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腔京韵自多情

京腔京韵自多情──浅谈老舍的市井小说
 
 老舍（1899—1966），原名舒庆春，自舍予，笔名老舍，满族人。生于北京城的一个贫民家庭 ，在大杂院里度过了艰难的幼年和少年时代。他非常熟悉社会底层的市民生活，喜爱流传于市井里的戏曲和民间说唱艺术，深知他们的思想感情。这种特殊的生活经历是他的日后的创作视野迥然不同与其他作家。他是一个满族出身的知识分子，但他出身于一个社会底层的贫苦市民的家庭里，这使他对中华民族和满族历史的悲剧不同于清王朝的王公贵族。他不怜惜清王朝统治政权的覆灭，始终关心的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们，在这样一个思想基点上，他把满汉等被压迫的底层群众视为一体，而对所有压迫欺凌他们的权势者，进行无情的讽刺和揭露。他不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着，而是体现整个中华民族利益和要求的中国作家。中华民族历史命运的主题与被侮辱、被损害的小人物的悲剧命运的主题在他的作品中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他们的痛苦命运和他们为挣脱这种命运所做的忍耐、挣扎与反抗，始终是他描写的重点，他们之间的理解、同情和爱护，是他所赞美的最美好的人性。执著的描写“城与人”的关系用众多小说构筑了一个广大的“市民世界”。几乎包罗了现代市民阶层的生活的所有方面，形成了他所特有的“市井小说”。再加上他对北京文化特别是他对北京民风民俗、北京市民文艺的熟悉和了解使他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京味”的开创者。他在北京话基础上提炼出的文学语言丰富了中国现代的白话语言，这种语言以亲切、流利、幽默、滑稽而与其他的语言风格相区别，是老舍成为这种语言风格最杰出的代表。
 中国的小说，由市井产生，经市井传播。描述了市井人民的生活情趣，受到了平民知识分子和茶肆酒楼的民众的垂青。但到“五四”时代，“市井小说”（主要指反映市井生活，带有市井风味的小说）发生的危机。“市井小说”的“香火”燃到了现代文学时期第一个接继者就是老舍。《老张的哲学》、《赵子曰》、《离婚》、《牛天赐传》、《四世同堂》、《骆驼祥子》等小说从各个侧面逼真而又生动地展现了北京市民在文化古城的氛围中形成的特有的情感和性格趋势。
 从老舍的“市井小说”所发映出的市民世界，京味独特，及悲剧特征这几个方面，可以看出老舍文学创作丰富思想和独特的艺术魅力.
一.市民生活中几类典型市民
 老舍的独特贡献在于他从文化视角出色的描写了市民生活。他写市民生活的小说，其一不仅在于展现了市民生活的图景，使作品具有丰富的文化底蕴，而且通过市民形象的描写解剖了国民性，表现了小市民作为人应有的价值。这种的价值与他们人格丧失，人性沦落的现状之间的极大落差，以及这种落差对民族灵魂的腐蚀。他刻画了市民世界中，可分为老派市民，新派市民，正派市民等几种不同的人物系列.
