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杜甫诗歌的“沉郁顿挫、爱国忧民”风格

浅论杜甫诗歌的“沉郁顿挫、爱国忧民”风格

 杜甫（712～770），字子美，原籍湖北襄阳，生于河南巩县。杜甫出身于一个“奉儒守官”的家庭，十三世祖杜预是西晋名将，祖父杜审言是初唐“文章四友”之一，父杜闲曾任兖州司马和奉天县令。杜甫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如果说李白的主要成就是把浪漫主义推向高峰，杜甫则把现实主义推向高峰，中国诗歌有悠久而深厚的现实主义传统，但这一传统在南北朝时被充斥诗坛的玄言诗、宫体诗所削弱，而杜甫不但将其恢复，且推向高峰。凡社会动乱、人民苦难、自家漂泊全部写入诗中，成为“诗史”。他被誉为“诗史”的诗歌具有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内容，鲜明的时代色彩和强烈的政治倾向，而且洋溢着诗人的爱国忧民的情怀，杜诗的“沉郁顿挫”这一主要风格更是集时代之大成，开辟了后世之先河。
 一、形神兼备，文采优美——“沉郁顿挫”风格在诗中的体现。
 杜甫诗篇丰富，风格多样，而“沉郁顿挫”的风格是后人一致公认的主要风格，也是杜甫诗具有特征性的。杜诗的抒情沉郁顿挫起了主要作用。在此先了解一下“沉郁顿挫”的含义。“沉郁”有深挚、沉雄、郁结、抑塞之意，主要抑扬曲折，句断意连，波澜起伏之意，主要指感情表达的层次、节奏，侧重于“法”“表现”。沉郁与顿挫之间有紧密的联系。也就是说沉郁顿挫即感情特别充沛深厚而又无法一下倾吐出来，仿佛有什么东西梗塞其间，但几经反复，它终于被表现得更淋漓尽致了。杜甫这一独特风格的形成和他的经历、思想，特别是美学观有密切的联系。
 那么，杜甫诗中的“沉郁顿挫”风格体现在哪几方面呢？
 1、悲剧题材的诗歌，自然诗歌最能表现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昔人称杜诗强半言愁，的确，在他们诗中很少有纯然欢乐的声音。可以说是时代环境的变化，个人生活的穷困潦倒，理想追求的曲折历程所赐予作者的。看一看他困守长安十载时所作的《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一个具有才华横溢、饱含政治理想的诗人，却只能说“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诗人把“焉能心怏怏，只是走踆踆”的由盼转忿，欲去不能，一步三回头的矛盾心理，曲折心情表达了出来，真是“思深意曲，枫鸣愤慨”①。诗人前一时期的“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画鹰》）的气慨不见了，他那“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壮游》）的浪漫生活也改变了。纵观杜甫前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可视为他创作的准备期，并未形成鲜明的个性风格，但《望岳》、《房兵曹胡马》等作品遒劲浑厚，已初见老杜端倪。因而《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应该是体现杜诗“沉郁顿挫”风格的最早篇。抱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的理想来长安求仕，却遭到李林甫的“野无遗贤”为借口，一个也不录取，杜甫再次落第。仕途的不愉快，甚至寄寓于外地的儿子也被饿死了。“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联百结”（《投简咸华两县诸子》）的生活，使他看清了统治阶级的腐败荒淫；漂泊于下层社会，又使他目睹到人民的苦难。同一时期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可说是一出多幕悲剧，“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社会悲剧，“入门闻号啕，幼子饥已卒”的家庭悲剧。《兵车行》更是从几个别具特色的场面叙述了一出“开边”悲剧，有“牵衣顿足拦道哭”的惨痛分别场面，有“边庭流血成海水”的血战而死的场面，有“千村万落生荆杞”的荒凉场面，有“古来白骨无人收”的惨烈场面。诗人爱国忧民之情，通过一唱三咏的方式表达出来。
 诗人长期固守长安，理想不能实现，阶级剥削日益加重，统治阶级腐朽，人民生活极端悲苦等方面，展示了一幕幕悲剧，杜诗也初步显示了作者“沉郁顿挫”的风格。
 天宝十五载（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诗人历经千辛万苦与难民为伍逃难到羌村。此时诗人又拿起椽大笔，描绘了一幕幕悲剧。《彭衙行》、《北征》、《羌村三首》“三吏三别”这些作品都体现了诗人的创作激情，同时也把他现实创作推向了高潮。此时的诗人与流亡的人民一起忍受国破家亡的痛苦。是时妃嫔戮，连为烘土丝（《往在》），群胡归来血洗箭，仍唱胡歌饮都市（《悲陈陶》）中原被血洗，胡人在狂欢。在此情况下，诗人仍关心国家的前途。诗人也表达自己的爱国热情他支持正义战争：“请嘱防关将，慎勿歌学舒”，“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这是人民的呼声，也是诗人通过新婚之口发出的爱国号召。