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逝》与《玩偶之家》女主人公形象比较

《伤逝》与《玩偶之家》女主人公形象比较
 
 鲁迅先生唯一的一部爱情题材的小说《伤逝》中的子君，和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名剧《玩偶之家》中的娜拉，是两位伟大作家成功塑造出的具有永久艺术魅力的女性形象。子君和娜拉所处的国度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但都是作家借描写家庭夫妇之间的矛盾冲突，反映社会问题的作品。在妇女解放的道路上，娜拉是“妇女独立宣言”的代言人，子君则是一个勇敢而悲壮的倒在革命征途中的女战士。在她们身上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之处。
 子君和娜拉是具有鲜明的民主思想倾向，大胆追求个性解放的妇女形象，在她们身上能找到许多相似之处。
 首先，她们都善良、勤劳、无私、天真、纯洁、热爱生活、珍重爱情，并把它作为赖以生活的全部基础。她们是那么深爱自己的丈夫，而丈夫在人生的关键时刻，又都暴露了他们虚伪、自私的本性。深受伤害的女主人公都选择了出走。
 子君是一个贤淑、温柔的女孩子，她从封建家庭走出来，从乡村来到繁华的大城市，受“五四”时代大潮的洗礼，是一个迅速觉悟起来的新女性。她用新的思维方式、新的伦理标准重新审视社会、审视人生，对理想、对前途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和热情的向往，浑身迸发出生命的喜悦、青春的活力。她和涓生相恋了，她被涓生的博学所吸引；被涓生的真诚坦率所感动。尽管涓生经济地位低下，她却能抛弃旧的思想束缚，冲破封建家庭的羁绊，她“大逆不道”，“伤风败俗”地在封建卫道士面前公开与涓生同居了。因为在子君看来：“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婚后子君全身心跳进家庭小圈子，为丈夫、为小家庭逐渐失去自我了。后来涓生失业，失去了经济来源，出现了生存问题，“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小家庭终于无法维持下去了，涓生为了“救出自己”，说出了“我已经不爱你了……”于是，子君只得跟父亲再次出走，束手就擒，重新回到了封建牢笼中去，最后在“无爱的人间死灭了”。
 娜拉与丈夫海尔茂曾经度过了八年艰难而幸福的家庭生活。新婚一年后，海尔茂因工作劳累得了重病，娜拉为了救丈夫的性命，在别无办法的情况之下，她偷偷伪造父亲的签名借来一大笔款子，此后又设法独自偿还，她认为自己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后来，柯洛克斯泰想以此事要挟海尔茂，想挽回他在公司的职位时，海尔茂为了自己的名誉、地位、前途而撕下了温情脉脉的面纱。海尔茂骂娜拉：“伪君子”、“撒谎的人”、“犯罪的人”、“可恶极了”、“下贱的女人”。接着，当风波过后海尔茂的名誉、地位不再受到威胁时，他又恢复了以前对娜拉的态度，娜拉又成了“小鸽子”，“小松鼠”，“可爱的小鸟”了。但是娜拉已经看清了丈夫虚伪、自私的本来面目，看清了幸福生活的实质，更看清了自己长久以来的处境，她对海尔茂表明了自己“觉醒”的态度，然后毅然离开了家。
