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儒林外史》探索古代知识分子的异化

 从《儒林外史》探索古代知识分子的异化
 《儒林外史》是我国古典文学中一部最杰出的讽刺小说。它的中心是猛烈抨击科举制度，揭露科举制度所造成的种种祸国殃民的罪恶。作品生动的描绘和深刻剖析了隶属于封建统治阶级的知识分子利欲熏心、疯狂追求科举功名的可耻面貌和肮脏灵魂；狠狠鞭挞了封建社会昏庸无能、残忍的程朱学和封建礼教。
 作者以当代的儒林士子为描写对象，以酣畅淋漓的笔墨，惟妙惟肖勾勒出各类封建知识分子的形象，为我们再现了一幅活生生的封建社会的百丑图。全书生动而深刻地揭露了八股取士对中国文化和中国文人人格的残害，呼唤文人从禁锢的思想中解放出来，再生独立人格。因此说《儒林外史》的出现，具有强烈的时代色彩和社会意义。
 一、《儒林外史》的成功与其作者的生活经历和思想表现有直接的影响。
 吴敬梓，字敏轩，号粒民，后来又自号秦淮寓客，晚年称文木老人，安徽全椒县人。他出生于清初一个很有名望的大家族，后来家境衰微。他自幼才识过人，从小养成了爱好读书的习惯。他学习“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翻阅了诸子百家，尤其是喜欢阅读“稗官野史”（小说之类的书籍）。他的造旨很高，诗词歌赋“援笔立成”。他是个性格傲岸、厌弃功名的人，曾多年随父  游大江南北，养成了不善治生而好慷慨施舍的性格。父亲去世后家境开始衰微，是二十三岁的吴敬梓开始窥见官场斗争的现实，认识了人世间的真面目。再加上道貌岸然的族人为侵夺他的家产大打出手的本相，使他对现实社会的丑恶，第一次有了亲身的体会。他“遇贫即施”，被族人看做败家子，饱受冷遇。三十三岁那年，同样受到达官显贵们的奚落和侮辱。由于久经世态炎凉，他对现实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安于贫困，极为鄙视功名中人物。长篇巨著《儒林外史》就是他在最困难的日子里写出来的。这充分的表现了封建社会里一个进步人穷知识分子凛然的傲骨和坚韧的毅力。
 吴敬梓的思想态度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变化过程。他从小生长早“科举世家”里，受着封建的正统教育，很自然的要走科举做官的道路。但考取秀才后，便逐渐的醒悟。他不愿意在枯燥无味、束缚人的八股文之中讨生活，而喜欢在真正的文学创作诗赋词章上下功夫。他写诗作文，批判考官死把着八股取士的尺度，排斥一切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他痛恨八股取士如仇敌，对愈是做得精巧的愈是痛恨。三十六岁时他“以病”辞却“博学鸿词”科的廷试，用行动对科举制度作出否定。乾隆“南巡”，士大夫都去夹道拜迎，他却不予理睬，表示了对最高统治者的极端蔑视。他继承了清初进步家谴责科举八股的传统，结合自己的切身经历和见闻，以讽刺的笔刃勾勒出儒林群丑的光怪陆离的社会图景，把对科举制度的批判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二、《儒林外史》社会批判的主要方面——八股取士
抨击腐蚀士人灵魂的八股取士制度，是《儒林外史》社会批判的主要方面，那么什么叫八股取士呢？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就是封建社会统治者通过考八股文选拔自己的忠实奴才的一种制度。它源于隋唐，隋唐通过科举考试选拔政治管理官员，这一制度本身肯定了士子的道德与知识的价值高于贵族的世袭身份和商人的财富，因而对巩固封建制度起到了重要作用。士子凭借自己的努力就可跻身仕途，对于深受政治型文化熏陶的士子来说，无疑是一条最现实、最有诱惑力的人生道路。