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作真时真亦假——从对侍萍的态度看周朴园性格的复杂性 《雷雨》中的周朴园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成功的艺术典型之一。对于周朴园的性格特征,历来人们看法不一。有人认为周朴园是一个虚俗、冷酷的伪君子;有人认为他是一个情深义重的人。两种态度相去甚远,几近对立。 之所以出现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是由于周朴圆性格的多变。如在第二幕“相认”一场戏中,周朴园起初并不知道四凤的妈就是当年的侍萍,曾向这位无锡口音的老妇人打听“梅小姐”的下落,表现出他对侍萍的无限怀念之情;而当他明白面前的人就是侍萍时,他沉吟半晌后态度急转直下,喝问道:“你来干什么!”。由温情相思一下子变为怒目呵斥,前后判若两人。在与侍萍交谈中清楚侍萍的出现并无恶意时,又从冷酷变得温情,诉说起30年来的相思之情。在知道侍萍有个不老实的丈夫鲁贵,会对自己构成威胁时,又由温情变得冷酷,喝问侍萍:“要多少钱”。短短一场戏中,出现了性格的数次反复。正是由于周朴园性格戏剧性的冲突变化,才引起了广大文学爱好者广泛的争议,且各有所依,争论不休。 前者根据第二幕的态度变化,否认了周朴园30年前对侍萍的情感,从而否认了他30年来怀念的性质,认为怀念是出于内疚、是一种伪善。他是一个有钱有势的资本家,多次向老妈子打问“周家大太太”,无非是为了标榜自己的“多情重义”,至于说他在举家北迁时,尽管路途遥远,行动不便,而侍平用过的家俱、照片仍保存原样,这只不过是“假装”。正是资本家的伪善,也许还有些内疚,他才不怕麻烦,没有销毁这些东西。所以说他是一个虚俗、冷酷的伪君子。 后者认为周朴园记着侍萍4月18日的生日,有关窗的习惯,并不时打问侍萍的下落,体现了他全心全意、真实的怀念之情。从而说他是一个好人、一个有良心、道德还算不错的人,是一个情深义重的人。对侍萍态度的反复多变是由于阶级本能的驱使,使他身不由己而已。 高尔基曾在《论剧本》中说:“剧本(悲剧和喜剧)是最难运用的一种文学形式,其所以难 ,是因为剧本要求每个剧中人物用自己的语言和行动来表现自己的特征,而不用作者揭示”,周朴园是通过什么样的语言和怎样的行动来表现了自己的性格特征呢?且看剧中的几句台词及舞台提示: 周朴园:(徐徐起立)哦,你、你、你是…… 侍 萍:我是从前侍候过老爷的下人。 周朴园:哦,侍萍(低声)是你! 侍 萍:你自然想不到,侍萍的相貌有一天也会老得连你都不认识了。 (周朴园)不觉地望望柜台上的相片,又望望侍萍。 (半晌) 周朴园:(忽然严厉地)你来干什么? 30年的感情是真实的,30年来的怀念是真切的,为什么他真正面对日夜思念的人又如此恐慌和不安,甚至出现前后截然不同的态度表现呢? 他先徐徐起立,低声说“哦,侍萍,是你”,望望相片又望望侍萍,半晌忽然严厉地问“你来干什么?”潜台词即是敲诈么?演员的舞台表演需要几分钟的时间,而周朴园的内心世界却经过了一个翻江倒海的巨大变化。 人物形象的分析离不开他的社会生活,我们要从人物生活的社会根源、阶级根源、历史根源、人性根源等诸多方面,多角度、多元素地全面分析。我认为周朴园的形象分析不能简单地从一个方面去判断,他既有作为封建社会资本家的阶级本能,又有作为接受了西方教育的具有现代思想意识的“人”的本质。 《雷雨》第二幕集中反映了他既温情又冷酷的矛盾,正是他性格复杂性的体现,他30年来的极为思念与30年后相见又反目呵斥都是有迹可循的。从周朴园对侍萍的态度来看,他的性格是复杂的,不是单一的。 首先,自私自利是周朴园性格的主要方面。众所周知,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完全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国社会的特殊矛盾和经济状况,决定了中国第一代资本家既有封建阶级的阴险、虚伪,又有资产阶级的残忍和贪婪。而周朴园就是一个封建意识很深的资本家的代表。自私自利始终是他性格的主要方面,他的言语行动,立身处世都是以不影响自己的现实私利为前提的。 马克思在谈到资产阶级时指出的那样:“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个人是社会的存在物”,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阶级关系是其中一种重要的社会关系,阶级的本能使他考虑的不是如何与对方重叙旧情,诉说相思,而首先考虑的是侍萍的忽然出现对他的现实私利有无影响,是否对他的名誉声望不利。(老爷年轻时竟也有这样的荒唐事,多么有失身份!) 他30年来尔虞我诈的人生经验,阶级的本能使他疑心侍萍忽然露面的动机,他对侍萍感情中包含的自私自利立刻由隐蔽而变为公开,他的态度一下子由温情而变为严厉了。当他明白出现纯属偶然,并无恶意时,他的感情又出现一次起伏:由严厉变为温和(毕竟有着30年思念的蓄势)他对她诉说了思念之情,但不乏以柔克刚,以情伤人,企图得到侍萍的原谅和宽恕,使他心灵得到拯救与慰籍的因素在内。当他明白侍萍有一个“很不老实”的丈夫鲁贵时,他顿时感到不宜继续跟对方纠缠在过去的恩怨之中,应立即了结,于是他又又温情变为冷酷无情。浑身铜臭的资本家,自然会首先想到用自己万能的金钱来和解,强令“以后鲁家的人永远不许到周家来。” 