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的失败者——论《水浒传》宋江命运的本因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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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
《水浒传》成书以来，论者雍川塞堵，论著汗牛充栋。仁智互见，颇有颖达之语。但作为一介布衣，读《水浒传》除了娱乐之外，从中汲取一些生存的技能和经验，都是最实惠和最有意义的。所以以下就从主导《水浒传》群雄的命运和争议最大的人物宋江入手，分析一下他的利弊得失，以为前车之鉴。
由挣扎到打拼-----被迎成功
“乱国因家木，刀兵点水工，纵横三十六，拨乱在山东。”从这些内容来看，宋江是被逼上梁山的，虽然有宋一代农民风起云涌，平而多疑，但毕竟是少数，更多的是一些顺民。宋江为什么会走上梁山，得从小说所表现的原因说起。因为历史书上除了“宣和三年二月，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河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讨降之。” [1]了了数语，别无记载。又因为探讨这一文学形象的过程，只能从人物在作品中的自身成长为基础，所以只能从小说中找答案。事物的发展取决于内因和外因两个因素，而决定事物发展方向的是内因像“天灾盛行，军民涂炭，日夕不能聊生，人遭缧絏之危”。[2]之类的外因，只能推动事物发展，加快或减缓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分析宋江上梁山，先从内因作起：
1、出身：“财产和权利分配的不平等是等级制和世袭制的两大根源，因此，所谓出身，对竞争者来说，就是祖辈权利的大小和占有财产的多少。祖辈官越高权越大，占有的财产越多，其后代作为竞争者就越具有与他人竞争的优越条件，反之则会对后代造成一种极为不利的条件”。[3]宋江出身地主家庭，小时是少爷，大了进县上当差，应该是宋代封建体制的受益者，这就决定了他性格的三个特征：一是家里有钱，所以才能仗义疏财，获得“及时雨”的名头；二是自小条件优越的，所以才有可能结交一批酒肉朋友，而这些人中不乏江湖豪客。比如宋江见武松、李逵、戴京，都是先取纹银十两，以钱开道，没有傲富的家底，这是不可能的；三是从骨子里拥护这种给自己带来切身好处的制度，而这种制度的具像在特定的环境中，就是皇帝。不像李逵，是这种制度的受害者，所以动不动就要“杀上东京，夺了鸟位”，想彻底打碎这种制度。他的出身决定了他在走上梁山的过程中，始终不愿意与旧体制决裂，而是挣扎着要与旧制度结合，作为一个顺民，回归到旧体制中去。
2、教育：在封建教育的体制下，学生学到的只能是忠孝节义，不论是《四书》、《五经》这样的正规法定教材，还是稷官野史这些封建文人炮制出的这些东西，都充斥着这种说教，而身为小吏之官，根据不成文的法度，还得教化百姓，劝善一方，所以忠孝节义的思想深入读书人的骨髓，宋江自不待言。这也正形成了宋江人格的三种倾向：一是以孝闻名，江湖人送外号“孝义黑三郎”，而且宋江杀了人因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出逃再因闻知父亲死亡回家奔丧而被捕，后因听父亲之命自愿配流江州以至于反上梁上，孝与他相始终；二是宋江以“替天行道”的大义与“兄弟如手足”的小义得以啸聚山林，并以此为个人魅力的根本成为梁山的首领，继而把整个梁山的事业与他个人的命运捆绑在了一起；三是忠，宋江心胸宽大，仗义疏财广交豪杰，由此可见其志不在小，但却只能身为小吏，除了朝廷黑暗之外，自己的学问还做得不够扎实，但这并不影响他的暗潜在心底的“凌云”之志。自古道“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他想尽忠“博得个封妻荫子，光宗耀祖”，但朝廷却不给他这个机会，于是只有“杀人放火受招安”的这一险招。人生如博弈，更如经商，要投资，也要担风险，于是他反了，但反的前提是将来一定要与被反的人合作，只所以要反，是因为对方所付的筹码不能满足自身的要求。“世界上只有一种活动，可以有效地影响别人，就是发现他的需求并引起他的获得” [4]中国的传统教育要求每个人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却不给每个人平天下的机会，于是就有了宋江这样的社会怪胎。