但是也必须看到，科举取士更偏重与考察士子的知识和写作能力，而对士子的品行则很难作出明确的评估。唐代科举还有推荐这一措施，从某种意义上对士子的品行也给予了评价。到了明清，八股取士的弊病就日益明显且深重了。《儒林外史》向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发起了猛烈的攻击。那么八股文又是何物呢？八股文又叫四书文、经义文，它规定只能写“四书”、“五经”上的东西，不准称引夏、商、周三代以后的事情，不许发挥自己的见解，更不能联系当前现实的政事，只能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以封建道家朱熹等的注疏为标准；文章的格式有非常刻板的规定，文章的字数也有一定的限制。这本来是对士子思想的禁锢和愚弄，但在功名利禄的引诱下，许多士子却将八股文奉为神明。而八股取士的最大弊病，那就是引导士子在僵死枯燥的经典中讨生活，在于世无补的文章中玩花样，而品行道德、经世济民统统可以置于脑后，道德型文化的特征固然已荡然无存，政治型文化的特征也名存实亡了。
 八股取士造成了士子的无知、无用。如，范进的八股文，周进反复看了三遍之后，才认定是“天地之间至文，真乃一字一珠”，于是，取为院试第一名。如此说来，范进应该具有真才实学。他后来也果然中了进士，并且做了山东学道，但他竟然不知道大文豪苏轼为何人。再如进士出身的汤知县和举人出身的张静斋缺乏最基本的历史常识，刘基明是元朝至元年间中的进士，他们却说是明朝洪武三年开科的进士，又把宋代赵普的故事也安到刘基明身上。可见，二人无知到何种程度。在八股取士的制度下，士子何止无知，而且无用。八股取士使士人在《四书》《五经》中苦苦的挣扎，八股文就是叫人人云亦云，成为没有独立思想，独立人格的应声虫，彻底地将自我封闭起来，成为“振振有词的哑巴”。这样士子还能做什么呢？请看上面所说的汤知县无用到何种程度。他身为父母官，却毫无主见，随意听信他人之言。只盼望早日升迁，将一桩小事激成大乱，草菅人命，率性而为。回民老师傅送他五十斤牛肉，请他不要禁绝牛肉的买卖。他小题大做，要在这事上出个大名，竟把老师傅枷死，引起回民聚众闹事。事态平息之后，他为保持脸面，还要发落几个为首的回民。再如彭泽县的知县审理盐般被抢一案，不是想方设法捉拿盗贼，反而认定“本县法令严明，地方清肃，哪有这等事”，不由分说，把原告舵工水手各打二十板，寄监再审。但汤少爷拿帖子一说情，就扯一个蛋，一齐开恩赶了出来。用这样一批八股举止业出身的官员治理国家，政治的腐败也就可想而知了。
 更严重的是八股取士这样一条进身之阶还造成了士子的无耻。范进应当说是一位朴拙之人，中举之后就发生了变化，竟然借安葬老母的题目，去高要县汤知县处打秋风。烫知县设宴款待，他假惺惺地不使用银镶杯 ,换了一双象，他仍然不肯举 ,以此表明他克守孝礼，但他却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元子送进嘴里。也是一位诚实忠厚的青年，中进士之后也发生了变化。他怕“丁忧”误了做官，就打算  丧不报，身为人伦师表的周司业、范通政也居然赞成自愿设法替他“夺情”功名富贵之心完全压倒了百行之首的孝礼。至于象严贡生欺压乡里、强夺寡妇财产，王德、王仁两位  生见利忘义、趋炎附势，就更等而下之，毫无羞耻之心了。
