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离骚》中的抒情主人公形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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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离骚》中的抒情主人公形象　》

[摘要] ：

汉北其地西北距楚故都鄢郢(今宜城)不远。《离骚》当是屈原到鄢郢拜谒了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后所写。诗开头追述楚之远祖及屈氏太祖，末尾言“临睨旧乡”而不忍离去，中间又写到灵氛占卜、巫咸降神等情节，都和这个特定的创作环境有关。因此，《离骚》一诗闻名世界，流芳百世。

[关键词] ：两个世界.礼辞.外部形象.思想性格……

　《离骚》一诗，家喻户晓。
《离骚》是一首充满激情的政治抒情诗，是一首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杰作。诗中的一些片断.情节反映着当时的历史事实(如“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伤灵修之数化”即指怀王在政治外交上和对屈原态度上的几次反覆)。但表现上完全采用了浪漫主义的方法：不仅运用了神话、传说材料，也大量运用了比兴手法，以花草、禽鸟寄托情意，“以情为里，以物为表，抑郁沉怨”。而诗人采用的比喻象征中对喻体的调遣，又基于传统文化的底蕴，因而总给人以言有尽而意无穷之感。这就是《离骚》的与众不同之处。　　由于诗人无比的忧愤和难以压抑的激情，全诗如大河之奔流，浩浩汤汤，不见端绪。但是，细心玩味，无论诗情意境的设想，还是外部结构，都体现了诗人不凡的艺术匠心。　　我认为，从构思上说，诗中写了两个世界：现实世界和由天界、神灵、往古人物以及人格化了的日、月、风、雷、鸾风、鸟雀所组成的超现实世界。
超现实的虚幻世界是对现实世界表现上的一个补充。在人间见不到君王，到了天界也同样见不到天帝；在人间是“众皆竞进以贪婪”，找不到同志，到天上求女也同样一事无成。这同《聊斋志异》中《席方平》篇写阴间的作用有些相似。只是《席方平》中主人公是经过由人到鬼的变化才到另一个世界，而《离骚》中则是自由来往于天地之间。这种构思更适宜于表现抒情诗瞬息变化的激情。诗人设想的天界是在高空和传说中的神山昆仑之上，这是与从原始社会开始形成的一般意识和原型神话相一致的，所以显得十分自然。
因此，比起后世文学作品中通过死、梦、成仙到另一个世界的处理办法更具有神话的色彩，而没有宗教迷信的味道。诗人所展现的背景是广阔的，雄伟的，瑰丽的。其意境之美、之壮、之悲，是前无古人的。特别地，诗人用了龙马的形象，作为由人间到天界，由天界到人间的创作。我国古代传说中的动物龙的原型之一即是神化的骏马。在人间为马，一升空即为龙。本来只是地面与高空之分，而由于神骏变化所起的暗示作用，则高空便成了天界。诗人借助自己由人间到天上，由天上到人间的情节变化，形成了这首长诗内部结构上的大开大阖。诗中所写片断的情节只是作为情感的载体，用以外化思想的斗争与情绪变化。然而这些情节却十分有效地避免了长篇抒情诗易流于空泛的弊病。因此，此诗才有如此非凡之处。得到了世人的赞可。　　从外部结构言之，全诗分三大部分和一个礼辞：
第一部分从开头至“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
自叙生平，并回顾了诗人在为现实崇高的政治理想不断自我完善、不断同环境斗争的心灵历程，以及惨遭失败后的情绪变化。这是他的思想处于最激烈的动荡之时的真实流露。
从“女媭之婵嫒兮，申申其詈予”至“怀朕情而不发兮，余焉能忍与此终古”为第二部分。其中写女媭对他的指责说明连亲人也不理解他，他的孤独是无与伦比的。由此引发出向重视
陈辞的情节。这是由现实社会向幻想世界的一个过渡(重华为已死一千余年的古圣贤，故向他陈辞便显得“虚”；但诗人又设想是在其葬处苍梧之地，故又有些“实”)。然后是巡行天上。入天宫而不能，便上下求女，表现了诗人在政治上的努力挣扎与不断追求的顽强精神。
从“索藑茅以筵篿兮”至“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为第三部分。
表现了诗人在去留问题上的思想斗争，表现了对祖国的深厚感情，读之令人悲怆!
