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韬伟略，终成大业—浅论《三国演义》中的司马懿形象

宏韬伟略，终成大业—浅论《三国演义》中的司马懿形象
 
长期以来，在《三国演义》的研究中，都是以“三绝”；即“奸绝”曹操，“义绝”关羽，“忠绝”（或“智绝”）诸葛亮为主，而忽视了对其他一些重要角色的探讨；其实，在《三国演义》中，还有不少的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须眉毕现。如活跃在《三国演义》后期的司马懿就是一个塑造得比较成功的英雄形象。在罗贯中笔下，司马懿不仅是一个胸有谋略，善晓兵机的军事家，同时又是一个素有大志、无论是曹操还是诸葛亮都不敢轻视的政治家。他是从魏过渡到晋的一个关键人物。可以说，司马懿在军事、政治上所建立的赫赫战功为三国的最后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历史的转折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他在三国舞台上经历了三个时期，虽也曾经升沉起落，但最终他还是控制了曹魏政权。成为三国后期与诸葛亮相抗衡的魏军主帅。
一、按历史的线索和历史人物的基本面貌去刻画司马懿形象，通过司马懿活动的三个时期，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封建阶级中较为成熟的政治家、军事家的形象。
 1、曹操当权时期
 司马懿活动的第一个时期是，当时的他还是锋芒未露，虽然担任军中主簿的重要职位，但很少独当一面的去执行一些重要任务。小说中，这一时期，司马懿很少出场，可以说是一个并不太引人注目的角色。但是，他与生俱有的智慧和将才的天赋是遮掩不住的。因此，作者把他的几次出场，都安排在一定的关键时刻，而且每一次出场都为曹操提供了正确的决策意见，为曹操解决了一些重大的问题和战略方针，逐步获得了曹操的信任。，如曹操出师汉中时，一举平定了盘踞汉中的张鲁，获取了汉中战略要地和东川。当时，形势对曹操非常有利，担任军中主簿的司马懿就建议乘胜挥师南下，一举消灭刘备的势力。他分析说：“刘备以诈力取刘璋，蜀人尚未归心。今主公已得汉中，益州震动。可速进兵攻之，势必瓦解。智者贵于乘时，时不可失也。”可惜当时曹操却没有采用司马懿的建议，说：“人苦不知足，既得陇，复望蜀耶？”① 以至后来刘备的势力在蜀中得到了巩固和发展，便乘机从曹操手中夺去了汉中和东川，为后来的三国鼎立打下了基础。试想，如果当时曹操采纳了司马懿这一意见，也许根本就不会出现后来的三国鼎立的局面。曹魏也许早几十年就统一了全国。在这里作者大胆的把司马懿与曹操进行了一次对比描写，以烘托出司马懿的将才。
 当关羽失陷荆州，败走麦城，后被孙权捉住杀死。孙权遣使将关羽的首级献于曹操。司马懿即看出“此乃东吴嫁祸之计也”。曹操问其“以何策解之”。司马懿说：“此事极易，大王可将关公首级，刻一木香之躯以配之，葬以大臣之礼；刘备知之，必深恨孙权，尽力南征。我却观其胜负！蜀胜则击吴，吴胜则击蜀。二处若得一处，那一处亦不久也。”② 曹操在喜，从其计。后果如司马懿所料，刘备闻知关羽被孙权所杀，盛努之下，不听诸葛亮及从大臣的极力劝阻，提兵南征；问罪于吴为关羽报仇。以至兵败被陆逊火烧连营七百里，从此，蜀国势力大减，并逐步衰落，终被曹魏所灭。在这里，司马懿实际上已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从此，曹操已把他当作可以信任的心腹大臣看待了。所以后来曹操在临终时就召曹洪、陈群、贾诩、司马懿等四人同至榻前，嘱以后事，令他们共同辅助曹丕。司马懿到这个时候才露出其大将的庐山真面目，让世人对他刮目相看。
