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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船意识看沈从文的湘西世界
 提到沈从文人们就会联想到他所构筑的湘西世界，为湘西世界那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感叹不已。但却常常忽略了作者在构筑湘西世界时所包含的复杂情感。在作品里沈从文总是不厌其烦地述说：“我所写的故事，多数是水边的故事，故事中我最满意的文章常用船上水上作为背景，我故事中人物的性格全为我在水边船上所见到的人的性格……” [1]，再联想到他文章中常见到的对“船” 的描述，我们可以理所当然的相信沈从文是依赖那漂泊在山水之间的“船”来完成对湘西世界的思考的。本文就将从船的角度挖掘沈从文在湘西世界背后蕴藏的丰富的情感。
 沈从文是一位苗族后裔，其故乡位于湘南西北部，大体属于沅水和澧水流域。在一九一0年以前，还没有湘西这个名称，中华民国成立后才设立湘西镇守使，沈从文的家乡凤凰县正是湘西镇守使与辰沅道的驻地。地理上的湘西多山，多湍急河流，悬崖峭壁随处可见，山险水急给交通带来了诸多不便。于是船便自然成了湘西人民生活中十分重要的交通工具。沈从文在湘西长大，形形色色的船只在他的记忆中留下了无法抹去的痕迹。
 沈从文曾在作品中反复强调说：“我感情流动而不凝固，一派清波给予我的影响实在不小。我幼小时美丽的生活大部分都与水不能分离。我的学校可以说是在水边的，我认识美，学会思索，水对我有极大的关系。”[2]我们不否认是水给作家创作的灵感，但是如果水上没有船的存在，人物也将失去展示生命的舞台，人们也将失去一个认识湘西世界的窗口。既然船是联系人与自然的中介，它便无形中被赋予了生命，成为了主角。所以，只要有水的地方总会看到船的影子，看到作者通过船向我们述说着湘西的过去与未来。
 一
 纵观沈从文的一生，他借助水上的船只漂泊于湘西与都市之间。这来往的船只一方面让他感受到了湘西与都市的差异，掀起了他内心情感的波澜；另一方面也成为他精神求索的代偿物，实现他精神的依托与慰藉。沈从文的感情是流动而不凝固的，“五四”运动的波澜让他那可颗早已不安分的心更加骚动不安。远去的船只于是承载着他对现代文明的渴望,开始了新的追求。当这条船只来到他理想的彼岸北京时，他终于深切地体验到了异于湘西农耕文明的现代都市文明之气。这种气息拓展了他的思维空间，改变了他的知识结构，使他最终成为具有现代意识的知识分子。但这些都无法改变沈从文作为“乡下人”的外来者心态。在沈从文的许多自述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他总是以“乡下人”自居。在都市所遭受的挫折与创伤，对都市道德堕落与腐化的认识以及对都市意识形态的排斥，使他始终无法完全融入到都市中去。在遭受了巨大的生存压抑后，他把情感借助于船只驶向了遥远的故乡，在那里寻找乡村的温柔。于是，在沈从文的作品中，船这一意象就自然而然地被赋予了一种羁旅的怅惘，返乡的渴望，一种对故乡的依恋与热爱，一种漂泊精神的依托与安慰。
 我们可以看到，在《柏子》、《船上岸上》、《辰河小船上的水手》、《箱子岩》、《老伴》等作品中弥漫着船的影子。在《船上岸上》中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心声：
 “一切光景过分的幽美，会使人反而从这光景中忧愁，我如此远也如此。我们不能不去听那类乎魔笛的歌，我们也不能不有点儿念到渐渐远去的乡下所有各样亲爱熟悉的东西。这样的歌，就是载着我们年轻人离开家乡向另一个世界找寻知识希望的送别歌！歌声渐渐不同，也象我们船下行一样，是告诉我离家乡越远。”