3、职业：宋江既不是晁盖式的职业大哥，也不是李逵式的社会闲人，更不是有心无胆因人成事的教书先生无用（吴用），而是一个才能出众的公务员，这种职业特征决定了他的行为，处事的三个特征：一是受到了官场玩弄权术的熏陶和锻炼，所以当他与一伙草莽英雄为伍的时候，可以轻而易举的成为老大，并把那帮混混轻而易举的玩弄于股掌之中。二是最容易看到社会上的阴暗面，腐败对他的高尚情操的刺激和卑劣的引诱，足以诱使他走上反叛的道路，而在反叛的道路上仍眷顾与腐败带来的对个人而言的种种不劳而获的好处。三是在帮助主官协调词讼刑狱的时候，有机会与那帮杀人越货，游手好闲，土豪劣绅接触，而在包揽词讼的时候，有机会有恩于那帮人，形成了自己行走江湖，安身立命的人脉资源。
综上所述，出身决定奋斗的起点，教育决定奋斗的方向，职业培养奋斗的性格和采取的方式。“从人格美感上来说，侠士至绿林草莽更崇高一种勇武豪壮的阳刚之气……《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便是一群这样的男儿”。[5]就是这样一群人，却偏偏死心塌地，心服口服的推荐一个“出身小吏，身材黑矮，胸无安邦之策，手无缚鸡之力” [6]的宋江作为他们的头领，从宋江的挣扎着要回主流社会到他自动打拼着要成为山大王经历，我们不能不得出以下两点教训：
1、人脉资源大于固定资产。在梁山起义军的发展过程中，很多人要么得到过宋江的资助，要么听过他“及时雨”的英名，所以听说要随他起义，莫不群情激昂，死心塌地。如果不是宋江仗义疏财，他不外乎第二个黄文炳。只有把资产化为人脉，人脉将会带来更大的创造财富的机会。
2、相时而动胜过优势资源。宋江因私放晁盖而杀阎婆惜以至于流为囚犯，有过多次上梁山的机会，不论是刘唐、吴用，还是晁盖多次邀请他上山，都被他以各种理由拒绝。此时上山他是梁山的恩人，无论如何都比当囚犯强，但宋江并为上山，因为此时上山，以他的才能，声望，人脉，做个第二把手还要加紧尾巴，不然王伦是他的榜样。他并未被这种优势资源所迷惑，而是先推荐王英、花荣、郑天寿等一班人上山，再是纠集了戴宗、李逵、张舜、李俊、童氏兄弟以及王定方等江州帮一批人，在个人势力远远大于晁盖等梁山旧势力之时才上了梁山。林冲、吴用、杜迁、宋万、朱贵这些墙头草之流，晁盖是靠不住的。所以上梁山后宋江虽是二把手，但树“替天行道”大旗的文治与三打祝家庄、两打高堂州、三山聚义打青州的武功，这些梁山创业史上的重大决策皆出于宋江之手，并且在这些过程中招降纳叛，广树党羽，大搞个人崇拜，宣传忠义思想。当晁盖发现自己只能在“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时坐上席之外无事可干的危机的时候，坚决要求带兵踏平曾头市以证明自己的领袖能力。/但宋江并未配给他一个合理的战争班子，晁盖只带了林冲去了，果然一战结束，武艺绝伦的林冲带着保护大哥不力的阴影护送濒临咽气的晁盖回去了。此时的晁盖心里比谁都清楚，立下“谁捉住史文恭谁为山寨之王”的遗嘱，愤愤不平的死去了。史文恭文武双全，梁山谁都有可能抓住史文恭，就宋江没有可能，于是宋江又弄出个枪棒天下第一的卢俊义，让他捉住了史文恭，再以晁盖的遗嘱立他为山寨之主。卢俊义看到一群宋江的铁党对他注目无语，扑通一声跪在了宋江的面前，宁死不受，于是宋江受众人之请理所当然的稳坐了头把交椅。由此看出，优势资源带来的不一定是财富，而抓住机遇，瞅中机会才有可能成就事业。
由领袖到下属-----自愿失败
“《水浒传》惊险宏伟的场面是以一百零八名好汉充沛的精力来展现的。他们不受委屈，不容曲折，但凭一股澎湃的生命力纵横草莽，的确带给拳拳拘禁的匹夫匹妇以震撼心灵的魅力。如果社会法规又已完全失去公理正文，那么水浒好汉所鼓荡的素朴信念，乃更具痛快淋漓的风姿，宛如为乱世儿女树起精神上抗议的旗帜” [7]正是这样一群人，被宋江带着由流落江湖到啸聚山林，由打家劫舍到天下震动，由生龙活虎到星落云散，乃至于死无葬身之地，归根结底是由于宋江的招安路线。他当众一提出这条总路线，“只见武松叫道；‘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冷了弟兄们的心’。黑旋风睁圆怪眼，大叫道：‘招安，招安，招甚鸟安’，只一脚把桌子踢起，攧做粉碎” [8]但宋江此时不但与朝廷早已暗送秋波，连梁山上的投降派加上可以争取的骑墙派，也已占据了绝对优势，最终，后人把梁山事业由巅峰走上覆灭归罪于宋江一人。尤其是五六十年代以来，至七五年全民评《水浒》，站在农民起义的角度解读宋江时他已经坠入万劫不复的地狱，更不论历朝历代把此书列为“海盗”之书，把宋江列为“儒林官场”的败类。但梁山的覆灭命运又是不可避免的。岂能独归罪于宋江？原因有四：
1、艺术与真实有冲突，不得不降。《水浒》与《三国演义》有许多相同之处，但最大的不同是《三国演义》七分史实，三分虚构，《水浒》却是一分史实，九分虚构。关于宋江的史实经史学界考证，唯有《宋史·徽宗本纪》与“宋江寇东京，蒙上书言，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今清溪盗起，不若赦江，使讨方腊自赎”；[9] “宋江起河朔，转掠十郡，官军莫敢撄其锋。叔夜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 [10]几则记载，作者经过自己的生花妙笔已经陈出了洋洋百万言，再不投降，按书中形势发展下去，必要改朝换代，岂不谎话连篇，贻笑大方了吗？所以，宋江的投降是历史的必然，而非艺术形象的龌龊。实际上作者草蛇灰线，伏脉千里，只有隐笔在前，毋庸置疑。