 那么、司马懿既然在曹操进代就已显示出他的将才，为什么作品又没有突出地表现他呢？当然是有原因的：首先，由于《三国演义》的主题是拥刘反曹，那么所选的一切题材都必须围绕这个主题，如果过多的表现司马懿，必然会冲淡反曹的倾向；其次，从历史的真实性出发，司马懿的英雄行为主要表现在三国后期，如果前期过多的描写，过分夸大事实，则既不符合历史的真产性，也是写历史小说所应忌讳的；再者，前期司马懿未能得曹操的重用，是同曹操的性格和用人指导思想分不开的，充分表现了曹操既重才又忌才的双重性格。正如后来华歆曾对曹睿所说：“先时太祖武皇帝（曹操）尝谓臣曰：司马懿鹰视狼顾，不可付以兵权；久必为国家大祸。”③
 综上所述，尽管前期司马懿没有作为作品的重要人物出现，甚至出场的场次也极少，但作者处心积虑的在某些关键时刻为崭露头角的司马懿赋予画龙点睛的几笔，对他所具有的军事政治才能作了充分的肯定和赞许，这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为扣期司马懿建立英雄的业绩，作了含蓄的预示和合理的铺垫。
 2、曹丕和曹睿当政时期
 第二个时期是曹操死后，在，这是司马懿飞黄腾达，大建功业的黄金时期。这时的司马懿，成了两代帝国的砥柱大臣，而且也为司马氏在历史上的地位奠定了基础。为什么曹丕会重用司马懿，其主要原因有：一、他是曹操临终前的托孤重臣，并且在曹操死后，唯有司马懿自始至终的恪守曹操的军事和政治践线，把与刘蜀的矛盾排在第一位，把斗争的焦点集中于西蜀；二、他能够很好的把握时机和分寸，对魏主曹丕表现自己的忠心和才能，因此能够深得曹丕的信任和重用，曹丕在临终时，又把后事托付于曹真、陈群和司马懿。至此，司马懿终于以显耀的地位进入了曹魏政权的最高决策者的行列，由此可见，曹丕对司马懿的信任到了何等程度。
 在曹丕之子曹睿当政之初，由于受到马谡的离商计，司马懿曾一度遭贬，闲住宛城。但在魏国安全受到威胁时，曹睿却不得不起用司马懿。司马懿一重现政治舞台，就力挽狂澜，使魏转危为安，化险为夷，再次用事实证明了他对曹魏的重要性，因而马上受到曹睿的高度重视和信赖，升为大都督。后来，在对抗诸葛亮的进攻方面，整个曹魏集团的文臣武将，包括大将军曹真也算不上对手，最后竟被活活气死于军营之中。只有司马懿才能掌握好诸葛亮的用兵规律，才能也诸葛亮匹敌，使其每次出祁山讨伐曹魏都受挫，每次都徒劳无功，不得不退回汉中。甚至连妒忌司马懿的郭淮也承认“久后能御蜀兵者，必仲达也”。④ 由此可见，当时司马懿的权势和威望已超过了其他臣僚，成为左右局势的决策人物。
 3、第三个时期
 司马懿继续作为受托孤的重臣共同辅政。曹真之子曹爽乃无能之辈，却听信谗言，结党专权，控制了军政大权，排挤司马懿。在这种严峻时刻，司马懿再一次显示了他非凡的智慧和才能。他一面以年老多病为由，不多参与政事，并诈病装聋卖傻，麻痹了曹爽；一面却暗中联络心腹，等待时机，策划宫廷政变。终于乘曹爽兄弟和亲信随曹芳出城谒见高平陵明帝之墓和畋猎之机，伙同心腹和元老重臣当机立断发动机变，关闭洛阳城门，占领了曹爽兵营和武器库，并据守洛阳浮桥，阻止曹爽回城。他一面上书曹芳指挥曹爽及其党羽的罪行，一面用计诱使曹爽投降，并放下兵权，交出印绶。然后再热打铁把曹爽及其党羽一网打尽，毫不留情。这次政变干净利落，充分显示了司马懿高明的斗争艺术。由于这次斗争的胜利，司马懿重掌了军政大权，这为司马氏后代夺取曹魏江山铺平了道路。
二、在艺术概括中，紧紧扣住司马懿“深明韬略，善晓兵权，素有大志”的性格特征精心塑造。
 1、深明韬略，善晓兵权
 如果说，《三国演义》对诸葛亮的善于用兵，有智有谋，料敌如神，给予了高度评价；那么，通过诸葛亮这种敌对势力的映衬，也对司马懿作了相当高的评价。早在曹睿即位之初，诸葛亮听说曹睿封司马懿作骠骑大将军，又提兵督雍、凉等处时，就大惊曰：“曹丕已死，孺子曹爽即位，余皆不足虎；司马懿深有谋略，今督雍、凉兵马，倘训练成时，必为蜀中患。”⑤ 在三国中素有“智绝”之称、连周瑜都未放在眼里，而且又是敌对面的诸葛亮对司马懿的评价竟如此之高，可见司马懿确实不同凡响。后来曹睿中了马谡的离间计把马懿削职回乡时，诸葛亮闻之大喜：“吾欲伐魏久矣，奈有司马懿总雍、凉之兵。今即中计遭贬，吾有何忧！”⑥ 遂上表伐魏。诸葛亮始出祁出，势不可挡，魏方主将曹真连败数场，夏候驸马连失三郡，损将失地。