 其次，她们的婚姻悲剧都在于她们在婚姻关系中与丈夫的经济地位绝对的不平等。《玩偶之家》中，海尔茂还是个并不富裕的律师时，娜拉就要“打饥荒”，等到海尔茂一步一步爬向银行经理的高位捞大钱时，娜拉想多花点儿钱还得向他一点儿一点儿乞讨，甚至还得装扮笑脸承受指责——“乱花钱的”、“不懂事的”、“小撒谎的”；从生活习惯到思想感情，海尔茂都置娜拉于极不平等的地位，只准妻子想丈夫所想，做丈夫所允许做的；他肉麻地称呼娜拉“小鸟”、“小松鼠”，与其说他特别喜欢娜拉，不如说他把妻子当作花大钱买了的高级玩具。子君在婚后就丧失了继续追求和前进的目标，没有争取进一步的以经济独立为基础的个性独立。在外在的经济的压力到来时，两人不能共同承担这种压力，由于经济上的依附，子君越来越自卑，每天便要看着涓生的怒色，“装作勉强的笑容”，而涓生却尚不满于自己“如赫胥黎的论定‘人类在宇宙间的位置’一般”自己“在这里的位置：不过是叭儿狗和油鸡之间”，埋怨她不明白了“我的工作不能受规定的吃饭的束缚”，甚至进一步说出“其实，我一个人，是容易生活的，现在忍受着这生活压迫的苦痛，大半倒是为她” ，“然而只要能远走高飞，生路还宽广得很”的话来。在经济承担不同等的情况下，显露出他思想深处没有彻底根除尽的男权意识。曾经有过安宁和幸福的小家庭最终还是走向破裂。两个家庭的破裂，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经济地位的绝对不平等。
 最后，子君与娜拉最重要的相同点是：她们同是传统观念的叛逆者，是觉醒了的妇女形象。
 子君是“五四”时期觉醒了的中国女性形象。她不求显贵，只渴望自由，渴望相互尊重渴望真挚的爱情。她勇敢地反抗家庭，冲破社会的束缚，宣布“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是大无畏的反封建的宣言！原来子君连看一张秀美的雪莱的像都会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去；现在，为了拥有幸福的家庭，她不顾叔父不再认她做侄女，“不在意路上时时遇到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坦然如入无人之境。这些都表现了她的觉醒以及强烈的反抗性。一个同封建社会抗争的女战士形象跃然纸上。
 娜拉是十九世纪欧洲觉醒了的知识女性的典型形象。她天真活泼、诚恳热情、坚毅倔强，追求理想是她性格的主要特征。她向往自由幸福的生活，她相信丈夫爱她，真诚地爱着丈夫。 然而当她认清了海尔茂的丑恶灵魂，自己在家庭中的玩偶地位以及现实社会的不合理时，她为改变自己的处境和追求理想的生活进行了勇敢的抗争。她对丈夫海尔茂严正地宣称：“首先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人——至少我要学做一个人。”娜拉的言行显示出她是一个觉醒了的具有民主思想倾向的妇女。“我还有别的同样神圣的责任，是我对自己的责任”。觉醒以后的娜拉，否定了现存的世俗偏见和伦理道德，勇敢地冲破了男女不平等的法律、宗教和道德习俗的枷锁，实现了“人的精神的叛逆”。
 虽然子君和娜拉有许多相似之处，作为妇女解放的先锋，在她们身上还有更多的差异。
 首先，她们虽然都处在变革的时代，但社会背景不同，世界观不同，人格独立的程度也不同。
 子君生活在时代的变革中，当时“五四”运动的狂飙席卷全国，摆脱封建礼教的束缚，追求“个性解放，争取婚姻自由”，成为那个时代的最强音。但有着二千多年封建专制历史的中国，封建传统文化，封建思想意识，道德观念，在漫长的积淀中，根深蒂固地根植于人们心灵深处。
 子君是一个由多种社会因素塑成具有复杂心理特征的典型，是具有一定文化的知识女性。在她的身上具有反封建礼教，追求个性解放的进步思想，争取婚姻自由的坚决果敢；又有着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的冲动、脆弱和革命的不彻底性，以及人生目标太低，容易满足的弱点；同时，在她的骨子里，还是一个被封建思想严重禁锢着的女性。各种观念复杂、自然而有序地支配、局限着子君，这种复合性格构成并决定了她能勇敢地追求爱情自由，成为一个反封建的时代女战士；决定了她在婚后无法继续迈进，甘心情愿把自己封闭起来沦为丈夫的女佣，“每日‘川流不息’的吃饭成子君的功业”，“她似乎将先前所知道的全部忘掉了”，“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要义全盘疏忽了。这也注定了她最后悲惨的结局。