（《流兵马》）一诗使诗人的诗歌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可以说诗人到死都没有忘记多灾多难的祖国和人民：“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这是诗人的力竭之作——《风疾舟中伏枕书怀呈湖南亲友》中的一句，这也是诗人所不能瞑目的。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看出，杜诗的沉郁与伤感或忧郁有质的区别，杜甫处于干戈扰攘的乱世，奔走衣食，贫病交加，但在诗歌中，抒写的却不局限于他个人的苦难，而是更多的想到国家和人民，想到周围世界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他这种浑厚的感情、宽广的胸襟，使诗人诗歌体现的不是一种委琐贫弱的感情，而是一种高尚的充实有力的激情这样使他那多半言愁的悲剧题材的作品表现出独有的风格“沉郁顿挫”。
 2、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还体现在他宏大巨丽的体制当中。杜甫在体制上虽能“尽得当今之体制，而兼人人之所独专”（《元植》），但体制宏大的古诗，排律、大型联章组诗，则是他所首创的。在这些作品中，诗人以波澜迭起，变化多端的方式，驰骋震荡，产生了巨大的情感效应，比如《北征》长达百四十行，作者忧国忧民的情思，中兴国家的希望，包容了宏大的历史内容，从而充实了这一“博大精深、沉郁顿挫”的陈情表。然而杜甫的短制小品，也不乏沉郁顿挫的风格，比如《春望》《悲陈陶》《旅夜书怀》等等，它们如一颗熣灿的明珠，点缀于杜诗万里穹空之中，交相辉映。
 二、丰富坎坷的人生历程，“风云多变”的时代背景－－杜诗“沉郁顿挫”风格的形成原因。
 “沉郁顿挫”一词最早见于杜甫中年所作的《进雕赋表》中的一句话，虽不能鼓吹《六经》，先鸣数子、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而扬雄，枚皋之流，遮可企及也。“百年歌自若，未见有知音”这是杜甫甫临终前对自己作品带有总结性的哀叹。杜甫一生呕心沥血写成的诗歌，在当时并未得到重视。但他死后不久，诗名就日益显赫了，自中唐到晚唐，文坛上对杜甫的推学不遗余力，除了宋代的严羽在《沧浪诗话》中一般地提出“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这样的评论之外，文坛上没有人谈及杜诗沉郁顿挫之风格。直到清代的诗论家袁枚，他在《随园诗话》中指出：“人必先有悱恻芬芳之怀，而有沉郁顿之作”。随后，朱彝尊，陈廷焯等人也曾论及。虽然他们的论述多半是诗话式的，缺乏条理和系统，但这个概念首先出自杜甫自谓，且大体上能代表杜甫大多数作品，因而“沉郁顿挫”作为杜诗独特的艺术风格渐为人所熟知并认可，并且成为今天文坛上的定论。
 “沉郁”与“顿挫”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沉郁与作品的内容主题有关；顿挫与作品的谋篇、结构、遣词造句等表达方式有关，而它们又是统一的。杜诗思想内容博大精深，韵味深远，感情真挚深沉，忧郁悲壮，表达方式多样，反复咏叹。
 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是怎样形成的呢？这不仅与他个人的坎坷人生经历，不懈的追求有关之外，更与他所处的时代，中国文学的阶段发展密不可分。
 1、“风格形式的主要根基是：作者丰富的生活经历和对人生的崇高愿望”。丰富的生活迫使他有话可说；崇高的愿望指导他的作品为人生效力。杜甫出身于奉儒守官”的家庭，早年受到封建正统的思想教育和家庭诗学的熏陶，使得他“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壮游》）在“运行了不劳吉日出”（《忆昔》）的开元十九年，长期的漫游，使诗人感受到祖国河山壮美，开阔了情操，激发了爱国之情，且看“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诗人对泰山的歌颂，也是诗人对自己的鞭策和自许。天宝五年，有志于“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怀着“达则兼善天下”的理想，杜甫再次入京，参加所谓的“有一艺诣彀下的制度”，在“野无遗贤”的称贺声中，杜甫在仕途上又一次遭受挫折。如果说开元二十三年的失败，“杵下考官第，独辞京尹堂”（《杜游》），他还不介意的话，这一次却不大相同了，他不但抱负不得施展，生活也开始落迫，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屈辱辛酸的生活。诗人天真的理想破灭了，冷酷的现实后，他接近人民，与广大人民一起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在任左拾遗期间，作为谏议政事，竟险致死，诗人对现实的认识更深刻了，只好逃亡家乡。诗人一路风尘，忧如隔世。他漂泊于西南，变成一个名副其实的农夫。而诗人始终没有忘记国家和人民的苦难，仍然希望“古来存老马，不必取长途”（《汉江》），为国效力，至死还“愁看直北是长安”（《小寒食舟中作》）。诗人一生仕途坎坷，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疾病缠身，穷困潦倒，奔波衣食，但他意志坚强，矢志不渝，正是这些经历磨砺了杜甫。因此，诗人丰富的生活和救国救民的崇高而强烈的愿望，是形成杜诗“沉郁顿挫”风格的原因之一。
