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白鹿原》中的性描写及相关人物

试析《白鹿原》中的性描写及相关人物
 
 陈忠实的《白鹿原》在横空出世后获得了史诗作品的评价，作品毫无掩饰地表达了对封建传统伦理道德深遂的思考和无情的批判，用人之隐匿的性描写来突出男权至高无上，来挖掘人的性格双面性和人的心灵灵魂。深刻地把当时社会心态和人际关系的种种畸形现象呈现给读者。
 在《白鹿原》这部长篇小说中，作者在卷首引用了巴尔扎克的一句话：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我们不管巴尔扎克这话的本意是什么，也不管它有无意义，由这话再证之以作品，可以看出陈忠实独特的追求。秘史之“秘”当指无形而隐藏很深的东西，那当然莫过于内心，因而秘史首先含有心灵史、灵魂史、精神生活史的意思。作为民族禁忌的性生活及其在文化网络中的重要地位的展示，不仅是《白鹿原》艺术结构中民族秘史的一个主要方面，而且也是这部小说在表现心灵史、灵魂史、精神生活史的一个独道之处。性心理、性要求是人类永恒的本性之一，但他的现实性却与人类社会的进步、个性与人类文明的程度息息相关，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陈忠实怀着“中国在走向现代文明的同时，其中仍然有一个性文明的问题”的历史使命感，坚持“不回避、撒开写、不是诱饵”的三原则，在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历史性相结合，表现民族性文化，揭示家族文化和宗法制度的罪恶方面，同样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和突破。
 在《白鹿原》这部小说中，关于性的描写占有相当大的篇幅。大体在如下七处：第一章，白嘉轩与七个女人的故事；第九章，黑娃与田小娥的性爱；第十章，孝文和媳妇新婚之夜的做爱；第十五章，狗蛋为小娥编的赞美诗以及鹿子霖与田小娥的乱伦之淫；第十八章，田小娥用性诱陷孝文；第二十八章，唐兆鹏媳妇患上了淫疯病；还有第三十二章一处性征性描写，即朱先生生殖器的描写。
 作者写下这么多的关于性描写，有的读者看之色变，他们担心会造成不良影响。有的人疑问：是否可以回避这些，而以另一种方式表达主题？笔者认为此看法是肤浅的，因为不写一人民族的性意识和性生活，任何关于这个民族的叙述和描写，我认为都显得比较肤浅、支笔的。这正如不了解一个人的性行为，就不可能从根本上了解一个人一样。我们不了解传统文化中的性意识、性观念，我们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封建宗法制度对人性的束缚程度。正如作者在《<白鹿原>创作漫谈》中所说：“在查阅三县志的时候，面对无以数计长篇累牍的节妇烈女们的名字无言以对，常常影响到我的情绪”。这是一种什么情绪呢？是对宗法制度的谴责，是对宗法制度的牺牲品─节妇烈女的深深遗憾。作者也正是用了这项特殊武器向那种戕害人性的宗法制度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去分解它，以揭露宗法制度的腐朽。
 一、男权主义下的病态婚姻