 八股取士造成了士子的无知、无用和无耻，那他们为什么还要痴迷于这种八股呢？请看鲁编修教训女儿说：“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随你做甚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甚么来，都是野狐禅、邪魔歪道！”如果说鲁翰林吹捧八股文是一种热昏的胡话，那马二先生却道出了实质：他在开导蘧公孙说：“举也二字，是从古至今人人必要做的……本朝用文章取士，这是极好的法则。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那个给你官做？”后来在杭州有劝勉匡超人说：“只是有本事进了学，中了举人、进士，即刻就荣宗耀祖……贤弟，你回去奉养父母，总以做举业为主，那害病的父亲睡在床上，没有东西吃，果然，听见你念文章的声气，他心花开了，分明难过也好过，分明那里疼也不疼了。”在马二先生的口中，八股文有多么大的魔力，不仅由此可以改换门庭，而且简直成了却病延年的灵丹妙药！然而他这并不是早作职业宣传，而是他积数十年之经验的“劝世良言”，也很可以代表当时知识界的共同见解。而且他的话有说的何等透彻：不做举业，“那个给你官做？”做了举业，中了举人进士，“即刻就荣宗耀祖”，岂不简单明了地  出了科举八股的精髓？国家也正是这样的情况下采用八股取士，而士子却为了“官”和“荣宗耀祖”乐而不疲地痴迷于八股之中，深受其害却浑然不知。
 且看小说一开始就给读者展现了两个被科举制度塑捏得既可怜又可笑的人物—周进和范进。周进应考到60岁，胡子已经花白了，还是一个老竟生，只得到薛家集去教材村塾，受尽了新进秀才梅玖的奚落和举人王惠的鄙视，最后连个教书的饭碗也保不住了。因此，当他由于偶然的机会，去参观省城的贡院时，半生蕴蓄的辛酸逼使他不由得“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不省人事”，苏醒后满地打滚，放声大哭，直哭到口里吐出鲜血来；而范进看到考中举人的报贴，“往后一跤跌倒，牙关紧咬，不省人事”，醒来后，又拍着手大笑：“噫，好了！我中了！”痰迷心窍，得了个疯病。这在我们今天看来，也许会觉得好笑，甚至感到有些不可思议，但回头看看他们平素所受到的种种歧视、嘲骂以及被生活所逼迫得走投无路的情景时，就不难理解：着正是他们在科举的播弄下，长期在生活上受煎熬、精神上手压抑的一次爆发，他们的神经已经脆弱到经受不住任何依次大的刺激。可是当周进一旦中了举人，汶上县的人不是亲的也来认亲，不相与的也来认相与；后来中了进士，升了官，以前辞掉他  的村子里的人竟供起了他的长生禄位牌，曾经尽情奚落过他的秀才梅玖，也冒认起是他的学生来了他早年写在村塾中的对联也成了“周大爷的亲笔”，必须揭下来婊好。范进中举以后，乡绅张静斋就忙着来拉关系，还有许多不相干的人送田产，送客房，奉承巴结，两三个月以后，居然钱米充足，奴仆成群。请看，他们的日常生活、社会地位发生了多大变化？前后一对比，我们就更会明白当初周进为什么头撞号板，哭得死去活来，范进为什么一见投贴，就欢喜得发了疯。小说就这样通过周进和范进所演的悲喜剧，揭示在八股怪圈里一些知识分子的心灵所受到的伤害，可见八股取士多么害人！
 八股取士不反扭曲了士子的灵魂，而且也毒害了社会各色人物。小说中用许多笔墨刻画的“名士”，实际上是一些科举不得意转而招摇撞骗的食客。他们假装高雅，扯谎帮闲，诌几句诗，骗些银子。那位牛浦郎说得好“这相国、督学、太史、通政以及太守、司马、明府，都是而今的现任老爷们的称呼，可见只要会做两句诗，并不要进学。中举，就可以同这些老爷们往来，何等荣耀！”功名心是促使他们丧失廉耻的根本原因。就是这位牛浦郎，在功名心的引诱下，由一个纯朴好学的少年变成了骗子。其他如牛玉圃、景兰江、赵雪斋、浦墨卿等，也都是一类的文人。从他们装名士中可见八股毒害之深，它不仅毒害了士子，更毒害了社会各色人物。
