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汉初年汉与匈奴和亲的影响

论西汉初年汉与匈奴和亲的影响

摘  要：和亲政策是西汉初年汉王室在军事上无力与匈奴相抗衡，为求安定而采取的一种妥协政策，它对西汉与匈奴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发展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关键词：西汉；匈奴；和亲；影响

关于西汉初年和亲政策的影响，中国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并不多。施伟庆在《关于西汉政府与匈奴和亲的若干问题》[1]一文中西汉前期和亲的原因与得失，仅仅提到部分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影响，对文化方面所提甚少，而对匈奴的影响几乎未提；王柏灵所编的《匈奴史话》[2]一书中对其所提也不多；林幹编写的《匈奴史》[3]，内蒙古自治区蒙古语言文学历史研究所和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共同编写的《中国古代北方各族简史》[4]中仅仅提到了匈奴与中原的关系；陈序经编写的《匈奴史稿》[5]也只描述了两汉对匈奴文化的影响。

西汉初年是指从刘邦建立汉朝至汉武帝即位初，这一段时间是汉朝实行休养生息政策，注重恢复和发展生产的阶段，也是汉朝与匈奴和亲的第一个阶段。那么，什么是和亲呢？和亲是指两个民族或同一种族的两个政权的首领之间出于“为我所用”的目的所进行的联姻。尽管双方和亲的最初动机不一致，但总的来说，都是为了避战言和，保持长久的友好[6]。

公元前206年，刘邦率军攻占咸阳。公元前202年，楚汉战争结束，刘邦称帝建立汉朝，史称西汉。匈奴在秦末农民起义和楚汉战争之际又占领了公元前214年蒙恬收复的“河南地”，即河套以南的土地。西汉建立初年，匈奴进攻韩王信的治所马邑城。韩王信投降，并与匈奴联合进攻太原。汉高祖刘邦大怒，由于军队未集结完，就率骑兵先行出发，结果后续步兵未及时赶到，刘邦被围。困在平城白登七日，最后采用陈平之计，贿匈奴阏氏。冒顿单于听信阏氏之言，撤开围攻军队一角，高祖刘邦才得以逃离。当时西汉刚经历战乱，经济凋敝，人口减少，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冒顿单于有军队四十万人，多为骑兵，而高祖有军队三十二万，多为步兵，于是刘邦采用了刘敬的和亲政策。刘敬认为“陛下诚能以适长公主妻之，后奉遗之，彼知汉适女送厚，蛮夷必慕以为阏氏，生子必为太子，代单于。冒顿在，固子为婿；死，则外孙为单于。岂尝闻外孙敢与大父抗礼者哉？兵可无战而渐臣也。[7]”这就是和亲的目的。那么，从西汉建立到西汉末年共有多少位和亲公主呢？统计如下表：

