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与文艺学是相辅相成的 [摘要] 美学与文艺学是相辅相成的,不能缺少任何一方,否则就会变得乏味无趣。美学在文艺占的地位是很高的,文艺的好坏,要经美学的肯定才能通过的。文艺学更是担负着现代人的审美意识的培养,而美学则成为人们发展的目的。如果文艺学是一个表演者,那么,美学便是一个观众,再好的表演,也要有观众才能得到肯定;再多的人,也要有表演才能成为观众,发表他们的意见。只有两者结合起来,成为一种互动关系,才能使人类向前发展,否则便会使人类倒退。 [关键字] 文艺学 美学 审美 文学艺术 发展
文艺学是以对文学艺术的批评与理论实践活动的研究为基本内涵的理论学科。一般来说文艺学有三个主要组成部分: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文艺学的这三个部分紧密联系,互相包容,组成一个有机整体。文学理论即从文学史和文学批评中吸取养分以促使自己理论,人从美学中完善自己的理论。 何为之美学?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是在社会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是研究美、美感、美的创作及美育规律的一门科学。 美学思想是人类审美实践和艺术实践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对人类审美实践和艺术实践的哲学概括。 文艺学为培养和建设现代人格作出应有的贡献,文艺学在培养现代人格时主要担负着现代人的审美的意识的培养,包括健康的审美观、较强的审美能力和创造美的能力,文艺学应遵循美学的要求去发展规律,从美学中吸收、改进,使文艺学更上一层楼。 文艺活动是人所从事的文学创作、阅读、批评等活动的总称。世界是文学活动的基本要素之一,主要是指文学活动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或社会现实,从文学与世界的联系来看待文学活动,最初是从“摹仿”的角度提出,后来出现的“摹写”、“再现”、“反映”等也表达了相近涵义,无论由古代至现代,都对此有着不同程度和不同侧面的强调。而在西方,文学与世界相连系的理论一直占据着文论的主导地位。文学活动不仅与世界相关,作者又是文学活动的基本要素之一。作者通过创作文学作品以表达他的感受,并试图以此唤起读者相应的感受。作者对应该是读者吧!因此,读者也是文学活动的又一基本要素。只有经过读者阅读,作者创作时,既是从作品中了解作者思想,了解作品中描写的人情世态的活动,同时也是读者在自己的生活经验、文化修养的基础上,运用想象联想而使作品内涵在头脑中具体化的活动。因此,在文学活动中,作者应接受美学的观点,“由被动的活动上升到主动的、创造性的活动。”作者作为文学活动的主体,他们的知识结构如何,他们走着一条什么样的生活道路,直接决定着作品的质量,鲁迅先生总结自己从事文学活动的实践经验时,曾深刻指出:“我以为根本问题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出来的都是血。”所以,作者以什么样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去观察生活、观察文学艺术,影响甚至决定着作家对生活认识的深度和广度,影响着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因此,作者应按美学的观点,将代表着美的东西以文学的形式呈现到读者面前。读者欣赏文学,都是欣赏文学中的美,从而丰富自己的内心美、精神美,使人更为之神采奕奕,觉得生活到处都存在美,从而更积极生活,进一步充实了自身的本质力量。人类的生活世界是文学活动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客观基础,它不仅是作品的反映对象,也是作者与读者的基本生存环境,是他们能通过作品产生对话的物质基础:作者则是文学产生的主体,他不单是写作作品的人,更是把自己对世界的独特审美体验通过作品传达给作者的主体;至于读者,他作为文学接受的主体,不仅是阅读作品的人,而且是与作者生活于同一世界的活生生的人,双方通过作品进行潜在的精神沟通。 人们生活活动是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系统,起概括为两大基本层次:物质实践活动和精神活动。而文学属于审美精神活动的范围。文学作品作为显示世界的“镜子”,作为作者创造物和读者阅读的对象,是使上述一切环节成为可能的中介。作品既是作者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显现,又是读者接受的对象,因而文学更需要美学的监督和扶持。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对文艺的看法,观点是从他们所在的贵族国家论出发的,他认为,人的灵魂有三个部分:理智、意志和情欲。理智使人聪慧,意志发为勇敢,情欲应加节制。只有让理智支配意志和情欲,使之各尽其性,才符合所谓“正义”,才是理想的人。在柏拉图看来,文艺只属于情欲,绝不属于理智,文艺不但不能给人真理,反而逢迎人的情欲,摧残人的理性,亵读神明,伤风败俗,因此,必须对文艺实行严格的审核监督制度,对那些违背贵族伦理政治需要的作品无情地加以清洗……柏拉图就这样在《理想国》里为贵族奴隶主阶级制定了必须服从于政治的文艺政策。