 在这里沈从文的情感已与船化为一体，借着那远来的歌声，远去的船只，熟悉的光景营造着一种淡淡的却难以散去的忧郁情绪，从而得到了精神的依托与安慰。如在《柏子》中，沈从文用那条摇摇晃晃的船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充满“生存强力”的年轻水手形象，柏子是湘西文化孕育的自然之子。他的生命元气来自那块作为母体的湘西世界，而那船只则是柏子展示生命的舞台。生存的需要使他的生命力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在一开头就写水手们爬上高高的桅杆，放肆地在顶尖唱歌尽情地笑骂，在豪爽而畅快的氛围中烘托出水手健康的体魄、充沛的精力。“看到这些手脚很容易记起‘飞毛腿’一类英雄名称”，“光溜溜的桅，只要一贴身，便飞快的上去了。为表示上下全是儿戏，这些年青水手一面整理绳索，一面还将在上面唱歌。”在这里我们可发现那船上装载的不仅仅是货物，更是一种鲜活的生命。柏子就是带着这种健康的体魄、充沛的精力，伴随船停船去，同吊脚楼的妇人相会相别，演绎一段粗俗中自有一片真挚，真挚中又有一种强健的爱恋。而船在妇人和柏子眼中充满了矛盾的情感，因为船他们得以相逢相爱；因为船他们不得不忍受别离的相思之苦。正是如此，他们的爱更狂放，更洒脱，生命被彼此激活着，显得充实、雄强。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城市中人性的委靡，爱情的虚伪。《绅士太太》中的两个绅士，一个“走路时肚子总先到，说话时声音呆滞”的胖子，一个干脆是个“躺在客厅一角藤椅上哼”的瘫子，生命力萎缩到了极点。《有学问的人》中，北平城内黄昏时分，暗黄的灯光下，一位绅士正同“一位标致而有身份的女人”（原为这位绅士妻子的）进行着一场守中有攻的调情战。“犹拉琵琶”虚伪做作。两相对比，展示在我们眼前的是文化圈内“文明人”矫饰、庸懦、委琐、苟且的生命形态，从侧面说明只有在船上所展示的强壮生命力，才是自己精心营造的“精神家园”。藉此,我们找到了沈从文何以生活于都市却失落了自己“栖居之地”，偏去驾起远去的船只做精神的漫游并寻找最后的归宿的答案。
 二
 如果说上述这些作品，沈从文还只是从生命之船所承载的“人性”的某些侧面表达着他对现代社会生存方式的批判，筹措着他设想中的“精神家园”的材料，那么在《边城》沈从文则开始借“船”这一意象全面用爱与美建构他的“精神家园”。
 在这里“船”成了爱与美的化身，一方面《边城》中的“渡船”作为一个意象与边城的青山绿水构成了一幅完美的风景图；另一方面，渡船在文中也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事物，“渡船”已经由一种交通工具衍化为老船夫那种淳朴、慷慨的民族传统美德，它与翠翠的纯洁、善良、美丽共同构成了一个充满和谐美的人文环境，是合乎自然人性的美好品质的象征。这些景物与人物，构成了一幅超凡脱俗的完整的山水画，其中的人物和景物互为背景互相依存，不可分割。祖父和翠翠只有在渡船和白塔的陪衬下才体现出他们那人生形式的优美、恬淡、合乎自然人性；渡船也在与祖父和翠翠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充分显现出自身的象征意义。
 在小小的渡船上，沈从文以诗意的笔触向人们展示了生活在湘西这块独立自足的世界上平凡人的值得称颂的人生方式。纯朴的老船夫与来往的客商那近乎天真的争吵向人们折射出一个平静而又单纯的世界“一切皆为一个习惯所支配”，却往往又不合乎情顺乎理。生活于其中的人们都在一种淳厚古朴的人情中，在人格上达到平等。人们遵循着约定的社会礼仪，运用“习惯规矩排调一切”，这里的人重义轻利，守信自约。生活在这里的少男少女们，他们的爱情也像那雨后的苍峰翠峦，清纯、素朴。翠翠与傩送，这对吮吸着山洞岚雾，丛林珠露，沐浴着乡野古风，碧水灵气的有情男女，他们一时难以遂愿只好遥遥等待的爱情，给人以忧伤，更给人以感奋。在这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融为一体，景为人在，人为景生，景物带着人的灵气，人物带上了自然的清纯，人与自然之间互相依存，缺一不可，共同构筑了一个牧歌式的湘西世界。
