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人的两面性及狂人“吃人”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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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狂人是《狂人日记》里的重要人物，也是鲁迅塑造的最成功的艺术形象之一。在《狂人日记》里，狂人极生动的概括了一部分先觉者与当时社会的对立状况。也很鲜明的表现了他的两面性，在他说出“救救孩子”的时候，我们可以感觉到他在慢慢的改变其自身的形象。
[关键词]狂人吃人 “人”与“非人” “人肉筵席”
一、“吃人”的含义
作为新文学的第一篇小说，鲁迅的《狂人日记》以一种非常陌生的，怪诞的形式对中国几千年来的社会本质作出了惊人的概括：吃人。鲁迅以人道主义的尺度衡量中国社会，衡量的结果是非常令人害怕的：几千年来中国人从未争得做人的权利，人是以“非人”状况活着的，既“吃”别人，自己也被“吃”，因而中国的历史不过是一场至今未散席的“人肉筵席”。也就是说，作为个体的人，中国人没有独立的人格与独立存在的价值，只是构成社会等级的一砖一石，其生存与个人的尊严是没有保障的；作为群体的人，人与人之间没有尊重、关爱与同情，也没有对于他人的责任心，没有对于生命的热爱，麻木、愚昧地苟活着。因而中国社会是在一种剿灭人性的状况下保持着它的稳定：死的寂静；而社会的实质是非生命化的、一盘散沙式的。如果说《狂人日记》是以一种高度概括的象征形式表达了鲁迅对中国社会本质的这种认识，那么，他更多的小说，《药》、《孔乙己》、《祝福》、《阿Q正传》则以写实的手法，展示出中国社会的可怕实质，最弱小的首先被吃，而较弱小的其次，依次排下去人的社会与动物是一样，是以一种肉弱强食的方式存在着的，中国的历史是一场持续了几千年仍还在进行着的人肉筵席。
鲁迅用他杰出的现实主义小说引导我们对中国社会作出深刻的认识与切实的判断，从而领悟出政权变更决不是社会解放的标志；唯有“劝转”吃人者，启发国民的良知与人性，使社会成为一个有人性的社会，中国社会的变革才是有可能的，而这，又绝不是简单的或短时间能实现的，它需要启蒙主义者一代一代不懈地努力、扎实地工作。鲁迅小说有一种令人窒息的气氛，这是鲁迅清醒的现实主义的表现；正因为有这种“悲观”，才有鲁迅坚韧的战斗精神；而这种与强大黑暗展开持久战斗的坚强意志，正是我们这个社会最可贵、最需要的。
二、“人”与“非人”
鲁迅小说的人物形象，基本上可以归为两类：A人；B非人。鲁迅小说中的“人”，是作为与整个社会（由非人组成的）相对立的力量存在着的，他们主要是一些接受了西方人道主义思想启蒙、具有独立个性、追求独立人格、并对社会持批判态度的现代知识分子，他们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叛逆者，如“狂人”、夏瑜、等。这些人用人文主义价值观衡量中国社会，因而对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愚味风习持否定态度。他们在社会中属于极少数人，是传统文化的叛逆者，因而在正统社会世俗的眼中，他们是一些怪人、疯子，是可恨的，也是可怜的。他们都曾奋力与社会抗争，但无一例外地，不是毁灭，就是投降。
“狂人”的意象。极生动地概括了这部分先觉者与当时社会的对立状况。狂人从发病道病愈之前的整个状态，就是中国现代叛逆的知识分子对封建文化进行反思、进而彻底批判的过程。狂人的突然发疯，实际上是寓示着现代觉醒的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态度的改变：原先合理的，现在看都不合理了；原先习以为常的，现在觉得非常可怕。觉醒的知识分子用新的价值眼光审视中国的现实和历史，发现中国人原来是处于非人状态中而不自知，人的生存竟以柔弱强食的规则维系着；历史的太平盛世，也只是人们暂时做稳奴隶的时候，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生存的权利，从未有过。