他从题材、内容到表现方式,从写什么到怎样写,提出了一系列政治标准和规范。好像柏拉图否定文艺的社会作用。实际恰恰相反,他十分重视文艺的社会作用。他承认艺术具有强大的感染力,特别对儿童性格的形成有深刻的影响,因为一个人开始所受的教育方向,将决定他未来的生活。为此,他提出了一种审美教育的主张“限制任何作品中,摹仿罪恶、放荡、自鄙和淫秽,如果犯禁,就不准在城邦里工作”,要求青年“天天耳濡目染于优美的作品,处身四周健康有益的环境,从小培养起对美的爱好,形成融美于心灵的习惯。”柏拉图从国家利益的人生的角度出发考察文艺,要求文艺表现真、善、美的东西,要求文艺有益于国家和人生,禁止有害的文艺作品在社会上流传,腐蚀人心,败坏社会风气等等。在古希腊的艺术家已有如此高的思想,而我们算是现代人了吧!“性与庸俗救了整个中国互联网”,这个标题是多么令人震惊,有网友撰文分析说,几个大的门户网站充斥着情色内容,根据统计占了他们收入的30%以上,而与娱乐、情色、赌、抽奖有关的庸俗短信收入占了90%以上,如果任何一家门户网站假扮清高不做这些,肯定早就倒下了。这种情况是十分严峻的文艺在离开美学独立生存后,将会无节制地发展规律,而读者作为文艺的承受者,是从作品中了解作者思想……,假如读者吸收的是恶劣的、荒耻的文学,将会腐蚀人心,败坏社会风气,甚至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当罪恶充斥着一个国家,国家将会被颠覆,如同颠覆一只船一样。因此,美学在文艺占的地位是很高的,文艺的好坏,要经美学的肯定才能通过的。 因此,美学对文艺有批判作用。 马克思指明了美的规律的两个要素:一是“任何物种尺度”,指客观世界各类事物的各自内部的本质关系特征;二是“内在的固定尺度”,即本身的主观标准——人的本质。人对美的欣赏,包含了对社会生活、对自己的理解,是自然美的根源和本质。人的本质是一种多样性统一的结合,文艺学反映人类生活待遇美,更是对人的本质的直接的客观肯定。如:巴金在上海写《家》时,把二十多年来,“家”给予他的生命、感情、压迫、痛苦,他对家族制度的痛恨,对他哥命运的同情,都化成巨大的艺术激情,那些日子,他时时被过去的生活和记忆折磨着,内心充满悲哀和激动。他要用笔为包括他大哥在内的无数被“家”剥夺了青春、自由乃至生命的人,大声疾呼:“我控诉!”他当时有一个明确的意图:这部小说首先是献给他大哥的。但是,一个令人悲哀的事实是,小说刚刚开始在《时报》上连载,巴金就接到噩耗,他的大哥在成都自杀了。积久的感情和现实的刺激,都促使《家》的叙述包含强烈的感情。这是《家》从它诞生的那时起就一直深得青年读者喜爱的原因。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家》从诞生到它饱含强烈感情的艺术成就,再到广大读者们的喜爱,从根本上都是源于人类社会生活、系于人类社会生活。读者对《家》的喜爱,是读者自身对美的欣赏,通过美的审核而发自内心对《家》产生了同情和兴趣。如果巴金没有丰富的感情,没有美学观念,他能写出如此令人感动的文学艺术作品吗?如果青年读者没有对《家》的背景及文采所吸引,从而自然而然地对《家》产生浓厚的兴趣,这可能吗?反过来想想,如果《家》得不到广大读者们的喜爱,没有给读者们留下任何印象,那么它还有存在的意义吗?没有。所以美学,也就是读者的评价与反响是使文学艺术获得生命的重要因素,是文学艺术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名言:美将拯救世界。文艺学的基本单位是语言,而我们人类的发展必须靠语言进行沟通,那么以文艺学作为沟通的最高形式,将是我们人类发展的目的。通过审美选择,让我们的文学作品的语言更精彩,更动感,殉丽的描绘,使文学作品充满了鲜活的生命美感。而在21世纪的今天,文艺学更是担负着现代人的审美意识的培养,而美学则成为人们发展的目的。 如布罗斯基的演讲《美学乃伦理之母》中曾经提到:①“每一新的美学真实,使人的伦理更精确。”“审美选择是提高个人化的事务,审美经验总是私人经验,每一个新的美学真实,使人的经验更为私人化,而这种私人性时常以文学(或其它)品位的面貌出现,能够自身成为一种抵抗奴役的形式,即使不能作为保证”。 文艺学是历史的写照,它随着历史的不断变迁而更新,而美学则是洞察文艺学,探索文艺学,研究文艺学。由以上几个方面,我们可以可出作者、作品、读者的接受和评论是一个动力的过程。正如电影一样,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播出许多各种不同类型的反映现实生活的电影播出,而观众则观看着电影的各个情节的发展,欣赏着各个环节,并研究着每个细节的是否值得欣赏。在一个倘大的电影院里,正播出一场赞人热泪的电影,可台下却没有人再观看欣赏,那么,这场电影就失去了它的价值和意义;反之,电影院里坐满了人,但电影却没有播出,那台下的人也就出去了当观众的价值和意义。这恰恰是文艺学和美学的写照。文艺学再精彩再丰富,也要有美学的审美选择才会得到发展。美学再好,也要有文艺学相助才可以等到生命。 美学与文艺学是相辅相成的,不能缺少任何一方,否则就会变得乏味无趣。如果文艺学是一个表演者,那么,美学便是一个观众,再好的表演,也要有观众才能得到肯定;再多的人,也要有表演才能成为观众,发表他们的意见。只有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成为一种互动关系,才能使人类社会的发展。 ①布罗斯基:美学乃伦理之母——1987年12月8日在瑞典文学院的演讲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