末尾一小节为礼辞。“既莫足以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虽文字不多，但表明诗人的爱国之情是与他的美政理想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全诗到高潮之后的画龙点睛之笔，用以收束全诗，使诗的主题进一步深化，使诗中表现的如长江大河的奔涌情感，显示出更为明确的流向。诗的第一部分用接近于现实主义的手法展现了诗人所处的环境和自己的历程。而后两部分则以色彩缤纷、波谲云诡的描写把读者带入一个幻想的境界。常常展现出无比广阔、无比神奇的场面。如果只有第一部分，虽然不能不说是一首饱含血泪的杰作，但还不能成为像目前这样的浪漫主义的不朽之作；而如只有后两部分而没有第一部分，那么诗的政治思想的底蕴就会薄一些，其主题之表现也不会像现在这样既含蓄，又明确；既朦胧，又深刻。　《离骚》为我们塑造了一个高大的抒情主人公形象：
首先，他有着突出的外部形象的特征：“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长顑颔亦何伤。”很多屈原的画像即使不写上“届原”二字，人们也可以一眼认出是屈原，就是因为都依据了诗中这种具有特征性的描写。
其次，他具有鲜明的思想性格：
第一：他是一位进步的政治改革家，主张法治(“循绳墨而不颇”)，主张举贤授能。
第二：他主张美政，重视人民的利益和人民的作用(“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反
对统治者的荒淫暴虐和臣子的追逐私利(陈辞一段可见)。
第三：他追求真理，坚强不屈(“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这个形象，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两千多年来给了无数仁人志士以品格与行为的示范，也给了他们以力量。
《离骚》的语言是相当美的：
首先，大量运用了比喻象征的手法。如以采摘香草喻加强自身修养，佩带香草喻保持修洁等。
但诗人的表现手段却比一般的比喻高明得多。如“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第四句中的“芳”自然由“芰荷”、“芙蓉”而来，是照应前二句的，但它又是用来形容“情”的。所以虽然没有用“如”、“似”、“若”之类字眼，也未加说明，却喻意自明。
其次，运用了不少香花、香草的名称来象征性地表现政治的、思想意识方面的比较抽象的概
念，不仅使作品含蓄，长于韵味，而且从直觉上增加了作品的色彩美。
再次，全诗以四句为一节，每节中又由两个用“兮”字连接的若连若断的上下句组成，加上固定的偶句韵，使全诗一直在回环往复的旋律中进行，具有很强的节奏感。
最后，运用了对偶的修辞手法：如“夕归次于穷石兮，朝濯发乎洧盘”；“苏粪壤以充帏兮，谓申椒其不芳”；“惟兹佩之可贵兮，委厥美而历兹”等，将“兮”字去掉，对偶之工与唐宋律诗对仗无异。
关于《离骚》一名的由来，历代学者释“离骚”，或曰“离忧”，或曰“遭忧”(班固解)，或日“别愁” (王逸解)，或曰“牢骚”(游国恩解)。诸说虽皆可通，但我以为，《离骚》这篇千古绝唱，绝不仅仅抒写了作者的“离忧”、“别愁”、“牢骚”，而更为重要的是凸现了诗中的抒情主人公——屈原——的整体文化人格，浇铸了一个独具一格的抒情主人公形象。　　据《世说新语·任诞》载：“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 ”这是对《离骚》的亵渎，也是对屈原的亵渎。
王恭之流，“少读书”，不学无术，只会放浪形骸，却自诩风流，附屈原之骥尾，其真性却与屈原大相径庭。魏晋名士们看重的是肉体的放纵，而屈原看重的是精神的坚守，他坚守的是自己的高洁、自己的耿介。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一位高洁的志士。
他在《离骚》中说：“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他刚诞生时，“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日正则兮，字余日灵均。”他从小就汲汲自修，陶铸自己的“内美”和“修能”：“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他洁身自好：“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擘木根以结苣兮，贯薜荔之落蕊”。他“蝉蜕秽浊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白爵然涅而不淄”。他“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但他却因过于自洁、不肯与世俗和光同尘而遭到贬斥：“众女嫉余之娥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余虽好修女夸以革几羁兮，謇朝谇而夕替。”“既替余以蕙纕兮，又申之以揽苣。”他的流放，与其说是被楚王放逐，不如说是被整个世俗社会放逐。