫消极，但他建功立业的精神并未一蹶不振，并未就此颓唐丧志，而是踩于绊脚石之上，对困难极端蔑视，迎之而上，激流勇进。虽屡遭挫折，尝尽失败之痛，却意志弥坚，加之他性格坚强、乐观、豪迈，故可以说，对理想的追，失败，再追求，纵贯他的一生。
 初入长安追求功业失败后，他仍坚信“天生我才必有用”（《将进酒》）“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行路难》“东山高卧时起来，欲济苍生应未晚。”（《梁园吟》）。这一切便是他积极入仕的写照。
 此后，他又以诗《蜀道难》献于贺知章。贺时为著名诗人，曾任官礼部侍郎，兼集贤院学士，深受玄宗宠遇，可谓一言九鼎。
 《蜀道难》一诗，纯用比兴，借蜀道之艰难比喻仕途之坎坷，借旅人之劳顿愁思比喻失志之幽愤。李白投献此作�┯靡饷飨郧臣�，贺知章一览意会，加之：“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拔出流俗的深厚文学修养，很得贺之赏识，可谓遇到知音，遇到伯乐，加之玉真公主的推荐，李白终于受到玄宗的召见，真乃苍天不负苦心人！从此“一步凌云，一步登天”了。此时的李白意气飞扬，狂欢喜悦，甚至得意洋洋。
                     游说万乘苦不早，著鞭跨马涉远道。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南陵别儿童入京》
 然而当时唐王朝日趋腐朽，奸佞掌权小人得势，李白处于这样一个龌龊不堪的浊流中，他不善奉承，不会讨好，加之他刚正不阿的人品，狂放不羁的秉性，不愿对现实稍作妥协与迁就，甚至鄙视台上掌握大权的窝囊废，于是好景不长，便被“赐金还乡”赶出京城。
 尽管如此，诗人追求“事君，荣亲”的理想是执着不变的，离京后的李白始终不改初衷，“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登金陵凤凰台》“遥望长安日，不见长安人。长安宫阙九天上，此地曾经为近臣。一朝复一朝，发白心不改。”《单父东楼秋夜送族弟沈之秦》此类诗中，诗人一再表示对君王所在长安的眷念之情。
 他希望侥幸成功，以至从磷获罪，从磷案尚未结束，尚思欲报国，为国效力，后临终在远谪夜郎遇赦的归途中，已是年逾花甲的老头儿，仍欲参军，简直身不由己，这明确体现了儒家思想中的“事君”“尽忠”思想对李白的影响之深刻。
 上元二年时，安史叛军又向东南窜扰，太尉李光弼率军出征，年已六十一岁的李白刚刚遇赦，毅然决定参军。不料行至金陵，因病折回，在他的《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懦夫请缨冀申一割之用半道病还留别金陵崔侍御十九韵》中，既表示了“愿雪会稽耻”的壮志，还对半道患病感到莫大的怅恨。“天夺壮志心，长吁别吴京”就是当时心情的自然流露。
 李白浓厚的儒家思想不仅在于热心“出仕”做“忠臣”，“臣君济世”，他的另一终生目标便是建立功名，光宗耀祖。也就是说他具有强烈的“孝道”“荣亲”思想。诗人一生淡泊富贵，轻财乐施，甚至到了挥金如土的地步，出蜀不久，东游吴越时“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万。”〈上安州裴长史书〉，但却十分重视功名，为此奔波劳碌一生，有了功名，才能光耀门庭。“一生欲报主，百代期荣亲”。〈赠张相镐〉这两句便是直接表达了诗人一生想报答君主，期望百代荣宗耀祖。
 诗人还明确指出过“安民以仁”的孔儒思想，描写过百姓安居乐业，整个社会呈现一幅欣欣向荣的和乐局面。
 总之，诗人一生受儒家的“忠孝”“仁礼”的传统思想影响，并为，此定下个人理想，且付诸实践，奋斗了一生。
二、李白思想受道家的影响
 　道家重旷达、崇飘逸,尚清远、讲玄奥,常以奇思妙想引人入胜。李白是个信道而后入过道的诗人,性格狂放、高傲、热情、冲动,充满幻想与激情,故其诗豪爽、雄奇、奔逸。用道家的思想观照万物意象,所以其诗多为虚空。道家的思想观念大大地激活了他丰富而奇特的想象力,李白诗歌的内容,不少和仙道有关。李白心中的神,在心灵之外的世界,在天姥、泰山、华山、庐山、峨眉山、海上三仙山等仙境,在那里有道士仙人、金童玉女、金银楼台、琼浆玉液、不死之药,所以当他在现实中的理想和抱负不能实现的时候,他只能从仙道那里寻求解脱,其诗歌创作必倾向于张扬自我,体现极强的主体人格精神和鲜明的个性色彩。