 娜拉生活在19世纪的挪威。当时的挪威经济文化开始繁荣，要求民族独立的呼声日益高涨。自由、平等、博爱的人文思想影响着人们，高涨的女权运动的洪流冲击着娜拉的精神世界。
 觉醒了的娜拉，成为资本主义现实社会的叛逆女性，她立志要做一个独立的人，不再人云亦云，对一切事情“都要用自己的脑子想一想”。海尔茂的甜言蜜语，什么宗教、道德、法律都被觉醒了的娜拉统统给否定了，她勇敢地发出了“究竟是社会正确，还是我正确”的呐喊。“楼下砰地一声门响”，娜拉义无反顾地出走了，彻底反叛了虚伪的资产阶级家庭，摆脱了玩偶的地位。试看娜拉临走前的那段“妇女解放宣言”：“……我好像忽然从梦里醒过来，我简直跟一个生人同居了八年，给他生了三个孩子。喔，想起来真难受！我恨透了自己没出息”。“我现在把你对我的义务全部解除。你不受我的拘束，我也不受拘束，双方都有绝对的自由。”
 其次，子君与娜拉虽然都是离家出走，但是却有天壤之别。娜拉的出走是一次石破天惊的壮举，是她女性意识被激活；子君则是男权制度下的牺牲品，可悲的她到死，也没有发现到“自己”，也没有自主意识。
 海尔茂的虚伪、自私和丑恶灵魂，在娜拉面前彻底暴露后，她第一次认识了人生，于是，她由悲观、绝望转向了积极的反抗，她在无限地愤懑之中发出了“首先我是一个人”这一掷地有声、令人惊愕的呐喊，这一呐喊是娜拉性格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一呐喊，喊出了妇女要求人格独立的时代最强音，它唤起了千百万妇女的强烈共鸣。她的语言犀利如锋，刚健有力，它就象是一篇激昂慷慨的“妇女解放独立宣言”，震憾着整个世界。女性意识觉醒后的娜拉，终于奋然而起，“砰”然关门，毅然决然地离开丈夫，走出了“玩偶之家”。娜拉“砰”的一声，关上了以男权为中心的资产阶级家庭的大门。
 而子君在“出走——建立家庭——出走——死亡”的悲剧历程中，前后竟有两次出走。娜拉和子君都选择了出走，但二者出走的家庭却迥然不同：娜拉走出的这个家庭是当时中国那些讲自由恋爱的知识分子所向往的“幸福家庭”。可以说，当娜拉早已觉悟而从这样的家庭走出之后，中国的女性子君却又在向这样的家庭走进；当娜拉想不作傀儡的时候，中国新女性却还在想作这样的傀儡。子君就是这样的人物，她走出封建专制的家庭，却又走进了娜拉式的“家庭”；她用果敢和勇气建立了自己的家，但又没能找到家的幸福源泉。子君的第一次出走自以为选择了一条得救、解放的道路，其实是不归路的起点。
 子君又走了，不是像娜拉那样地出走，而是由她父亲把她接回去了。娜拉出走后，即使冻饿而死，也是作为一个成熟的，独立的人而死；子君却是作为一个孩子出走的，她到死都仍然是一个孩子——不是丈夫的，就是她父亲的。但也正是这一点，终于使她“质本洁来还洁去。”她以死来徇情，以死来表示她不愿意长大也不可能长大。长大意味着堕落、败德，而她的纯真、她的深情、她的出于污泥而不染，处处都表明她对儿童式天真情谊的顽强的执著，表明她想要把现实捡回到童年时代的幻想中。她无可挽回地失败了。即使没有生活和困顿，她也将失败，她的生命最后在无爱的人间死灭了。
子君和娜拉所处的国度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她们鲜活生动，栩栩如生、独具个性，具有永久的艺术魅力。作为社会的叛逆，在她们身上蕴涵着深刻的思想，跨越了时空，在今天仍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林非著,《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鲁迅》,陕西出版社,1996年出版.
 朱维之等主编,《外国文学简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出版.
 徐新建著,《蒙昧的觉醒》,深圳海天出版社,2001年出版.
 何乃英等主编，《外国文学史纲要》，XX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