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后赵树理创作的形成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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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后的文学变革是当代文学发展的起点，其中赵树理的文学创作是时代的里程碑，其形成背景和走向，基本反映了一个阶段文学的文学和政治的关系，解读这一史实，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解放后文学变奏的根本原因。
一．《讲话》对解放区文学的重大调整
当代文学中建国后三十年的发展是高度政治话语的文学，其核心发展是延续和变革了解放区文学的思想体系，大力倡导文学的民族化、大众化，文学的理想和政治理想是一致的，或者说，延安时期的文学是建国后三十年的文学序幕。
在《讲话》发表之前，解放区的文学创作是多样化的，解放区的作家既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文艺家，又有共产党自己培养起来的作家，作家的构成包括了各个层次，其时虽然文学的基本倾向是面向基层、面向百姓的，但文学创作依然是丰富的，多向的，拥有着“五四”文学传统的部分作家依然拥有文学传统的自由创作的可能。
但延安整风和《讲话》的发表对两类作家进行了政治的分类，并对他们的文学创作态度进行了“疏”和“堵”。
延安整风运动是一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是在抗战进入最艰苦时期，为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进行的一次大整顿。其核心是总结当代历史经验，消除王明错误的影响，通过批判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种形态的主观主义，教育全党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整风的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
“堵”是对延安当时各种自由文艺创作和不适合党对抗战要求文艺的状况规范整顿，以王实味和丁玲的创作为典型。(及举例说明)
“疏”是对自左联以来党对文艺的主张和共产党自己培养起来的作家创作为标准，其特点是“向上”和“向下”，向上是符合党的政治宣传主张，向下是符合解放区受众的通俗化、大众化，其结合点是民族化的文艺标准。
延安整风的结果是《讲话》，这是用政党的权威，用强制化的管理机制对文艺队伍的一统，自此，解放区的文艺不再是自由的文艺，而变成了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家也不再是单纯的文艺工作者，而成为政党的宣传员。这时形成的文学格局深刻地影响了整个解放区的文学发展，并决定了解放后近三十年的大陆文学走向。
然而，新文学运动开始，文学先驱倡导的文学大众化、民族化在解放区这种背景下却得到了很好的解决，鲁迅小说、问题小说，甚至包括左翼创作都没有使这个几乎是文盲的国度普及文学，启蒙主义的文学理想并没有彻底实现，解放区的文学创作主张反倒体现了从文人文学到百姓文学的创作理想。
二．主流意识之下的“赵树理方向”
赵树理的文学创作大概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成为赵树理方向之前的创作，二是作为赵树理方向的创作，三是解放后的创作。这是就主流话语要求而言的，而赵树理的创作其实是有其一贯文学理想的，并没有在每个阶段改变什么，也就是说，他是坚守着自己的文学理想，这也是赵树理当时受到吹捧和后来受到批判的原因。
我们来看在《讲话》之前赵树理的创作。
赵树理求学时期接受的是五四以来新文化影响，以及参加革命后的政治理想是他文学创作的思想依据。对赵树理文学创作思考产生重大影响的是和父亲的对话，当他把鲁迅的小说读给父亲时，从父亲茫然的脸上，他开始认识到新文学运动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文学的启蒙功用也只是局限于一定的文化层次，对于文盲和半文盲的广大百姓来说，文学的启蒙理想是不能实现的。其中原因一是文学的形式并非和民间距离最近的传统样式，二是新文学中悲剧色彩和人物命运不能使百姓看到希望，三是语言在白话进程中依然保持了文学是色彩，百姓接受还很困难。赵树理的“文摊作家”理想开始逐渐形成。
1929年到1942年间的创作基本可以看出赵树理创作风格的走向。这段时间赵树理的主要作品有《白马的故事》（1929年）、《盘龙峪》（1935年）、《打倒汉奸》（1936年）、《欢迎朱总司令》（1941年）、《抗日故事偶拾》(1941年)等近五十篇作品。他的作品主要是农民故事、抗战故事、政治故事。从他开始步入文坛起，赵树理的就有非常明确的而自觉的“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黄修己《赵树理研究资料》第200页，北岳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的创作倾向。他的文学价值取向和他的成长历程有很大关系，他是先民间曲艺，后新文学影响，再后是民间式样的文学。也就是说，赵树理怀揣新文学的启蒙理念和对社会变革的渴望，而身穿民间文化的外衣开始文学创作的。首先是他在开始创作时期，他深深地陶醉在新文化新文学中，追随了新文学先驱的创作理念；其次是民间文艺传统从来左右着他的文学实践，他在《回忆历史，认识自己》中说：“我的语言是被我的出生决定的。我身在农村，中农家庭，父亲是给八音会里拉弦的。那是八音会的领导人是个老贫农，每年冬天的夜里，和农忙的雨天，我们就常到他家凑热闹，这便是我最初的语言学校”（李国涛《赵树理艺术成熟的标志》上，第４５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１９９６年版），能够将赵树理的新文学认识和传统文化结合起来的契机是他参加革命工作。这样，赵树理特有的新文学、民间式样、政治理想的文学风格逐渐形成了。
赵树理的创作中，重要的政治作用，同样是从三十年代就已经具有了明显的特征，特别是在他成为革命干部后，文学的革命启蒙意义体现，就成了他创作的自觉行为。他的很多作品是那种随笔日记式样的，一类是记录民族的苦难，百姓的疾苦，如《有个人》1933年、《再生录》1941年；一类是对时代的控诉，对新生激情的表达。如《打到汉奸》1935年、《抗日故事偶拾》１９４１年。赵树理先后在《新华日报》华北版、《黄河日报》路东版和《中国人》报社工作，其中副刊主要是他的创作，包括言论、小说、是个、快板、笑话等，有声有色，通俗易懂，很受读者欢迎。因此，赵树理的创作在四十年代之前是基本成型的，但真正将诸多因素艺术地合成并成为特色的是创作体现是后来的《小儿黑结婚》。
三．“赵树理方向”的创作。
赵树理方向是1947年在晋冀鲁豫文艺工作座谈会上，陈荒煤提出了“赵树理方向”，号召边区文艺工作者向赵树理方向迈进。这次文艺座谈会之前，赵树理就已经成为政治文学和民众关注的作家了。赵树理的创作解释和强化了《讲话》的文学意义。《小二黑结婚》发表的时间是1943年9月，《讲话》发表的时间是1943年10月，可见，赵树理的创作成为追捧的对象是文艺队伍用这期间的作品来推广和解释理论的，应该说，赵树理的创作和文艺方针不期而遇。赵树理方向的失落在以后解释。
解放区文学创作方针是《讲话》的结果，要求文学的大众化、民族化和通俗化，主题上是服务于战争背景下的新生民主政权，解放后的这一方针基本上仍然是以《讲话》为根本。在解放后的数次文学争论和文学批判中，来自国统区的主流作家达已经全部退出文坛，集体进入失语状态，来自解放区的作家经过不断的整顿已成为文学创作的主体，其创作思想已经用政治的杠杆理顺，特别是历次文学事件的讨论和批判，更加强化了文学对政治的服务功能。
山西作家在政治文学思潮下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当来自国统区的作家特别是自由主义作家在思想上观念上备受折磨的时候，来自解放区的作家们却不用改造创作思想，他们不用再接受新阶段文学指示下的不断训示，他们有着自始至终都与党与人民的亲近，他们有主流意识要求的大众化、通俗化、民族化的文学修养，同时，他们有战争时期养就的处理文学和政治宣传关系的基本功。也就顺利地成为时代文艺工作者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