 八股取士同时还严重地危害着国家，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八股科举制度培养出来的人才，只能是不学无术的蠢物。而国家却用这样的人为“真才”作为统治者，来治理国家，可想而知，这个国家会是什么样的局面。如果国家都用象汤知县和彭泽的知县那样的人治理国家，试想社会是否还能安定。这也正是我国封建社会漫长的原因之一。到了明清，八股文被统治者充分地利用，使人们在《四书》、《五经》的“经典”中绕圈子，人们只知八股，其他学说被看作“杂草”不准学习，使士子变成“振振有词的哑巴”。用这些有才学的周进、范进之类的式子为统治者阶级放命，这样的人才治理下的国家又怎能向前发展呢？我们知道，明清时期，我国的封建社会已不能适应当时生产力的发展，而统治者阶级极力的维护他们的权利，仍旧推行八股制度来禁锢人民的思想，削弱他们的反抗意识，这样能进步吗？如果国家不用八股取士制度来禁锢士子的思想，而培养他们治理国家的能力，让他们真正成为有识、有用之士，也不至于沦落到国家被瓜分的地步。可见，八股取士的制度，不仅仅是毒害了知识分子，毒害了人民，更坑害了国家。
 究其实质，八股取士就是腐蚀士人灵魂，禁锢士人思想，用功名利禄诱使士人为统治者效命。八股士虚已应试，钻过了举业的金针眼，成了大纱帽、大轿子的拥有者；士人本人并没有建立独立话语权利的雄心壮志，只想用话语加入权利网络。在纱帽之天下、八股文化大昌于天下的情况下，纱帽召唤着那些八股士，他们舍生忘死地竟相奔走在这条钦定的“康庄大道”上，竟相比赛，成为纱帽队伍中的秋风客、揩油士，相与老爷便是其“终焉之志”。而这种制度却是吸魂器，它吸干了假名士们则是这种制度下生长出来的恶性肿瘤。无论是真正的士人，还是假名士，他们把真正的文化传统大面积遗忘、摒弃，走上了知识异化之路，原始的儒家精神遭到了彻底的扭曲，“代圣贤立言”的科举考试已变成了连圣贤复生也考不上的选拔“贤才”的考试。然而，真正秉持着原始儒家精神的贤人（如虞博士、庄绍光、迟衡山等），以强硬的个人主义姿态坚持原始儒家精神的人（如杜少卿等），不是被认为呆硬被指为狂，他们只能做绝望的抗战，最后风笑云散。这就是被士人奉为神明的八股。它使士人和社会各色人物沿着这条“终南捷径”谋求“异路功名”，高则可以平步青云，为官作宦，低则可以依附权门充慕客，当帮闲。这样的制度培养出的人才能治理好国家吗？八股训练的目标本来就是使别人怎样说你就怎样说，将自我封闭起来。他们生活在“舒服的士文化”中，“发过”“中了”的自然舒服透顶，就是不中、未发之士，都有献身于不朽之盛业式的自我崇高感。马二先生起草八股选本的评语就如同起草导向性文件一样严肃、认真。八股士以举业为生命的终极停泊点，他们在其中寻找光明的前途，被吸干血液却全然不知。
 八股取士造成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厄运，他们热衷于对功名富贵的追求，尚失了礼仪廉耻，这是古代知识分子的悲哀，是当时社会的悲哀。
 三以次为鉴-——创新成为当代社会发展的主题。
 从古代知识分子的异化中，我们首先应该摆正自己的人生态度，彻底摒弃八股那种士子追求功名的学习态度，正确认识自己的人生价值、社会价值，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而不至于象八股士子那样为了跻身仕途，连伦理道德都丧失掉。再次，现代的知识分子应该避免“死读书”和“读死书”的现象。当今社会的飞速发展，要求知识分子不仅要具备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而且要有较强的能力。一个人掌握知识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能够学一致用。所以今人应该避免“死读书”和“读死书”的现象，决不做八股士子那样无知无用的人。最后，我们看到，创新已经成为社会发展永恒的主题，应努力培养和发掘现代知识分子的创新能力，只有不断改革，不断创新，社会才能向前发展。
 而今，当我们再次捧起《儒林外史》，感受那些醉心于八股之中的扭曲的灵魂时，真为今人能够自由地畅游在知识的海洋之中而庆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