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诗歌兴起的根本原因(二)

笔者认为社会的发展无法满足每个人施展抱负的需求因此产生了一批与社会格格不入的文人，而这些文人无法在朝廷中大展宏图，心情愤懑，无法排解，同时，魏晋时期文人生命意识全面觉醒，自然美成为人们审美主要对象。儒释道对隐逸的提倡则为这些文人提供了泄愤的途径，给他们在朝野中的失败提供一个台阶，这些文人或者完全寄情于山水，把山水当做人生归宿；或者把山水当做疗伤或者沽名钓誉之地，期待通过隐逸或忘记尘俗或再次被重用。在隐逸期间卸掉尘俗的包袱，以一颗相对自然纯净的心在大自然中徜徉，这就是山水派蔚为壮观的缘由。因此，文人与当朝格格不入是隐逸和行旅产生的根本原因。儒释道思想是隐逸的重大理论支持和思想准备。社会经济发展和交通发展是隐逸的物资基础。隐逸、行旅又是山水诗派繁荣的最直接因素。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有一大动荡时期，社会混乱，战争频繁，李雁：“东汉以来，社会剧烈变动，政治日趋昏暗，阉寺当道，党祸迭起，正直的士人走投无路，遂以山林为依托，以此避世抗争。”⑤显而易见，李雁认识到了当时混乱政治环境下士大夫对现实的逃避，最终他把山水诗归结为文人士大夫生命的觉醒。同时朱光潜先生也透彻地指出：“山水诗人大半都是以“隐逸”相标榜的。山水诗所表现的也并非单纯的客观自然，而是有诗人自己在内。山水诗反映了当时动荡社会中士大夫阶级与现实生活的矛盾。”⑥从朱光潜先生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山水诗人以隐逸为标榜，并且事实证明，著名的山水诗人大多与隐逸有着不可割舍的渊源，在社会所迫下不得已或者自愿的选择隐逸或者半隐逸的生活；更重要的是朱光潜先生认识到了山水诗的深刻内涵在于展示了士大夫阶级与现实生活的矛盾。虽然看似清新或者充满自然意蕴的山水诗，其实大多是士大夫借此来聊以自慰或者表达自己与社会格格不入的悲愤。当然这格格不入，或是怀才不遇，或是对社会的失望和恐慌。

魏晋时期除了了社会动荡以外，制度也存在问题，很多寒门出身的文人根本无法获得重用。左思《咏史》其二“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空有才华，难以施展，当朝有杀伐无端，世不容我，何必强求，不如进入山林，自会寻得人生真谛，“人的生命会被社会轻而易举的否定，社会成了人的强大的、酷烈的异己力量。自然山水反而成为并不构成对人的威胁、压迫的亲和对象……特殊的社会条件和社会风气倒给诗人打开了一幅新的生活窗面，是他们更多地看到了远离宣泄的都市和和险恶的政治风波的自然山水的美，形成社会现实和个体生命的制衡”。⑦当然选择山林还有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儒释道的影响，儒家讲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并且宣扬“仁者乐山，知者乐水”的精神境界，这自然为失意的文人指明了人生的方向。道家向来崇尚自然无为，倡导隐遁山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