 李白称自己的诗是“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傲笑凌沧州”。杜甫称赞他的诗是“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李白诗歌语言的最大特点是明朗自然,摒弃雕琢和辞藻的堆砌。“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赠江夏书太守良宰》)可以说是他诗歌语言的生动写照。李白反对雕琢,提倡“天真”,即提倡道家的自然美。他在诗中多次引用“东施效颦”的故事,来表现他的美学观点:丑女来效颦,还家惊四邻。寿陵失本步,笑杀邯郸人。一曲斐然子,雕虫丧天真。(《古风》其三十五①)西施宜笑复宜颦,丑女效之徒累身。(《玉壶吟》）。
 他还提出要贵“天生”、“天然”,反对“朴散”、“失真”:张颠老死不足数,我师此义不师古。古来万事贵天生,何必要公孙大娘浑脱舞?(《草书歌行》)览君荆山作,江鲍堪动色。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逸兴横素襟,无时不招寻。(《经离乱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朴散不尚古,时讹皆失真。(《酬王补阙惠翼庄庙宋丞泚赠别》)诗中所提出的“天真”、“天然”、“天生”都是自然的意思;“朴”也就是“真”,“真”即自然:“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渔父》)“朴散”就会“失真”,也就失去了自然。李白提倡自然美,一方面是因为受道家美学观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时代原因。这一点,他和刘勰、陈子昂等人用意相同,都是有意纠正齐梁以来的“绮丽”文风: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王风委蔓草,战国多荆榛。……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古风》其一)很明显,李白是要以“清真”的文风来摒弃和取代“绮丽”的文风。他力求自己的诗歌朴实自然,通俗易懂。因此,他的诗歌很有民歌风味,朴素自然,清新流丽。像李白诗中有名的《长干行》、《江夏行》、《妾薄命》、《子夜四时歌》、《乌夜啼》、《古朗月行》、《夜坐吟》、《思边》、《静夜思》、《赠汪伦》等,都深得民歌风神。以《古朗月行》、《静夜思》为例: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古朗月行》)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静夜思》)这些诗很少用典故,很少雕饰,明白如话,朴实无华,脱口而出,纯乎天籁。李白已达到“大巧自然,人力何施”(曾巩《代人祭李白文》)的地步。然而这却是诗歌中的至味。从天真烂漫的儿童,到饱经风霜的老人,谁不喜欢它,吟诵它?虽然它极为质朴,但人人都说它美,真是“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啊!李白这种自由解放的题材和语言,是与他豪放不羁的思想感情分不开的。
 李白是一位具有强烈自我表现欲的诗人,他把自己这种真实的生活心态,交织融会进自己的创作之中,这样,就使得他的诗歌流露出了一股复杂而又矛盾的心理情绪。在李白的诗歌中,我们经常可以感觉到一种烦乱的心绪和无可奈何的愁情,例如“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所有的这些愁绪,都是他仕途失意而又不甘寂寞的心态反映。他一边追求着“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馐直万钱”的享乐生活,一边又做着“忽复乘舟梦日边”的美梦;他时而哀叹人生苦短,幻想着得道成仙,时而又高歌着“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盼望着政治上能有所作为。