 小说劈头第一句话便是“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娶过七房女人”。白嘉轩一出场，就以他的“六娶六之”以至不得不娶第七房女人的传奇经历先声夺人。有人发现这一段有声有色的描写与后面的情节关系不大，就认为无非是有趣的楔子和哗众的手段罢了。其实不然，第一，作者有意比较细致地描绘了白嘉轩先后与七个女人结婚的新婚之夜，人们看到的不是性的渲染与丑恶，而是强大的男权主义文化中，在性隐秘与性禁锢中熏陶成长的女子表现各异而本质相同的文化心态。第二，明眼人也自会从中看出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观念影响之深远，看到白嘉轩为了传宗接代，禀承父业而百折不回的顽强个性。在白嘉轩的世界里女人已被遗忘，她们或是他泄欲时的对象，或是他干事的帮手，是他传宗接代的工具，是糊窗子的纸，破了烂了，揭掉一层再糊一层。男女之间应有的情性相悦，到白嘉轩这里一概被淡化，被消解了。正是出于此传统婚姻观，他对六个死去的妻子只有在新婚之夜如何征服她们的感受，而且常常“引以为豪壮”。第三，这里既有生殖崇拜的影子，又在渲染这位人格神强大的雄性的能量，象征他的出现如何不同凡响。为白嘉轩后来所做的大事和族长的尊严地位作了一个很好的铺垫作用。正如白嘉轩做完他的第一件大事重修祠堂后人们所议论的：那个曾经创下白鹿原娶妻最高记录的白嘉轩原来并没长什么狗毒钩，而是一位贵人，一般福薄命浅的女人，怎能浮得住这样的深水呢？作者为了说明这一点，同样把象征手法运用到被人们已神圣化了的朱先生上。他逝世后，家人为他换寿衣，儿媳看到公公瘦得皮包骨头，大为惊讶，无意间突然瞥见公公腹下垂吊的阳具如此壮伟，非常惊异。作者写此的目的无疑也是告诉人们：阳具壮大者，非凡人也。白嘉轩与朱先生相互衬托，都暗喻着他们不是普普通通的人。
 二、民族婚俗中畸形的伦理道德
 孝文和媳妇新婚之夜做爱的性描写，以及兔娃和孝文媳妇的性描写，初看上去不甚重要，但联系全书来看，又是起着重要的作用。孝文开始性无知，经由媳妇的点拨引导才受到了性的启蒙。初尝的美好使他变得极度贪婪，奶奶怕他色重伤身，父亲担心他重色忘德，便规劝管束他的性生活。以及第三十一章，“白嘉轩绝对不能容忍三儿子孝义这股儿到此为止而绝门。”由他指点的家开“棒槌会”，让兔娃为孝义掩人耳目式地完成了传宗接代。这些无不说明作为正统社会的一个正统男人，白嘉轩只把婚姻看成是传宗接代和建家立业的一个重要环节，而那些可能纷纷扰扰，卿卿我我的情情爱爱之类的东西宁可少要或不要。这样不讲对等意义的情欢，把婚姻简单地等同于生孩子过日子，正是长期以来民族婚俗中少有更变的传统观念。它是正宗的，但已是畸形变态的了。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白家对孝文性生活的介入，对其进行道德教育，这也为今后孝文与田娥交欢时，由性无能到性无度的描写，也起了一个重要铺垫作用。
 鹿子霖的儿媳妇，新婚一夜后，就不再过正常生活，丈夫兆鹏厌弃她且渺无踪影，她渐渐产生了性妄想。梦见自己与兆海、黑娃，甚至阿公鹿子霖都发生过颤抖。“种种怪梦整得她心虚气弱，不敢扬起脸看任何男人的眼睛，而那些乱七八糟的梦境却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当她看见小娥一双溜的小脚轻快地点着地，细腰扭着手臂甩着圆嘟嘟的尻蛋子摆着的时候，她原先看见觉得恶心。当然，这是封建传统文化道德促成她的本能反映，但作为一个被封建礼教的性迫害者，她又“不得不忌妒起那个婊子来”。我们可以看出，此时的她生活在既想反抗又不敢反抗的痛苦矛盾之中。她想反抗，她也羡慕婊子。但封建礼教的节妇烈女思想牢牢地禁锢着她，她不能放过她自己，冷鹿两家为了一张面子问题，也决不会放过她。她没有办法，只得把希望寄托于梦，但是梦并不能帮她解决痛苦。再加上后来公公的挑逗，加剧了她的谵妄，肉体成为罪恶的牢狱，这个善良本份的农村妇女陷入了不能自拔的绝路，患上淫疯病，并被自己的亲生父亲用慢性毒药杀死。从鹿冷氏的“淫疯病”并死于亲生父亲的虎狼药之中，我们看到的不是鹿冷氏的性饥渴和帮女儿摆脱痛苦，早点安度灵魂的慈祥之父。而让我们看到的是包办婚姻的罪恶和传统贞操观念对于人性和人命的摧残。礼教杀人，杀得惨酷，她的牺牲几乎找不到凶手。