时间 皇帝 女方姓名 女方身份 男方身份 备注

公元前200年 汉高祖刘邦 无名氏 汉宗室长女 匈奴冒顿单于 鲁元公主的替身

公元前192年 汉惠帝刘盈 无名氏 汉宗室女 匈奴冒顿单于

公元前176年 汉文帝刘恒 无名氏 汉宗室女 匈奴冒顿单于

公元前174年 汉文帝刘恒 无名氏 汉宗室女 匈奴老上单于

公元前162年 汉文帝刘恒 无名氏 汉宗室女 匈奴老上单于

公元前160年 汉文帝刘恒 无名氏 汉宗室女 匈奴军臣单于

公元前156年 汉景帝刘启 无名氏 汉宗室女 匈奴军臣单于

公元前152年 汉景帝刘启 无名氏 汉宗室女 匈奴军臣单于

公元前152年 汉景帝刘启 无名氏 汉宗室女 匈奴军臣单于

公元前140年 汉武帝刘彻 无名氏 汉宗室女 匈奴军臣单于

公元前108年 汉武帝刘彻 刘细君 江都王刘建女 乌孙国王 江都公主嫁两代两任国王

公元前103年 汉武帝刘彻 刘解忧 楚王刘戊孙女 乌孙国王 楚公主共嫁两代三任国王

公元前66年 汉宣帝刘询 无名氏 西汉宫女 鄯善国王

公元前60年 汉宣帝刘询 无名氏 汉宗室女 匈奴单于

公元前60年 汉宣帝刘询 无名氏 汉宗室女 匈奴单于

公元前33年 汉元帝刘奭 王  嫱 西汉宫女 匈奴单于 王昭君嫁两代两任单于

上述的和亲公主中除三位不是与匈奴和亲外，其余都是。为什么汉与匈奴和亲能持续下去呢？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高祖使刘敬往匈奴结和亲之约初期，即以公主嫁给单于为阏氏，一次赠给匈奴千金，另外每年奉送一定数量的絮、缯、酒、米、食物；第二，汉朝准许两族人民交易，进行互市，这在刘敬往结匈奴和亲之约后便实行了。当时通过关市，匈奴从汉族地区换得了不少物品和金属器具，特别是铜；第三，汉与匈奴结为兄弟，相约以长城为界，北面“引弓之区”是匈奴的游牧地带，归单于管理，南面“冠带之室”是汉族耕织的领域，由汉王朝统治。由于这些和亲事项能够同时满足汉王朝和匈奴的需要，才使汉与匈奴和亲能持续下去。另外，和亲对汉匈两国产生的不同影响，也是它能够持续下去的原因之一。

一、和亲对西汉的影响

西汉初年的和亲政策是一种消极的政策，是一种变相贡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迫不得已的一种妥协。显然，这不符合汉族上下阶层的意愿，但是它却为汉武帝最终击败匈奴，弘扬大汉国威奠定了一定基础。这主要体现在和亲政策对汉王朝的影响之中，其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治上，西汉初年的和亲维护了汉王朝的统治，有效地减缓了匈奴的进攻。尽管匈奴经常进攻西汉边疆地区，“后燕王卢绾反，率其党数千人降匈奴，往来苦上古以东”[8]，但始终没有入侵到汉王朝内部，两国之间也没有发生大的战争。平城战役表明与匈奴的力量对比汉朝处于劣势，尚且无力有效抵御匈奴的进攻。和亲政策是汉朝初年对待匈奴的基本政策，说明这一政策对稳固边防也有一定作用。正是由于这种作用，汉高祖刘邦才能平定异姓诸王的叛乱。“孝景帝复与匈奴和亲，通关市，给遗匈奴，遣公主，如旧约，终孝景时，时小入盗边，无大寇”[9]这也为汉景帝平定“同姓诸王”的“七国之乱”提供了条件，文景之治使中原地方割据势力和奴隶主商人的复辟势力都遭到极大打击，中央集权已大大巩固和加强。这不能不说是和亲政策为其提供了安定的环境。     

(二)经济上，虽然汉朝经常要向匈奴缴纳聘礼和贡物，会加重人民负担，但与之相关的互市等活动的频繁，又丰富了中原地区的经济，例如匈奴的畜牧经济中养马技术和养马业等传入汉朝，这就为汉武帝攻打匈奴创建强大的骑兵提供了条件，功不可没。西汉的和亲政策抵挡了游牧经济的进攻，保卫了农业经济。

从高祖（公元前206年）至武帝即位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凡六十六年，至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决战反击匈奴凡七十九年，在短暂的和亲环境下，汉王朝充分利用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轻徭薄役，与民休息，发展生产，扩充军备，为抗击匈奴积蓄力量。接受贾谊“数上书陈政事”[10]，晁错“上言兵事”[11]的建议，积极“募民徙塞下” [12],推动了边疆地区经济的发展。景帝时修“马复令”，防患于未然；武帝时，国家富庶，已有能力反击匈奴。“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之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馀财，京师之财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集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13]

(三)文化上，不但加强了民族交流而且促进了汉王朝文化的繁荣。汉王朝实行大规模屯田戍守、徙民实边的政策，丰富了汉边疆地区的文化，改变了边疆地区的地貌，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和亲过程又加强了汉匈两个民族之间的交流，必然地促成平民之间婚姻的增多，从而促进了汉匈两个民族之间的血缘融合。西汉初年的和亲政策消除了民族之间的隔阂，增强了汉族同匈奴之间的凝聚力。从中原王朝受匈奴文化的影响看，在汉代的石刻艺术上，可以发现许多受匈奴游牧生活题材和风格影响的石刻，如陕西平县茂陵附近的霍去病墓前就有匈奴的巨型石刻，由于汉王朝极力推行和亲政策，也使汉朝处于被动地位。匈奴时战时和，汉王朝为巩固边防，不得不在边防驻兵，匈奴善于骑马射箭，汉军为适应这种战场需要，也要弃战车，习骑射；为避免短兵相接的过大伤亡，必须改革战甲，故而出现铁制铠甲。孔融《肉刑论》云：“古圣作犀兕铠。今有盆领铁铠，绝圣人其远矣。”[14]当引以为据，护甲由甲片编缀而成，从上套下,再用带或钩钩住，里面衬战袍，为低级将领和普通兵服。源于古波斯的珠圈怪兽纹、西域常用的葡萄和鬈发高鼻的少数民族人物形象被大量应用于汉王朝服装面料上，这些图案记录了汉匈民族交往的硕果。