虽然他“怀信佗傺”，但他“行董道而不豫”，决不肯“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诟”，不肯向流俗低眉俯首。他不会像骆宾王那样发出“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的悲叹，他深知“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圆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他不理会世俗的目光，只是昂起冷清的头颅，踽踽独行：“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芳与泽其杂糅兮，唯昭质其犹未亏。”他不肯向社会摧眉折腰，他宁愿“伏清白以死直”，“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他怀瑾握瑜，矢志不渝：“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其耿介可见一斑。　　《离骚》中的屈原，不仅是个高洁的志士，还是个彻头彻尾的理想主义者。他在《离骚》里，提出了自己的“美政”理想。屈原是个“壮志烟高”的人，他一心改革时政，指点江山。他在《离骚》中，陈尧、舜之耿介，称汤、武之祗敬，讥桀、纣之猖披，伤羿、浇之颠陨，规讽楚王要“遵道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所谓“举贤而授能”，即不拘一格、不分贵贱选用贤能以治理国家；所谓“循绳墨而不颇”，即修明法度，严格按照法度办事。他规劝楚王：“不抚壮弃秽兮，何不改此度?’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乎先路!”为了实现自己的“美政理想”，“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冀枝叶之峻茂兮，愿俟时乎吾将刈。”可是，他的“美政”理想触犯了贵族群小的利益，遭到了他门的围攻。“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群小党同伐异，在楚王面前对他极尽诬蔑诽谤之能事，楚王“信谗而齌怒”，放逐了他。甚至连他苦心培植的“留夷”、“揭车”、“杜衡”、“芳芷”(香草之名，喻指贤才)，也腐化变质了，他只能空叹“众芳之芜秽”。“美政”理想已成明日黄花，屈原也成了“美政”理想最后的守望者。他孤凄地抱着“美政”理想，但他决不肯“量凿正枘”，苟合取容于世。他说：“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阽余身而危死兮，览余初其犹未悔!”“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他要以前修彭成为榜样，以死明志，以死殉国。刘勰说他“依彭咸之遗则”，是“狷狭之志”。非也!我认为，屈原的自沉，是殉于自己的理想，他是抱着自己的“美政”理想沉入汨罗江底的。这种情志，是十分悲烈的、十分坚毅的，决非“狷狭之志”。淮南王刘安论屈子云：“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此论甚当。　　关于屈原，历来公允之论是：屈原是忠君爱国之士。在屈原的政治理念里，君王就是国家的象征，君王必须是圣王。因此，他的忠君思想与爱国思想是一体的。而他对君王的理想化则使得他的“忠”．带有些“愚”的意味。
明代邱志广《为离骚太玄作》云：“古人云屈原之忠，忠太过也。”过于忠便是“愚忠”。屈原在《离骚》里，总是把楚王比喻成“香草”，如“荃不察余之衷情兮”；他又用“灵修”来指代楚王，如“伤灵修之数化”。但君王毕竟不是“香草”，并不圣明，“不察余之衷情”；君王也不是“灵修”，老是反复无常。于是，屈原失望了，“怨灵修之浩荡”。但他无奈，他只能把楚王对自己的失信归咎于君王身边的群小，斥责他们“竞进以贪婪”，“兴心而嫉妒”，“亻面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指斥他们蝇营狗苟，把国家推向危亡的境地：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他对国家颓危的境况忧思如焚，“恐皇舆之败绩”，但他心有余而力不足。他决定听从灵氛和巫咸的劝告，去国远游，去寻找明主圣君，实现自己的“美政”理想，但最终由于对祖国的深情眷恋而忍死不肯离去：“陟陞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诗人在最后的乱辞里直陈以死殉国的本意，以明己志。
后来，他怀着报国无门的悲愤，在“可以濯我缨”的“沧浪之水”中了结了自己的生命。　《离骚》通过诗人自叙平生及其心路历程，雕塑了一个高洁、耿介、忠君、爱国的理想主义者和殉道者形象。其志可谓高矣，其行可谓洁矣!如灵均者，天下能有几人?
这就是《离骚》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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