 三、封建礼教对女性自主精神的压抑
 在这诸多的性描写中，其中与田小娥有关的几处性描写最为重要，最为出色。作者以她为核心，结成了一张性关系网。文中正是有了这张性关系网，才促成故事的连接，推动着情节的发展，揭露了一批道貌岸然的所谓“仁人志士”的虚伪面目。鹿子霖的虚伪、阴险与下流，由这张网充分显示；白孝文脆弱的仁义礼智，于这张网前崩摧；黑娃通过这张网，个自觉地走上了一条独特的人生道路；至于狗蛋那首下作的“性赞美诗”和武进士那味奇特的“滋补品”，更是在这张网中最后完成了作为中国农业社会缩影的白鹿原独特的性风格的勾勒。《白鹿原》也正因为塑造了田小娥这朵凄艳的“恶之花”而更具光彩。
 田小娥是《白鹿原》中最成功的形象之一。她多情善良而又“放荡淫恶”的一生，令人同情而又惋惜。她是郭举的妾，被任意使唤和泡“滋补品”的性奴隶。长工黑娃的出现激活了她潜存的生活意识。她对情窦未开的黑娃先是悄悄试探，继而是暗送秋波，频频发出情爱的信息，终于两情相撞，放射出性的火花。在田小娥与黑娃的偷情中，人们看到的不是奸夫淫妇的勾结，而看到的是一对青年男女对于个人自由幸福的追求和实现后的欢悦，是那个“闷暗环境中绽放的人性花朵”，合乎人性和人道，可以作为赞美诗去读。田小娥这种合乎人性的生命需要是反抗封建压抑一并产生的，她以性作为反抗那个不把她当人看的社会的武器。作为男权当道的的社会，她也找不出更有效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理想人生。
 乡约鹿子霖乘人之危对田小娥实行性占有，表现了他所谓伦理纲常的虚伪。继而鹿子霖唆使田小娥用性诱陷孝文，这是白鹿两家明争暗斗的一次重要行为。在田小娥方面，用性拉孝文下水，是为了报复白嘉轩对她的惩罚，洗刷耻辱。在鹿子霖方面，唆使田小娥用女色把孝文的“裤子抹下来”，表面上看来与田小娥的意图一致，报复出气，而他的另一层不可告人的意图则是：让孝文犯淫通奸，给白嘉轩好看，以此去击垮白嘉轩，使鹿家在白鹿两家族争头中占上风。这样，田小娥就被鹿子霖唆使而堕入了一个巨大的阴谋中。在以白嘉轩和鹿子霖为代表的两个家庭的冲突中，她不明不白地充当了他们明争暗斗的工具。果然，白孝文没有抵挡住女色的攻击。诱陷孝文，本出于报复的恶念，但她达到目的之后却享受不了报复的快乐，反而顿生内疚感和爱怜之情，责怪自己不该陷害孝文。她为了报复鹿子霖，尿了他一脸。这个奇举，是她对鹿子霖卑鄙人格的一种最奇特最严谑、最蔑视的嘲弄，这一笔堪称为绝唱。
 孝文的性格，在与田小娥的性爱中得到更为深刻的表现。孝文是白家的长子，白姓家族的继承人。他像他的父亲一样，严守封建道德仁义谦恭，正人君子。他最初被田小娥诱淫，虽然他一开始怒斥田小娥，但很快就被性软化。但传统道德的意识禁锢着他，所以在孝文和小娥最初的性活动中，“那个东西”戏剧性地忽而中用忽而不中用，其描写不是引起人们的发笑和挑逗人们的性欲，其实是写他灵与肉的分离，礼教的压抑对人的残酷捉弄。当他被父亲在祠堂里“洗礼”之后，他才在小娥面前显示了自己的强大的雄健。白孝文的话也无不说明礼教压抑人性的可悲性：“过去要脸就是那个怪样子，而今天不要脸就是这个样子，不要脸就像个男人的样子。”