 老派市民是老舍写的最好的市民形象。但仍是“乡土”中国的子民。身上负载着沉重的封建宗法思想的包袱，他们的人生态度与生活方式都很“旧派”、“保守”、“闭塞的”。作者常常通过戏剧性的夸张，揭示这些人物的精神病态，从而实践他对北京文化乃至传统文化中消极落后方面的批判。                《二马》中的老马（马则仁）年龄不过50岁故意装出颓唐的样子，他一辈子不但没有用过脑子，而且眼睛也从未在一件东西上盯过3分钟，他的思想和行动完全受着传统观念的支配，只想做官，歧视经商。认为经商“俗气”，他自我封闭，到了伦敦也不肯打开窗帘看看外面的情形，它的奴才性表现得十分突出，处处讨好外国人，甚至英国人要出兵中国，他也要讲“礼”、“欢迎英国兵！”作者对这一人物的描写是真实而深刻的，其典型意义已经超过了对市民的针砭。而成为对中国古老民族国民性的批判。作者认为，要使祖国兴盛富强，必从改造国民性入手，他在《二马》中深有感触的写到“民族要是老了，从人生下来就是，出窝老。……一国里要有这么四万万出窝老，这个老国便越来越老，这到老得他也爬不动，便一声不出的呜呼哀哉了！”马则仁就是一个典型的“出窝老”。                                              
 《离婚》是老舍作品的“市井小说”走向成熟的标志。作品突出的表现小市民的价值。通过对灰色市民生活和折中、敷衍、妥协、懦弱的市民性格。作品中的张大哥也是老舍作品中老派市民的代表。这是一个知足认命，墨守成规的市民，他小心翼翼要保住自己的小康生活，热心为人做媒，反对离婚。他认为离婚等于破坏现状，他要维持现状，他害怕一切的“变”。小说一开头就用夸张的笔墨介绍：“张大哥一生所要完成的神圣使命：做媒人和反对离婚。”对张大哥来说“离婚”意味着既成秩序的破坏，而他一生的“事业”正是要调和矛盾，“凑合”这过日子。他要维持现状，以求得“天下太平”。他有一个小康之家，所抱的人生哲学是折中、敷衍、安分。他遇到问题不是去解决，而是“退一步想”，于是便感到什么都很圆满。实际上他是在怯懦回避矛盾，做自我安慰。它的处世哲学当然会碰壁，结果他成了悲剧角色，只会绝望的哀叹：“我得罪过谁？招惹过谁？”老舍以幽默的笔法，真实地写出张大哥这类市民社会“老中国的儿女”因循保守的庸人哲学的破产，以及他们欲顺应天命而不可得的悲剧。
 《四世同堂》里的祁家老太爷，也是北京老派市民的典型。在他身上集中了北京市民文化的“精髓”他怯懦的回避政治与一切纷争，甚至当日本人打到北京时，在他看来只尚准备一些粮食与咸菜，堵上自家院门，就可以万事大吉。都快当亡国奴了，他还想着自己的生日：“不管天下怎莫乱，咱们北平人决不能忘了礼节！”虽然自己不过是平头百姓，可心里总忘不了把人严格得分了尊卑贵贱，忠实而真诚的按照祖传的礼教习俗办事，处处讲究体面与排场。他奉行着“和气生财”的人生哲学，“善良”到了逆来顺受的地步。
 作者正是通过对马则仁、张大哥、祁老八等这些人思想、性格的刻画，深刻地反映了北京市民乃至整个民族的“国民性弱点”，以及这些弱点在社会变革中被改造的历史过程。同时也可以看出作者对传统文明的批判。但在批判传统文明中，又不是纯粹接受外来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他虽然曾在伦敦呆过四五年，但对西方文明持非常谨慎以至排挤的态度。这种态度表现在他对“新派市民”形象的漫画式描写上。在《离婚》和《四世同堂》等作品中，都出现过那种一味逐“新”，一味追求“洋式”的生活情调而丧失了人格，最终堕落的人物，如《离婚》中的张天真“漂亮、空洞看不起人钱老是不够花的，没钱的时候也偶尔上办点钟课。漂亮：高鼻子，大眼睛，腮向下溜着点，到没有笑而笑的时候，专为展列口中的白牙。一举一动没有不像电影明星的，约翰巴里穆尔是圣人、是上帝。头发分得很讲究，不出门时永戴着压发的小幌垫。