“吃人”一词，既十分符合精神病人的特殊思维与言语，也十分贴切地揭示出中国几千年封建文化的本质。狂人这一与现存社会尖锐冲突的病态意象，揭示出觉醒的知识分子的孤独处境；他们的价值尺度、他们的思维方式、他们的言语及行为，都与社会习惯力相悖，他们会一意象，以及他展示的狂人与社会环境的对立、冲突，可谓精彩之至，反映出鲁迅作为一个叛逆者、先觉者对自己存在的痛苦体验是极为深刻的。狂人的最终病愈，象征着叛逆者的投降；他由“疯子”又重新恢复到与周围环境一致的协调状态；他的康复，正是反封建战士的妥协和投降。狂人终于敌不过“大哥”、“医生”及周围人给予的关怀和压力，由与社会环境的尖锐对立，转变为发疯之前的与社会和谐的状态，以至于跟从前所有读书人一样，“候补”做官去了。这个结局，是一个极大的讽刺，同时也暗示出中国社会传统力量之强大。夏瑜是被“吃”掉了。《药》虽然没有对这个人物的精神世界作更多的展示，但通过茶馆里各色人等的议论，从他们对夏瑜的不理解、嘲讽与鄙薄中，我们完全能够体验到夏瑜的孤独，他的毁灭是必然的。对夏瑜刑场场面的描写，华老栓用夏瑜之血为儿子治病的情节，都使作品的悲剧性得到深刻的揭示。这一类属于“人”的形象，凝聚着鲁迅及同时代叛逆知识分子深刻的人生体验，寄寓着鲁迅的理想同时又包含着鲁迅对中国社会的一种悲观情绪。
鲁迅小说中的“非人”形象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居于统治阶级地位的人，其中既有统治阶级政治上的代表，如大哥（《狂人日记》）等；也有统治阶级文化上的代表，如鲁四老爷、赵七爷（《风波》）等；还有统治阶级经济上的代表，如赵太爷等。这部分人自然也是少数，但他们都代表着社会的意识形态。这些人在鲁迅作品中大都不是主要角色，但都是刻画得极有特征的。鲁四老爷在小说《祝福》中仅出场过几次，一次是与“我”见面寒暄，大骂新党云云，一次是祥林嫂第一次到他家时他的冷漠和审慎态度，还有一次是祥林嫂死了之后他的议论：“不早不迟，偏偏死在这个时候，可见是个谬种！”不多的几个场面、寥寥几句话，就将这个人物守旧、无知、冷酷、自私的灵魂展示无遗。这一类人物居于社会上层，却是一些没有人性的、只有“道德”面具的人，而他们所相信的道德，只不过是用以压制他人、维护自己地位的工具，他们心灵与行为的丑陋、反动，也证实了这些道德的虚伪性。鲁迅塑造这类形象，是正面展示封建文化、道德的极端腐朽、反动以及虚伪。
还有一类“非人”，在经济与社会地位上恰恰与上述形象相反，是处于社会下层的普通百姓。这一类人，一方面饱受贫困，压榨之苦，在物质生活上没有起码的保障，处境悲惨，而且永远处在随时被“吃”的状况中，从物质上，精神上有永远被第一类人掠夺、统治；然而另一方面，这些生活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在思想观念上却与前一类非人完全一致，恪守正统的封建伦理道德。由于后一类非人是社会的大多数，因而他们成为封建统治阶级在社会舆论上的代表，客观上成为统治阶级的帮凶。
对于广大被压迫阶级“非人”状态的揭示，是鲁迅小说最深刻的地方。他通过小说昭示我们这样一个道理：中国广大被统治者心理意识的“非人”状态不改变，则任何革命都不能改变社会的本质，只是政权更迭而已。由此表达他思想启蒙的观点：中国社会本质的进步，首先在于“辟人荒”，即人性的启蒙与培养。只有改变社会的“非人”状态，让中国人由“非人”转变为“人”，才有社会其他方面的发展与进步。
由对“人”的发现，进而揭示中国社会的“非人”本质，赋予鲁迅小说深刻的思想性与伟大的现实主义精神。比较鲁迅前后及同时的小说，他的伟大之处不言而喻：从前，普通名众不足以成为文学表现的对象，即使表现了，也限于下层社会中那些具有不寻常意味的少数人。鲁迅以“人”与“非人”的价值系统衡量中国社会，抓住了中国历史与社会现实的最根本的东西，对中国社会历史超稳定的循环式结构作了深刻的揭示。

参考文献
鲁迅：《药》（1919年4月）
鲁迅：《祝福》（1924年2月7日）
鲁迅：《风波》（192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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