在这张性关系网中，因为田小娥先后与作品中三、四个男人发生过性关系，今天的论者就称她为“荡妇”，还有人称她为当今的潘金莲。是否如论者所述，下面我们不妨看看，小娥由追求真情真性的爱恋而走向人尽可夫的堕落，当然有她自己的破罐子乱摔的观原因，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白鹿原的男人所逼就的。她爱黑娃不能，洁身自好也不能。为人正直又守成的白嘉轩压抑她，为人伪善又歹毒的鹿子霖威诱她，她在场面上要忍负正人君子的唾骂，在背地里又要随偷香窃玉人的蹂躏，还要兼及拉人下水，诱人起性，试问面对这一切，她作为一个孤立无援的弱女子又能怎么办呢？她别无选择，只能按照白鹿原的道德与需要，在随波逐流中走向自戕人的悲惨结局。这难道仅仅是小娥的过错。有趣味的是，小娥死后竟闹起鬼来。于是白鹿原的人们又在白嘉轩的主持下建造了砖塔专以对付小娥的鬼魂，从而使小娥以物质的形式重新又站立在白鹿原上，那说是镇妖塔，又何尝不是纪念塔。人们看到砖塔不能不想起小娥，而小娥则以她不屈的身影，诉说着自己的坎坷与不幸，指控着白鹿原性文化的虚伪与戕人，从而把隐匿在她的遭际中的个人的和民族的畸态性史昭示给人们，引动人们去思索，反刍其中所包含着诸多意味。因此，我们可以从中看出陈忠实从始至终都是把她当做一个被侮辱被损害者，同鹿冷氏一样的封建家族文化的牺牲品来塑造的，赋予她以巨大的历史、社会、文化、人性容量。她不是荡妇，也不是潘金莲。纵然田小娥以性触犯了封建宗法制度，固然遭到封建势力的打击，而那位想小娥想得近乎疯狂的光棍汉狗蛋儿，并没有什么大的过错，至少是还没有到死罪的地步，却在白嘉轩和鹿子霖的共谋下，被置于死地。这足以说明封建宗法制度压抑人性的可悲性。狗蛋给田小娥编的那首求爱歌，同时也是在那个时代为自己唱下的悲歌、葬歌。
 如果说白嘉轩的性行为、性观念是以对封建主义的认真皈依的形式的话，那么自由小娥为代表的一系列人（鹿子霖、白孝文、黑娃、狗蛋）的这种性行为、性观念则是已从这种形式中游离出来，并与之背道而驰的另一类不同的形式。这两种形式都是畸形的，变态的。在这里，作者正是通过这两类形式的畸态性史，更进一步地从人性、人本身的角度，把作品的意蕴大大深化了。
 在《白鹿原》这部小说中，有许多关于性的描写。是否健康，关键在于用什么样的眼光去看。如果用静态道德的眼光一个一个地去审视，难免有犯色伤雅之微词。但是任何事物，只有把它放到它存在的系统中，方能显示出真实的意义和价值。因此，我们不应只作道德标准的简单判断，而应该把道德的评价标准融入艺术的审美评价之中去，这时你会发觉到陈忠实笔下的这种种性形态，性生活没有丝毫的淫秽之感，相反还给人以深刻的思想启迪，启迪人们改变传统民族性意识，性观念。同时，这对于强化和丰富《白鹿原》历史文化当人，探索隐秘的民族灵魂的主题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陈忠实: 《白鹿原》, 人民民文学出版社 ,1997年2月,第二版
2、陈忠实:《白鹿原创作漫谈》,《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6月,第六期
 3、孙绍振：《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探险》，《读白鹿原札记》，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年6月,第六期
 4、畅广元 、屈雅军、李凌泽：《负重的民族秘史--《白鹿原》对话》，《当代作家评论》 ，1993年6月,第六期
5、王仲生：《〈白鹿原〉民族秘史的叩询和构筑》，《小说评论》，1993年4月,第四期
6、丁振海：《也谈当前创作中的性描写》，《文艺报》，1987年1月,第四期
7、季红真：《小说创作中的性描写刍议》，《文艺报》，1987年3月,第十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