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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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外史》在我国文学史上是具有独特艺术成就的长篇小说。作者吴敬梓生活的时代，是18世纪的上半期。那时，中国封建社会已经走向末期，濒于总崩溃前夕，表面上的繁荣和稳定，已掩藏不住内里的黑暗和腐朽，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也就产生了《儒林外史》这样深刻地揭露社会现实的批判现实主义杰作。
作为一部讽刺杰作，鲁迅高度评价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的艺术成就，认为它达到了我国古典小说讽刺艺术的高峰，使后来者难以为继。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精辟地指出：“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是后亦解有以公心讽世之书如《儒林外史》者。”所谓“戚而能谐”，是指描写内容上的悲剧性，作品在内容上是描写了病态社会造就了病态人物，病态心理，这是内容上悲剧性。
在“病态”的迂陋穷酸腐儒身上，表现出科举制度“愚人心智、迷人心性、培养庸才”的罪恶。在作品中，最先登场的便是迂陋穷酸腐儒。他们都是受功名富贵毒害而不自觉的科举迷，他们的愚昧、痴迷造成了他们自己的悲剧。作者讽刺的矛头不是指向他们自身的缺陷，而是指向那种对他们进行精神虐杀的科举制度。周进、范进执迷科场数十年，沿着童生、秀才、举人、进士的阶梯艰难攀登，但周进六十多岁了还没爬上秀才，范进五十四岁了也还是个老童生，他们那副面黄肌瘦、破衣烂衫的样子，完全是被科举等级制度压垮了身体和心灵的悲剧形象。周进饱受了贫穷之苦，更连连遭逢年轻秀才、举人乃至乡人的轻视和侮辱，最后还连糊口的塾师位子也丢掉了，当他偶过贡院进去见到号板时，数十年郁积胸中的悲苦辛酸怎能不使他一头撞去？范进一生最熟悉的是贫穷，最害怕的是丈人的臭骂，而心路历程经历最多的就是失望，虽然他惯性似地还要去挣扎于科场，而其实他早已丧失人的信念，不敢有非份之想了，他那微弱的神经怎能经受得起中举的喜讯骤然降临？这“二进”的一哭一笑，典型地描摹了科举迷的畸变心灵。马二先生身长八尺，形容甚伟，但躯壳里仍是一个卑微的灵魂。他是一个迂儒的典型。自己并没有走通科举的路，却迂执地坚持“举业至上”的人生哲学，他把生命全部虚掷在八股时文的选批上面，八股时文毒化了他的灵魂，他作为一个知名的八股选家又去毒害成千上万的年轻书生。科举时文不但愚人心智，败坏人的社会识力，而且泯灭人的自然美感，这在马二先生身上表现十分突出。他游西湖，不知赏风光，不敢看女人，一双破靴在人窝子里乱撞，除了路过书店去关心自己八股选本的发售行情之外，就只对沿途的各种小吃馋涎吞咽了。“西湖之幽秀，风俗之繁华，与马二先生之迂陋穷酸互相映发”（天目山樵评语），展现出一个被科举时文异化了的读书人腐味熏天的灵魂。做了三十年老秀才的王玉辉中理学流毒已深入骨髓，他立志“要纂三部书嘉惠来学”、“劝醒愚民”，终日手不停笔，连做馆的功夫都没有。女儿受了他的言传身教，丈夫死了就要以身相殉，王玉辉竟表示“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我难道反拦阻你？你竟是这样做罢”。女儿得到鼓励，果真八日不食而死，妻子哭得死去活来，王玉辉竟说妻子“真正是个呆子”，“只怕我将来不能像他这一个好题目死哩”并仰天大笑道：“死的好！死的好！”理学竟可以把人性异化到如此荒唐的程度。
在“病态”的无耻官绅和市井棍徒身上则是对“丑与恶”的讽刺和批判。通过揭露侥幸者和骗取者在获得功名之后，对富贵的无耻无厌的追逐，体现了科场官场的黑暗腐朽。作为官绅和市井棍徒，如果说娄三、娄四、杜慎卿等辈大多数只是或者只能在虚名假誉中自我陶醉，自欺欺人的话，那些无耻官绅和市井棍徒则多以营己利、谋权势为直接目的，因而更加卑鄙无耻，有时甚至穷凶极恶。科举是求取功名的苦路，功名则是通向富贵的桥梁，少数举运者一旦成就功名，就要用无厌的贪求加倍地偿还他们为之付出的代价和成本。科举制度实际上成为这些无耻官绅的培养基，成为政治腐败的根源，人民为之饱受灾难。进士王惠补授南昌知府，一到江西就打听“地方人性，可还有什么出产？调讼里可也略有些甚么通融？”严贡生是一个劣绅的典型，他利用自己的特权和与官场的关系，无耻地欺诈乡愚。他的逻辑十分荒唐：一口新生小猪误入邻家，他声称寻回来“不利市”，逼人买下，待邻家养到一百多斤了，一次错走进严家来，他又把猪关了不还，声称猪本来就是他的，竟把来讨猪的邻居打折了腿；一纸并未付款的借约当时未还，后别人来讨还，他竟索要利钱，声称因为此约使他有二十两银子不能动，误了放债的利钱，竟连米带驴地抢夺别人的财物，仍不还借约。在那个社会里，还活动着一些“巧取人间之富贵”的市井棍徒。例如差役潘三，他对景兰江、文剑锋一伙假名士的观察和分析可谓透入骨髓，他看到匡超人和他们鬼混，就劈头一棒地点化他：“你到省里来，和这些人相与做甚么？”“这一班人是有名的呆子，这姓景的开头巾店，本来有两千银子的本钱，一顿诗做的精光。”“那个姓文的是盐务里一个巡商，……吃醉了，在街上吟诗，被府里二太爷一条链子锁去，把盐商都革了；将来只好穷得淌尿！”匡超人如梦初醒，遂改务虚为务实，跟着潘三“做些有想头的事。”他们把持官府，包揽词讼，为非作歹，或者假雕印信，伪造官府文件、或者私和人命，或者拐带人口；或者买嘱枪手替人代考，或者威逼平民，总之是以各种不法手段巧取豪夺。不用读书考试，没有功名，同样可以富贵，这就是潘三一类奸徒蔑视儒生名士、骄人傲人的理由，它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以富贵为诱饵的科举制度的腐朽。
除上所述，《儒林外史》的，还擅于运用细节的描写来刻画人物的性格。如第四十五回余敷兄弟验土相坟的一段细节描写，可说是惟妙惟肖，绘形绘声。通过对余敷、余殷兄弟二人装腔作势，虽明明是骗人的勾当，却偏要使人深信不疑的神态心理的描绘，把两个可憎的嘴脸表现得淋漓尽致。又如第四回写“遵制丁忧”的范进，在张静斋的怂恿下到汤知县那里打秋风，席上逡巡不肯用“银镶杯筋”，换了“瓷碗”、“象牙筋”也不肯用，可说是尽到了礼节，可是正当主人为难之际，他却把“大虾元子送在嘴里”。寥寥几笔便对所谓“孝道”的虚伪性揭露无遗。总之，通过细节的描述，对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揭露封建社会的虚伪，可说是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如上所述，不难看出以讽刺见长的《儒林外史》，由于熟悉生活，深入生活，同时又能运用生花的艺术之笔，遵循着艺术的规律去描写人物、刻画人物，因而才塑造出了一组组不同性格的人物群像，从而成为封建社会的一面镜子，对当时的社会现实做出了广阔而深刻的反映，正因如此，才奠定了它在文学史上的不朽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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