这时原降魏蜀将孟达又书约孔明，尽起金城、新城、上庸三处兵马准备反正，由东征取洛阳，形势对蜀方非常有利，诸葛高也暗自欣喜。认为北定中原指日可待。可就在这关节眼上，曹睿又起用司马懿，要他起兵会集长安与蜀交战。诸葛亮闻讯大惊失色，曰；“吾岂畏曹睿耶？所患者为司马懿一人而已。今孟达欲举大一，若遇司马懿，事必败矣。达非同司马懿对手，必为所擒。孟达若死，中原不易得也。”⑦ 后来果如诸葛亮所料，司马懿闻知孟达欲反，当机立断，不去长安而先率兵倍程赶赴新城，在申耽、申仪和李铺、邓贤的辅助下一举消灭了叛魏的孟达。导致后来诸葛亮街亭失守，无力回天，只好退回汉中。作者通过对对立面诸葛亮的一惊一喜又一惊的描写，有力的反衬了司马懿的将才和谋略，对强调司马懿的善晓兵机，深明韬略，用笔是深刻有力的。
 至于曹营内部对司马懿的评价则高。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王朗的话：“司马懿深明韬略，善晓兵机，素有大志；若不早除，久必为患。”⑧ 他感到司马懿才干能力和大志，已经包括取而代之的危险了。当然，早在此之前，曹操就有了先见之明，因此迟迟不用司马懿。作者就是这样通过另人的眼光，深刻的展示了司马懿的性格风貌。
 《三国演义》围绕拥刘反曹的主题，在曹操死后，就把司马懿作为延续曹操路线的代表人物，突出地表现了诸葛亮与司马懿的矛盾冲突，作者赋予了同司马懿多方面的才能。首先，他宏韬伟略善于用兵，知已知彼。他对魏、蜀、吴三国之间对立而微妙的复杂关系，善于分析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随时掌握形势变化，因而能从实际出发，确定斗争的战略重点。如诸葛亮三出祁山时，当时郝昭病故，陈仓失守，长安告急，而南方的东吴孙权业已称帝，命陆逊在武昌训练兵马，旦夕可以入寇曹魏，形势十分危急。曹睿惊慌失措，找司马懿商量对策，司马懿胸有成竹，曰：“以臣愚意所料，东吴必不举兵。孙明尝思  亭子仇，非不欲吞吴也，只恐中原乘虚击彼，故暂与东吴结盟。陆逊亦知其意，故假作兴兵之势以应之，实则作观成败耳。陛下不必防吴，只须防蜀。”⑨ 这一分析透彻精辟，深有战略家的见地。后来形势的发展，果如司马懿所料，曹魏全力御蜀，诸葛亮再次无功而近。又如，司马懿在对抗诸葛亮时坚持以守为攻，以不变应万变，因此诸葛亮之计，常常被他识破。诸葛亮兵败街亭后，退回汉中，曹睿找司马懿商议收川之策，司马懿说：“蜀未可攻敢。今天道亢炎，蜀兵必不出；若我军深入其地，彼守其险要，急切难下。”曹睿即问：“倘蜀兵再来入寇，如之奈何？”司马懿说：“臣已算定今番诸葛亮必效韩信暗渡陈仓之计，臣举一人往陈仓道口，筑城守御，万无一失……”⑩　睿从之。后来，蜀兵果从陈仓入侵，曹魏却因事先已有准备，派大将郝昭坚守陈仓，诸葛亮久攻不下，只好退兵。此外，司马懿对用兵的地理形势，山川水利非常了解。如在街亭战役之前，张 问：“今交军当于何处进兵？”懿曰：“吾素知秦岭之西，有一条路，地名街亭；傍有一城，名叫柳城；此二处皆是汉中咽喉。诸葛亮欺子丹无备，定从此进……亮如知吾断其街亭要路，绝其粮道，则陇西一境，不能安宁，必然连夜奔回汉中去也。”　由此可见，司马懿对地理形势，军事价值，调查研究得多么透彻。
 2、素有大志
 其次，司马懿这个人很有雄心，野心。这种性格特征决定了他凡事都能忍，大都督曹真屡败于诸葛亮，又嫉妒司马懿的才能。可是司马懿把此事处理得非常圆滑，在曹真受挫时他反而为其提供取胜之策。他建议魏主曹睿告诫曹真，凡追赶蜀兵，必须观其虚实，不可深入其地，以中诸葛亮之计。他深知诸葛亮运粮艰难，“只要坚守诸路关隘，不要出战。不须一月，蜀兵自走。那时乘虚而击之，诸葛亮可擒也。”曹睿很高兴，曰：“卿既有先见之明，何不自引一军以袭之。”司马懿却以防吴为由，将此功让给了真，并叮嘱使者韩暨：“吾以此功让与子丹；公见子丹，休言是吾所陈之意……”这种政治家的“大度”诚是可贵，让人无懈可击。司马懿的“忍”德不仅表现在与曹营内部诸大将大臣相处之间，也表现在对斗争之中。