(四)和亲公主对汉匈关系也产生了影响。有一些公主塑造了民族友好使者的形象，如汉元帝时代的王昭君。也有一些公主并不是自愿的，如细君公主。但是他们都能牺牲自己的幸福，为汉王朝的繁荣做出贡献。他们嫁到匈奴后，就必须“从胡俗”，即她们的生活方式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如和亲公主住大帐，吃肉，喝奶，并且她们还得接受匈奴“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尽取其妻妻之”[15]的风俗。历史上著名的王昭君就曾向汉王朝皇帝请求取消这种不合理的、有悖于汉文化的传统，然而得到的回复是“从其俗”。这些风俗对于受封建思想影响的“和亲使者”来说是很难接受的，但是“入乡随俗”她们不得不接受，她们还教育子女来建立两国之间的和平，实在难能可贵。                                               

虽然由于匈奴奴隶主的扩张政策未变使和亲最终没有达到目的，但是仍然暂时缓和了民族矛盾，求得了边境上的相对安定，客观上有利于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也促进了两族经济文化的交流。

 

二、和亲对匈奴的影响

秦汉时“气候确实发生相当显著的变迁，大约在两汉之际，经历了由暖而寒的历史转变 [16]”，所以秦、西汉应较之于东汉显得温暖。据李并成研究，“河西走廊历史上气候湿润期与寒冷期、干旱期与温暖期有较好的对应性”[17]。故秦、西汉时气候变得干旱，这种既温暖又干旱的气候会引起生态脆弱地区的植被带发生变化。西汉初匈奴经济的游牧区主要分布在长城以北、以西生态环境脆弱的草原及少数绿洲腹地，这些地区易受不稳定恶劣气候影响，严重时会出现自然灾害。但是秦，西汉时气候在长期温暖下变的干旱，大气降水稀少，这对长城以南，生产力水平较高，以灌溉和牛耕为主的农业区影响不大，而这对本就降水稀少的匈奴畜牧区是致命的打击，在所处自然环境不稳定的情况下，水草贫乏，粮秣和饲草不能满足正常需要，氏族成员的基本生活无法保障，再加上他们对农耕区粮食，布帛，铁器的需要，南下与西汉王朝发生冲突就成为必然，强则掳掠而去，弱则内迁归附。所以在此气候变化背景下，匈奴进攻西汉王朝就是为了生存而战，这才有了刘敬的“和亲之计”。

西汉初年，冒顿单于的匈奴帝国国势达到鼎盛，在其完成空前的扩张征伐后，频频侵略汉边，西汉推行的和亲政策对匈奴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一) 西汉初年推行的和亲政策是基于汉匈军事实力提出的，使匈奴在政治上处于主导地位。它只是把汉人劳动生产的财富，通过和亲方式，每年大量地送到匈奴奴隶主贵族的庭帐，其后果是在一定程度上滋长了匈奴奴隶主的贪欲。由于公主，财物和互市并不能满足匈奴奴隶主的贪欲，因而汉王朝虽然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却仍不能使北方获得安宁，汉人的生命财产依然得不到保障，当时的陇西、北地、上郡、云中、上谷、辽东等郡(当今甘肃临洮、庆阳、陕西榆林、内蒙古托克托、河北怀来、辽宁辽阳一带)经常遭到骚扰，奴隶主操纵下的匈奴骑兵所到之处，践踏庄稼，劫夺财产，杀掠吏民，抢夺人口，把大量汉人掳为奴隶，单是云中，辽东两郡，每年各郡被杀害和掳去的人口就有一万余人。西汉初年的和亲造就了匈奴目空一切，自大骄傲的心态，以致后世对和亲议论纷纷，班彪称“和亲无益”，北宋司马光认为“建信侯（刘敬）之术，固已疏矣”[18]。