 2、“万方多难”的时代特征也是形成杜诗“沉郁顿挫”风格的又一主要原因。
 杜甫的一生，正值唐朝由盛转衰的转变时期，他历经了盛唐的“开元盛世”，也历经了晚唐的“流血川原丹”（《垂吏别》）的安史之乱，目睹了此乱后唐王朝的一蹶不振和败落景象。杜诗“沉郁顿挫”风格的形成正与他所处的那个“万方多难”的时代息息相关。正是在此种境况中，同情民生疾苦，关心国家兴衰构成了杜诗永恒的旋律。
 杜甫的一生始终关注人民：“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对人民的苦难也有深刻的感受：“人烟渺萧瑟，所遇多被伤，呻吟更流血”（《北征》）；希望人民生活得到改善：“谁能叩君门，下令减征赋”（《窗花石戍》），“指挥过无礼，未觉村野丑”（《遭田父泥饮》），一个曾侍候过的皇帝的人，对待人民的态度竟能如此平等。在多年的贫困生活体验中诗人加深了对人民的同情，想到人民的疾苦，便忘了自己，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在“幼子饥已卒”的情况下，他却“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当茅屋为秋风所破时，他却发出了这样的宏愿：“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杜甫始终敢于直面现实，讽谕时事，对统治阶级祸国殃民的种种罪行痛加深伐。如《兵车行》谴责最高统治者热衷于开边扩士，致使人民流血破产；《丽人行》以华美的词藻描摹杨氏姐妹的豪华衣食和骄傲神态，看似赞赏，实为讽刺。
 诗人的一生都满怀爱国激情。“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岁暮》），诗人对祖国是何等的热爱；“独使至尊社稷，诸君如何答升平”（《诸将》），诗人对祖国前途是何等的忧虑；“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这是诗人对朋友的殷切厚望，也是诗人的一片爱国至诚，是诗人的终身信条。可以说：“万方多难”的时代，“忧国忧民”的情怀是形成杜诗“沉郁顿挫”风格的又一重要原因。
 3、语言的准确性、生动性和一贯性的特点是优良风格的基础。
 杜甫不像其它的诗人那样，把写诗作为炫示才华，猎取功名的手段，或是用以陶冶性情，以及应酬之用，他却是把诗歌当作“史笔”来写，他的作品不但是“史”的而且是“诗”的。如《兵车行》，既有征讨南诏、吐蕃的影子，又不只对其中一个实写，而是对它们合写，合于史而又高于史。又如他的《三绝句》云“二十一家同入蜀，唯残一人出骆谷，自说二戈啮臂时，回头却向秦云哭”。及时而又生动地记录了史实，还包含了作者的真知卓见，因而其作品不愧称为诗史。杜甫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严格，务必达到“毫发无遗恨”（《敬赠郑谏议》）的境地。为达到目标，他“读书破万卷”（《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过》）他经常改诗，力求语言的凝炼、准确生动。如被前代人称道的是：“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十四个字却包含九层可悲的含义：“即他乡作客，经常作客；万里作客，又值秋风萧瑟；重九佳节，无有可乐，只有登高；独自去登；扶病去登；病又是如此之多；年过半白，事事无成”；真是包含无限艰辛、何其凝炼？又如《春望》一诗中：“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一个“溅”字真可谓是点睛之笔，又是何其的形象。这泪流得何其多，时间何其长，心情何其惨痛；一个“溅”字就完全把它们勾画出来了；再如“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登岳阳楼》）可见爱国之情老而弥坚；又如《虎牙行》所云“八荒十年防盗贼，征戍诛求寡妻哭”却把长期的荒年时的诛求之苦与长期战乱时的征戍之苦叙写得淋漓尽致。象这样的例句，在杜诗中比比皆是，不可胜数。语句的准确、凝炼、生动，一贯性也是构成杜诗“沉郁顿挫”风格形成的原因。
 总之，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爱国忧民的情怀，强烈地表现了为民请命、以天为己任的抱负和心声，在诗歌艺术上达到了“超凡脱俗”的境地，这种独特的风格，正是诗人愁苦潦倒的经历、忧愤抑郁的思想性格的写照。而万方多难的时代背景以及宏博精深的艺术修养是造就这一风格的有利条件，正是丰富的阅历与精深的艺术修养，使诗人达到现实主义顶峰，对后世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中期.中央电大中文系文学教研室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6月.第一版
2、《中国文学史》第二册 .李道英.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5月第1版158页至260页
3、《中国文学史纲要》二. 袁行霈.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11月第1版177至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