他即使战败了不气馁，只是“吃一堑，长一智”。比较突出的一例是诸葛亮屯兵五丈原，屡令人溺战，司马懿由于上方谷受挫，坚守不出。诸葛亮逐用激将之计，派使者将巾帼并妇人缟素之服连同书信送于司马懿，以此激其出战，这对魏国将领和司马懿无疑是极大的耻辱。当时，魏将皆忿而请战，司马懿心里也非常恼怒。但他看出了这是诸葛亮之计，一忍再忍，并佯笑曰：“孔明视我为妇人耶！”于是重待来使，并顾谓诸将曰：“孔明食少事烦，其能久乎？”仍坚守不出，为应付众将他又上请君命，得对旨坚守，以解蜀国军心。结果诸葛亮终于无法取胜司马懿，达成其收复中原的夙愿，最后病殁于军营中。
 另外，司马懿这个人可谓老奸巨滑，老谋深算。齐王曹芳继位后，司马懿与宗室大臣曹共辅政，曹爽对司马懿深为疑忌，意欲削夺其实权。逐引用心腹执掌机要，并上表推举司马懿为徒有虚名的太傅。司马懿称病不朝，暗中则部署力量，待机而动。魏正始十年（249年），乘曹爽陪曹芳离开洛阳祭扫明帝高平陵（洛阳南九十里）之机，司马懿在城内发动政变，把曹爽及其党羽全部诛杀。通过高平陵事件，司马懿独掌了曹魏朝廷大权。司马懿死后，他的儿子司马师、司马昭相继执政。司马师废掉曹芳另立曹髦为帝，后司马昭又废曹髦另立曹奂为傀儡皇帝，司马家族就是在司马懿的掌权基础上，一步一步地夺取了曹魏政权的。
 总之，在罗贯中笔下，司马懿不仅是一个胸有谋略，善晓兵机的军事家，同时又是一个素有大志、无论是曹操还是诸葛亮都不敢轻视的政治家。可以说，司马懿在军事、政治上所建立的赫赫战功为三国的最后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以历史的转折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成为《三国演义》作品中唯一能真正与有“智绝”之称的诸葛亮相抗衡的魏军主帅，是作品中塑造得较为成功的一人物。
                                         

注释：
①、罗贯中：《三国演义》，岳麓书社出版社，1986年6月，第一版， 357页
②、罗贯中：《三国演义》，岳麓书社出版社，1986年6月，第一版， 409页
③、罗贯中：《三国演义》，岳麓书社出版社，1986年6月，第一版， 483页
④、罗贯中：《三国演义》，岳麓书社出版社，1986年6月，第一版， 519页
⑤、罗贯中：《三国演义》，岳麓书社出版社，1986年6月，第一版， 482页
⑥、罗贯中：《三国演义》，岳麓书社出版社，1986年6月，第一版， 483页
⑦、罗贯中：《三国演义》，岳麓书社出版社，1986年6月，第一版， 500页
⑧、罗贯中：《三国演义》，岳麓书社出版社，1986年6月，第一版， 483页
⑨、罗贯中：《三国演义》，岳麓书社出版社，1986年6月，第一版， 524页
⑩、罗贯中：《三国演义》，岳麓书社出版社，1986年6月，第一版， 511页

参考文献
1、罗贯中：《三国演义》，岳麓书社出版社，1986年6月，第一版
2、郑铁生：《三国演义艺术欣赏》，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2年7月，第一版
3、董每勘：《三国演义试论》（增改本），岳麓书社出版社，1994年8月，第一版
4、霍雨佳：《“三国”美的欣赏》，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1月，第一版
5、朱一云：《三国演义资料汇编》，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年3月，第一版
6、李希凡：《论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形象》，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3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