2、个性的发展与事业前景与冲突，不得不降。宋江的个性从一开始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读书不成，又成为“包揽词讼”的小吏，失手杀死了阎婆惜，自投罗网成了配军，不具备开疆拓土、改朝换代的魄力睥睨群雄，横扫六合的霸气，这种谨小慎微，犹柔寡断的个性，与蒸蒸日上，战无不克，兵强马壮，人才济济的梁山集团的事业不相符，但梁山又不可能产生另一个能在位网上取代宋江的领袖，于是只有走上招安一途。
3、艺术人物与作者的局限有冲突，不得不降。宋江的形象毋庸置疑是发展，塑造的最成功的，比《三国》中刘备的平面形象要立体的多。“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用极近人之笔，写极骇人之事”。[11]但作为主导梁山形势的人物的宋江，又出身于读书人，与作者这种倍受封建礼教培训出做才子有同源之宜。所以忠君思想受其限制。中国这个重史传文化的国度，历来反奸臣不反皇帝，不忠谋逆乃十恶不赦之德的影响颇深，用鲁迅的话来说只祈求上天能有一个清明的君主，刘邦、项羽之流的“取而代之”的想法是现实所不容的，所以作者只有以宋江建立一个“大称分金银，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人人平等，以才能排座次的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为自己的最高寄托，最终还是让宋江完成了由“聚义厅”聚一群杀人放火的草莽英雄到“忠义堂”聚一群辅国安邦的忠臣孝子的转变，最后以招安草草了事。金圣叹惋惜三余，把《水浒》腰斩成了七十一回，是不无原因的。
4、大团圆与悲剧精神有冲突，不得不降。中华文化的圜道思想观，〈见刘长林著《中国圜道思想观》〉决定了中国人的大团圆梦想和文学创作中的大团圆结合。像《窦娥冤》这部堪与世界上任何伟大悲剧名著比肩的作品，也加上了一个平反昭雪的狗尾巴，所以当西方人自豪的从艾斯库罗斯谈起的时候，笑话中国人没有悲剧精神，既不会创造，也不会欣赏由悲剧所产生的悲壮乃至上升到崇高的美。实际上，中国的四大名著，有力的反驳了这一论调。《红楼梦》中的天作之合却变成了一个惨死一个出家的结局；《三国演义》中的刘、关、张的勇智绝伦的英雄都“壮志为筹身先死”；《西游记》中虽然成佛，但人格特征的丧失，孙悟空、猪八戒这些动人的形象都变成了唐僧般的面目，这些就很能说明问题。尤其是当时代与文学创作发展到了《水浒》的时候，各种条件业已具备，作者自然而然的完成了这一悲剧创作的伟大历史使命。把梁山这个曾经如日中天的英雄剧场变成了“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的凄凉场景，使中国艺术创作得到了自然的升华，而宋江的形象充当了这一主要角色。
通过宋江由挣扎到打拼的被逼成功，由领袖到下属的自愿失败，给我们展示了一幅活生生、热腾腾的人肉奋斗史。其中有社会大势所趋的成份，也有艺术人物自身的命运宿数，但作为艺术，无疑是成功的光辉典范。“只有当艺术作品具有这两种联系-----同艺术家的联系，以及至少在潜能上与欣赏者的联系-----才使艺术家的产品成为艺术作品。” [12]今天，我们读《水浒》，不但要理解古人，更要从内涵上更广泛的与作品产生联系，从中汲取营养，这样的人是成功的读书人，这样的作品是不朽的丰碑。

参考文献：
[1]《宋史·徽宗本纪》
[2]《水浒传》第一回
[3] 王志武：《小说三论》，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第，206页
[4] 李云峰：《吕布负义的心理需求》。《管理与财富》，2005年第11期
[5] 罗宗强陈洪：《中国古代文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第275页
[6]《水浒传》第七十回
[7] 吴璧雍：《中国文化新论·文学篇·从民俗趣味到人文意识的参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426页
[8]《水浒传》第十一回
[9]《宋史·侯蒙传》
[10]《宋史·张叔夜传》
[11]金圣叹批水浒语
[12] 李扑克内西：《论艺术》，《文艺理论丛译》第3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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