周朴园由温情到冷酷的反复转变,其自私自利的性格始终占主要地位,他想尽早了结这场恩怨,更不原让恶奴鲁贵抓住辫子以此敲诈,不致影响他在社会上的声誉名望,他考虑问题的出发点,都是以不影响自身的私利为前提的。 其次,周朴园的性格中也有温情的一面。“温情”是他作为“人”,是他人性本质的体现。30年来,他时常打问侍萍下落,不忘关窗的习惯,将侍萍的照片防在客厅中显眼的地方,甚至家中的摆设也如以前,这种怀念是真实的。作者也曾说过这种怀念“是绝对真实的。”并进一步解释说:“周朴园也是一个人,不能认为资本家就没有人性。为了钱,故意淹死两千二百个小工,这是他的人性;爱他所爱的人,在他生活的圈子里需要感情的温暖,这也是他的性格。”典型的共性总是通过个性来显现的,恩格斯曾经说过“每个人都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典型人物的共性,一般不能脱离开一定的阶级性。但是,它也不完全等同于一个阶级的阶级性。由此,我们不能机械教条地认为凡资本家都是自私冷酷的。 如果只是把他对侍萍的关系看成赤裸裸的现金交易而无真情实感的话,也是不符合事实的。“要多少钱”表明在特殊环境下,事已至此谁也无能为力,况且周朴园毕竟是一个看中金钱的资本家,他和侍萍的事已成为往事,人是不能恢复过去的生活的,周朴园毕竟有自己的一番良苦用心。更何况当侍萍再一次来到周家,一切都暴露了以后,周朴园的态度就完全变了: 周朴园:(沉重的)萍儿,你过来,你的生母并没有死, 她还在世上,“混帐,她没有死,她是你的母亲。” “我对不起你的地方,她会补上的。” 由此可见,他还是收留侍萍的,可见他中国传统文化中天理人伦的思想对他影响之深,所以他并非有的人所说的摧残劳动妇女的恶少,把家庭关系变成金钱关系的吸血鬼。他也有温情的一面,“温情”是他人性本质的体现。 第三,周朴园性格的自私被一层温情所掩盖。当年周朴园留学德国,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个性解放的思想,何况侍萍聪明又美丽,二人产生感情到相爱是很自然的。初恋是珍贵的,哪怕失败也是值得人留恋的;再加上他以后两次婚姻的不幸,繁漪对他的刺激都使他对失去的珍贵情感带有一种深深的怀念之情,况且通过对侍萍的怀念,将自己打扮成一个“情深意重”的好人物,依此赢得人们的称赞,从而获得一种心理上的自我满足又何乐而不为呢? 这种怀念不是“内疚”自己30年前曾做了一件“伤天害理的事”,也不是他的良心发现。若说这是种良心发现的话,那么他为什么故意淹死两千二百名小工,又让警察打死30名矿工,都不感到后悔,又作何解释,岂不是舍其大而求其小吗? 通过剧情分析我们不难理解,怀念是周朴园内心情感的真实外露,是他人性并未完全泯灭的表现。但这种怀念不是没有丝毫水份的,从一开始就被一种虚伪的面纱所笼罩。将从没有明媒正娶的侍萍的像说成是“周家大太太的像”,将一个下人的女儿称作是“梅小姐”,这些加在侍萍身上的殊荣不是真爱的表现,而是给自己渡金。诚想,要不是装饰,别人知道这么一个体面人物当年竟与下人有如此不检点之举,岂不是降低他的声誉,影响了他的现实私利吗? 所以说,周朴园的自私还被一层怀念的温情所掩盖,不易被人觉察到。只有当这种感情与他的现实私利相抵触,危及他的名誉地位时,他便会翻脸不认人,将这种感情一脚踹开! 周朴园复杂的性格剧本还通过其他人的口来侧面提示。侍萍控诉他:“你们这群强盗”,繁漪怒骂他“头一个伪君子”,大海声讨他“你发的是绝子绝孙的昧心财”,周萍埋怨他“你不该生我”,多层次、多侧面地描绘了他的过去、现在,骨子里、骨子外的伦理道德以及他心理上的个性、阶级社会的共性,成功的刻画了一个矛盾统一,而又多重性格的人物。尤其深刻的表现在对侍萍的感情纠葛上,自私自利始终是他性格的核心,而且周朴园的自私经过了一个程度由若到强,表现在他对侍萍怀念的动机上,更表现在30年后同侍萍相遇时感情的骤变上。正是这个“多情”的周朴园只要一旦觉得可能危及自己的声誉(往往是声誉),那怕是对于30年前深深爱过,30年来深深怀念的恋人,也可以立刻翻脸! 周朴园这一形象的认识,我们应通过他的温情看清他冷酷的本质,通过他的善变看到他自私的本质,透过他的专横看到他虚弱的本质。由此不难看出周朴园作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社会中的第一代资本家,他的性格不是单一的,而是极其复杂的,真实中有虚伪,温情中含冷酷。除了表现了他的资产阶级自私的共性外,还有阶级性之外的其他东西,如对儿子的热爱、对恋人的思念等其他方面。 周朴园性格的复杂,其矛头正指向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社会。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个人是社会的存在物”。文学作品既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人物性格的复杂,恰恰展示了社会的复杂,是对罪恶的社会发出的诅咒和怒吼,也正是由于此,才使周朴园的形象具有了永久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陈思和 《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2、杨朴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