 作为自然和纷扰的尘世之间的中介，渡船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呈现出一种水乳交融的和谐状态，作为昨日世界中美好人性的象征，它存在的意义也是不言而喻的。然而，这种和谐的存在却由于一次看似偶然而实则是必然的变故，使得原有的一切都被打破了。风雨之夜，渡船失去了踪迹，祖父就此长眠不醒。而爱着翠翠的两个男子，大佬因船出了事，二佬也乘船而去可能一去不复返。只剩下翠翠孤苦伶仃地生活在世上，守着那只新渡船。这无疑是一个令人感伤的结局，渡船则始终是它忠实的守望者。“物事人非事事休”让沈从文感到:天时常常是那么把山和水都笼罩在一种似雨似雾，使人微感凄凉的情调里。“美丽总是愁人”，作者的手已经从这预感到了桃花源式的理想背后隐伏的悲痛，自己充其量也只能为其唱一曲忧伤的挽歌，伴随着那条远去的老渡船。
 其实对于这样的结局作者在“渡船”与“碾房”的对比和存在中显现出一些端倪：它们代表着爱情与金钱，精神与物质，理想与现实，义与利等一系列对比和冲突。面对要“新碾房”还是要“渡船”这一爱情的试金石。父亲的倾向自然不言而喻：接受团总家的提亲，既可得到一笔丰厚的嫁妆，又可攀上可靠的政治关系，何乐而不为呢？二佬却没有父辈的世故，无论是对于爱情的无私，自由地追求，和老船夫一样对渡船的执著，还是他的聪明多情和竹雀般善歌浪漫的灵性都集中体现着湘西古老人性和生命神性的继承和坚执。然而作品最后二佬因大佬的落水而亡内疚，“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作结，意味深长地道出了对于物欲时代生命神性退隐的超然醒悟，并寄予了作者对在人性失落的年代里执著生命意识的悲悯和守望。这确实是一曲唱自心灵的挽歌：它伤感美景不再，叹息现代文明和商业气息对朴素生活和完美人性的腐蚀，不满由精神趋向物质的变化趋势中带给一个民族最后一块最具原始民风的桃源乐土的冲击和困境。美丽自然环境和纯朴的社会环境中自然而然地孕育、结果的纯真爱情和古朴人生，从此被迫从生活的真实退隐为心灵的真实。美好纯洁的人性如远去的船只，从此成为湘西儿女索解不尽的“梦”，永远凝神费思的“乌托邦”。
 三
 《边城》理想中的古渡船的流失也意味着沈从文对现实已经有了充分的认识。沈从文，这位出生于湘西世界的老实的“乡下人”，当他从事创作之时，他所直面的毕竟不是纯净的湘西的故土，而是充满了喧嚣与骚动的大都市。在欲望化和功能化的都市文明的气势汹汹的巨浪的冲击下，理想中承载着湘西人那种纯朴，勤劳，善良的美德的船只不得不日渐散去，他无法排泄因此而茫然的焦灼。“一个人发现他所向往的美满世界中依然存在着不幸，而他对不幸又看不清楚，他会怎样哪？他也许会豁达一笑，继续弹奏着热情的颂歌。但也可能勃然大怒，睁圆了眼睛要把那不幸查个明白；更大可能是介于二者之间，因为不愿意放弃原先的向往，他反而对整个世界发生了怀疑，在我看来，沈从文的反应就近于‘第三类’。”[3]我们部分同意这一表达，即1934年作家的确处于两难境地。随着《边城》完成湘西之美已被张扬到了极至，现实中不幸惨状愈来愈强烈地凸现，来提醒作家从想象的王国回归现实的土壤。于是，作者在早年乘船离开湘西后，又在1933年底和1937年两次乘船回到湘西。我们来看沈从文自己的论述：“
 民国二十三年的冬天，我因事从北平回湘西，从沅水坐船上行，转到家乡凤凰县，去乡已经十八年了，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的堕落趋势。最明显的是，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性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的庸俗人生观，敬鬼神畏天命的迷信固然已经被常识所摧毁，然而做人时的义利取舍是非辨别也随同泯没了。……”