儒家的入世与道家的出世在他的诗歌中获得了一种特殊的和谐与统一,使我们更深地感觉到了李白诗歌的立体性和生活性。“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道家思想的影响使李白的诗歌具有一种磅礴之气、一种雄伟之象。归向自然、崇拜山水、追求自由、超越尘世、超脱自我、轻视王侯、笑傲权贵,表现强烈主观色彩的思想情感和纵横恣肆、自然清新、雄厚豪放的艺术风格,使李白的诗歌创作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高度。当然,我们也不否认道家对李白产生过一些消极影响,例如人生如梦、及时行乐等等,也使李白的诗歌有一定颓废和感伤的情调。但是,从对李白一生总的影响和促进他在诗歌创作上所取得成就来看,道教之于他,还是积极因素多而消极因素少。
三、李白思想受纵横家的影响
  李白纵横思想的形成与其生活环境、所学及盛唐的社会环境分不开。李白出生在西域的碎叶（今巴尔喀什湖南楚河流域），短暂的洗浴生活对其个性、心理、气质的发展有着一定的影响，并且其父李客及其父辈亲属都是久居西域受当地风气的影响很深，而西域人性格开朗、好饮酒、击剑、弹琴高唱，李白自然深受其影响。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中说他：“少任侠，不事生产，名闻京师。”魏巅《李翰林集序》写他“少任侠，手刃数人。”可见，青年李白以任侠为尚。此外，李白家乡四川，地处偏僻又交通闭塞，人们受传统思想约束较少，因而个性相对张扬，思想比较开放，乐于兼收并蓄各家思想，使得视为乱世之学的纵横术也得以流传。如“吾爱鬼谷子”、“囊括经世道”（《感遇》十一）的诗人陈子昂就深谙纵横之术，他是李白的前辈诗人又是同乡，这对李白无不产生深刻的影响。
 正因为李白从小是在一个思想较为自由的环境里长大的，因此，他所受的并不是严格的正统儒家教育，而是学习的范围相当广泛，“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上安州裴长史书》并“好剑术”（《与韩荆州书》）。并在他大约十七、八岁时拜“博学韬略，任侠有气，善为纵横学”。
 同时，李白的纵横家思想又是当时社会环境为滋生繁衍的现实土壤的。隋末唐初，各路起义军风起云涌，争雄图霸，为志士豪杰提供了说词辩说的广阔的用武之地。唐初的开国元勋，许多都是几经“纵横”，审时度势，t投奔到李世民麾下效力的。如“见天下渐乱，尤属意纵横之说”（《旧唐书。魏征传》）的名臣魏征以及秦叔宝德国这些志士豪杰的功成名就无不撞击着李白的心扉，激荡这他的热血。而当时唐朝一统天下，商业繁荣、城市发达，显示出一种向外开放、融会中外而奋发有为的旺盛生命力，整个社会从高门大户到寒门庶族，从统治阶级到平民百姓，都弥漫着一种为国立功的荣誉感和英雄主义精神。李白在《在韩荆州书》中说自己：“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表达了强烈的自信心以及纵横家那种充分肯定自我和豪情自溢的精神，即使屡经挫折，仍初衷不改。
 另外，唐朝强大的政治、经济、文化及朝气蓬勃、积极进取、乐观向上的时代精神使生活于其间的文人都不甘平庸沉沦，科举制度的逐步完善和广开言路的招贤揽能，这样的诏令使得文人参与政治的热情空前高涨。生活在唐朝时期的李白亦不例外，从少年时期便胸怀大志，希图有所作为，但他不愿通过科举途径，走上政治舞台。而是在他二十六岁时“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上安州裴长史书》）。从那时起，李白便怀着“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自负，希望通过不平凡的道路，取得不平凡的成就。
 

参考文献：《李白全集》
         王运熙等，《李白研究》 M 北京：作家出版社，1962
         王艳娥 《李白的故事》
         杨海波. 论大唐盛世文化氛围对李白思想性格的深刻影响[J]. 无锡南洋学院学报, 2007,(02) .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