冒顿单于在公元前195年高祖去世后，竟致书吕后称“孤偾之君，生于沮泽之中，长于平野牛马之城，数至边境愿游中国。陛下独立，孤偾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19]。吕后虽勃然大怒，但是由于军事实力不及匈奴，故继续推行“和亲”政策，于是致书单于，自称“年老气衰，发齿堕落，行走失度”[20]，并予以单于“御车两乘，马二驷”，由此可见当时匈奴狂妄到何种程度。汉是和亲政策的推行者，采取忍让以达到避免与匈奴作战的目的，造就了匈奴的大国形象，树立了匈奴在其他少数民族政权中的威望。汉人通西域之前，匈奴号称“百蛮之国”。匈奴使者“持单于一信，则国国传送食，不敢留苦。及至汉使，非出币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骑用”[21]。匈奴欲战则战，欲和则和。史有记载“汉孝文皇帝十四年，匈奴单于十四万骑入朝类、萧关，杀北地都尉丹，虏人民畜产甚多，遂至彭阳，使奇兵入烧回中宫”[22]，“军臣单于立四岁，匈奴复绝和亲，大入上郡。云中各三万骑，所杀略甚众而去。”[23]尽管匈奴多次入边，但两国始终未发生大规模的正面军事战争，这说明和亲政策对匈奴还是有一定约束力的。

(二)汉朝的和亲公主为匈奴带去了大量的工匠、奴仆和先进的生产技术、生产工具，还带去很多礼品如丝绸、钱帛、酒、农作物稻种、农业器具等，这为匈奴的农业发展提供了条件，补充了他们单一脆弱的游牧经济，促进了北方少数民族由游牧经济向定居经济的转变，缩短了匈奴与汉族之间在生产生活上的差距，使他们逐渐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又从客观上加速了经济上的“大一统”。在高祖时就约定汉朝“岁贡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24]。孝文帝时“服绣袷绮衣，绣袷长襦，锦袷袍各一，比余一，黄金饰具带一，黄金胥纰一，绣十匹，锦三十匹，赤绨，绿缯各四十匹，使中大夫意，谒者令肩遗单于”[25]。

在伊克昭盟杭锦旗桃红巴拉树东北阿鲁柴登出土的匈奴文物中，斧、刀、镞等与中原文化中同一类型的遗物很相似，反映了汉匈之间紧密的联系。匈奴遗物中大量出土的灰色陶器，与中原同类陶器完全一样，有我国南方的漆木器、竹器、丝织品，甚至有带汉字的遗物。这说明西汉初年的和亲政策中的互市政策作用十分明显。匈奴人十分重视和汉人的“互市”，以便用他们的牲畜和皮毛与汉人的农产品与手工业品进行交换。匈奴与汉族的交换是频繁的，而交换的种类和数量也是很多的，其中包括铜器、铁器、陶器、木器、工具、马具、黄金、服饰及丝织品等，这就繁荣了匈奴的经济。《汉书·晁错传》载：“胡人食肉饮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归居，如飞鸟走兽于广野，美草甘水则止，草尽水竭则移，以是观之，往来转徙，时至时去，此胡人之生业”[26]。匈奴经济活动除游牧外，农业也有一定发展，但是当时农业并不占主要地位。“游牧部民兼营农业，主要目的还不是也不可能解决人们粮食问题，而是为了解决家畜的粮秣和饲草问题”[27]。这句话从侧面反映，匈奴受汉人影响，已开始从事农业生产。尽管规模小，不能解决人们的粮食问题，但它也反映了受和亲政策的影响，农牧业分界线在向北推移，补充了匈奴单一的牧猎经济。

(三)在军事上，匈奴利用它在和亲中的主导地位，积极对西域诸国进行控制。因为汉朝在边疆上无力北侵匈奴，所以极力推行和亲，使匈奴帝国能够抽出其大部兵力征伐西域各国，从而出现了西域各国只知匈奴不知有汉的情况。说明匈奴帝国的势力相当大，也反映出这是西汉初年实行和亲政策的恶果。汉文帝时“（右贤王）以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之，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 [28]。匈奴的强大又反作用于西汉，使其不得不继续推行和亲政策。

(四)和亲对匈奴文化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从衣食住方面来看，汉朝自高祖刘邦以后，每年都赐匈奴大量絮缯，文帝给匈奴的信中说：“使者言单于自将并国有功，甚苦兵事，服绣袷绮衣，长襦，锦袍各一……绣十匹，锦三十匹，赤绨，绿缯各四十匹”。至哀帝时，匈奴单于来朝，汉朝赐给的数目更大。“加赐衣三百七十袭，锦绣缯帛三万匹，絮三万斤”[29]。从赐给衣料来看，说明汉朝给的愈多，匈奴需要的也就愈多，至于互市所交换的、人民所需的数目可能更大，匈奴人也逐渐穿起锦帛了。刘邦曾答应每年给匈奴一定数目的酒、食物。武帝末年，单于要求糵酒万石，稷米五千斛。说明匈奴人也饮酒。也不时的向汉要粮食，利用汉族的俘虏耕织，他们也逐渐学会了耕种。匈奴以前“毋城郭”，但匈奴有赵信城，传系赵信所建，汉朝的军队打败匈奴曾到过此处，说明汉初的和亲政策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引起匈奴人对汉文化的渴望，吸引他们学习汉文化。