 面对着物是人非的境况固执的他依旧力图在船上寻找人性复归和振兴的希望。不过经历了初次故乡之行紧接着又有着抗战爆发的长途跋涉和流徙以及故乡府城所在地的生活，使他不得不对农村、都市再做一次全新视角上的观察。在这一过程中，沈从文对船有了更现实的认识。我们说：“任何重大的物质创作都是接着人的目的亦即人的需要进行的，直接服务于人的生存，它一经产生无论在质和量上都会使人的生活内容发生变化。这些变化自然会给人带来新的心理反应，当这种反应积累到一定的厚度时，它就渗透到人的精神秉赋中去。”[4]在湘西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人在与自然尤其是水的搏斗中获得了无穷的智慧与力量。并且把这种智慧与力量赋予了他们手中的工具——“船”上。于是，“船”在沈从文那里就已经超越了他自身的物质形态而具有符号的性质，它已经不单是一种感官对象也不单是写作的材料。他是一种主观的形式，一种生命的象征。
 在《长河》中，船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为个人命运的不同。橘子园的主人滕长顺是靠船发家的：“滕长顺原来同本地许多人一样，年青时两手空空的。在人家船上做短程水手，吃水上饭。到后来自己划小小单桅船，放船来往于沅水流域兜售商货生意，……三五年后就发了旺,增大了船只,扩展了事业。先是做水手,后来做舵把子,再后来做了大船主。”主人公就这样靠“船”一步步走向辉煌。而小说中的另一人物老水手则落了个相反的命运，“年青时也吃水上饭，娶妻生子后，有两只船作家当，因此自己弄一条，雇请他人代弄一条在沅水流域载货物，上下往来。”本来他也可以象滕长顺一样发迹的，偏偏妻儿因霍乱弃他而去，一条船卖了葬他妻儿，划另一条船在沅水流域飘荡，然而灾难并未离他而去：“妇人儿子死后不到三个月，剩下那只船满载桐油烟草驶下常德府，船到沅水中部青浪滩出了事，在大石上一磕成两段……”船没了，老水手不久也在沅水流域消失了，直到十五年后，他象常年失修的船一样回到家乡，人们才又记起这个人。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人与船命运的脆弱。在背后则隐藏着作者对现实的思考。从滕长顺到老水手，其中暗含着一个命运的连接，老水手的昨天有滕长顺的影子，同样，在老水手的今天也同样可能在滕长顺身上发生，这种命运的循环，其实也蕴含着一个沉重的主题：古今如一。让人发出：面对汹涌而来的都市物质横流的冲击，现在辉煌的滕长顺能够持续多久这样的感叹。
对于“古今如一”的 湘西生命存在方式，沈从文在《湘西》中，他曾从“这地方人将来的命运”出发，提醒湘西人“虽生活与自然相契，若不想改造却将与自然同一命运，被另一种强悍有训练的外来者征服制驽，终于衰亡”。对此，沈从文也作了这方面的理性思考。并对都市文明做了更为深入的发掘，一改过去对都市文明批判甚至是不屑一顾的态度，倾向于从都市文明中寻找对改变湘西保守的生命形态有益的明天概念，引入对未来瞩望的观念。具体在文章中体现在龙船精神的回归及现代之船的引进。沈从文说：“我们用什么方法，就可以使这些人心中感觉一种对‘明天’的惶恐，放弃过去对自然和平的态度，重新来一股劲儿，用划龙船的精神活下去？”[5]当然，作者对湘西未来是充满期望的，他希望那只古渡船能够吸收现代的工业文明，希望“还有一群精悍结实的青年来驾驶钢铁征服自然。”期望“各种切实有用的专门知识，都各自得到合理的尊重，各有充分发展的机会，从以驾驽钢铁征服自然为目标，促进实现一种更新时代的牧歌。”[6]

参考文献
1、沈从文：《无从驯服的斑马》（我的世界丛书），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
2、沈从文：《沈从文散文选》人民出版社，1982年
3、王晓明：《潜流与旋涡》， 中国社科出版社， 1981年
4、孟驰北：《马文化船文化对人的精神塑造》，文化研究出版社， 1993年
5、沈从文：《沈从文散文选 〈湘行散记 箱子岩〉》，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12.1
6、沈从文:《〈沈从文文集 非梦集〉》花城出版社，198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