社会风尚方面，《史记·匈奴列传》说匈奴“贵壮健，贱老弱”，但是至文帝初年，单于给文帝的信中说：“除前事，复故约，长安边民，以应始古，使少者得其长，老者得安其处”[30]。这说明受到了汉文化中尊老爱幼思想的影响。匈奴单于曾遣子到汉求学，目的是学习汉族文化，体现出他们也仰慕汉文化。匈奴单于的阏氏既然是汉族女子，那么其子女也必然受母亲汉族传统文化的影响。

汉朝太监中行说到达匈奴后，“汉遗单于书，牍以尺一寸……中行说令单于遗汉书以尺二寸牍，及印封皆令广大长”[31]，说明匈奴依靠汉字来与汉王朝交往，那么匈奴人也或多或少受到汉文化的影响。

西汉初年和亲对匈奴的影响非常深远，有些影响经过很多年才能表现出来，例如文字的使用和匈奴遣子到汉求学。和亲政策客观上加强了两国的交往，有利于民族融合，是符合历史潮流的。

三、和亲政策的历史意义

和亲对于两个民族都有多方面的影响，虽然它是汉王朝与匈奴的一种贡纳关系，助长了匈奴奴隶主贵族的贪欲，使汉王朝每年将大量的财富输往匈奴，但是这也为其最后取得反击匈奴的胜利奠定了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尽管匈奴时战时和，然而它也不能阻挡和亲政策中“互市”的进行。和亲政策影响最为深远的就是汉匈人民之间的往来日益频繁，例如，在公元前二世纪中叶，“武帝即位，明和亲，约束厚遇，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32]”这种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符合汉匈人民的利益。到了呼韩邪单于降汉以后，汉对匈奴统治阶级的赠物越多，匈奴人对汉文化的爱好就越甚，匈奴贵族不只生前喜爱汉物，就是死后也愿意安睡在汉式的油漆棺椁之内。近年来在我国长城沿线发现了许多城郭，障塞和屯田遗址，在城址附近又发现了许多墓葬，还发现“单于和亲”、“单于天降”、“四夷宾服”等瓦当。从这些遗物可以看出汉匈之间从对立状态发展到和亲关系，更发展到逐渐统一，这是符合广大草原牧民和内地人民的利益和要求的，这为我们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奠定了基础。我们应把匈奴人看作是我们民族的一部分，而不应把它置于完全对立的一面看其影响。

西汉初年的和亲为以后各朝各代处理民族关系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对唐王朝的影响最为重大，如唐王朝与突厥和亲、文成公主入藏等。

总之，和亲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因此，我们要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来客观的评价它，无论统治者实行时的主观愿望如何，多数中原王朝同北方民族之间的和亲结果都导致了中原政权和北方民族政权之间，汉民族和北方民族之间建立了和平关系，在客观上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有利于民族融合。

注释：

[1]施伟庆.关于西汉政府与匈奴和亲的若干问题[J].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85.4.21～29.

[2]王柏灵.匈奴史话[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

[3]林幹.匈奴史[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

[4]内蒙古自治区蒙古语言文学历史研究所，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所.中国古代北方各族简史[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7.

[5]陈序经.匈奴史稿[M].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07.

[6]崔明德.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研究二题[J].中国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

[7]司马迁.史记（卷九十九）·刘敬叔孙通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59:2719.

[8][9][15][22][23][25][28][30][31][32]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6:635～643.

[10]班固.汉书（卷四十八）·贾谊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7:162.

[11][12][13]班固.汉书（卷二十四）·食货志[M].北京:中华书局,2007:500,162.

[14]华梅.中国服装史[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31.

[16]王子今.秦汉时期气候变迁的历史学考察[J],历史研究1995,(2)3～19.

[17]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时期气候干湿状况变迁考略[J],西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6(4)56～61.

[18]王柏灵.匈奴史话[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31.

[19[20][24]班固.汉书（卷九十四）·匈奴传(上)[M].北京:中华书局，1962:3817.

[21]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59:3173.

[26]班固.汉书（卷五十）·晁错传[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960.

[27]司马寿.北狄与匈奴[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74.

[29]班固.汉书（卷九十四）·匈奴传(下)[M].北京:中华书局,1962:38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