东交民巷俄国理发馆去理发，因为不会说英语，被白俄看不起。高身量、细腰、长腿、穿西服。爱“看”跳舞，假装有理想，皱着眉照镜子，整天吃蜜柑，拿着冰鞋上东安市场，穿上运动衣睡觉，每天看三份小报，不知道国事，专记影戏院的广告，非常的和蔼，对于女的。”这是一种即新潮又浅薄的角色。《四世同堂》里的老二祁瑞丰，寇招娣也是这样一类“洋派青年”。不过他们两个的“洋”味，更让人恶心。因为洋味中还带着汉奸味。对于这一类“新派市民”作者是持以批判的态度的。诚然，我们也能看到作者在给新派市民画粗俗的漫画时，鄙夷不屑之情便溢于言表。在这种嘲讽批判里头，也包含着对西方文明的反思。
 在刻画人物的同时，老舍在批判封建制度同时也给予资本主义的弊病以揭露。这给他的“市井小说”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
二、“市井小说”中独特的“京味”
 “京味”是老舍市井题材小说的独特风格即地方个性、文化个性。在二、三十年代的文学创作中，几乎成为“只此一家，别无分号”的独家店。
 建国以前，老舍1918年师范毕业后，在北京当过几年校长，1922年就到了天津，后又到伦敦、武汉等等，为国为家不得不长年流落外乡，他的执笔创作期从未落脚与北京。但他不仅选择了北京的市井生活这一题材，而且还在这一题材中注入了这个古老城市的灵性─京味。
 所谓“京味”是由人与城之间特有的精神联系中发生的，是人所感受到城的文化意味。因此写北京就不能只写北京的风景气候，而是要写出这个红墙绿瓦包围着的城池之中所特有的情态。在首善之区的北京，杂居着各种各样的人。老舍精心找寻的是生活与北京市井之间满汉相兼的“老”北京人的气质，并以次构成它的“市井”小说的京味儿特征。
 用富有京味儿的典型环境来写市民生活。写大杂院、四合院、车厂、胡同。如在《骆驼祥子》中作者运用很多笔墨写到“人和车厂的前脸是三间铺面房，当中的一间作为柜房，只许车夫门进来交帐或交涉事情，并不准备随便来回打穿堂。因为东间与西间是刘家父女的卧室。西见的旁边是一个车门，两扇绿漆大门，上面弯着一根粗铁条，悬着一盏极亮的，没有罩子的灯，等下横悬着铁片，铁片涂金的四个字─“人和车厂”。┄┅有大门进去，东西房全是敞脸的，是存车的所在；南房和南房后面小院里的几间小屋全是车夫的宿舍。”
 “祥子坐在一个小胡同口上，清晨的小风吹着他的头。”
 “顺着西四牌楼一直往南，他出了宣武们，┅┅出了城门，还往南┅往南┅往南，在往南，他奔了天桥，辅户的徒弟┅┅各色的货摊，各样卖艺的场子┅┅平时里这里说相声的，耍狗熊的，变戏法的，数来宝的，说鼓书的，练把式的。”
 “大杂院里有七、八户人家，多数的都住着一间房，一间房里有的住着老少七、八户，这些人有的拉车，有的作小买卖，有的当巡警，有的当仆人，各人有各人的事儿，谁也没个空闲，连小孩子们也都提着小筐，早晨去打粥，下午去拾煤核。只有那顶小的孩子才把屁股冻得通红在院子里玩耍或打架。煤灰尘土脏水都倒在院中，没人顾得去打扫，院子当中间儿冻满了冰，大孩子拾煤核回来那这当冰场。嚷闹着打冰出溜玩。顶苦的是那些老人与妇女。老人们无衣无食躺在冰凉的炕上，干等着年轻的挣来一点钱，好喝碗粥，年轻卖力气的也许挣得钱来，也许空手回来，回来还要发脾气，找着缝儿吵嘴。老人们空着肚子得拿眼泪当作水，咽到肚中去。那些妇人们既得照顾着老的，又得顾着小的，还的敷衍年轻挣钱的男人，她们怀着孕也得照常操作，只吃着窝窝头与白薯粥；不，不但要照常工作，还得去打粥，兜揽些活计……”
 “到了六月，大杂院里在白天简直没有什么人声┅┅大家都在院中坐着，等着妇女们作饭。此刻，院中非常的热闹，好象是个没有集货的市场。”老舍聚集其北京的生活经验与大小杂院四合院和胡同，写市凡俗民生活中所呈现的场景风致，写已经斑驳破败仍不失雍容气度的文化情趣。为读者提供了丰富多彩多采的北京风俗画卷。这画卷所充溢着的北京的味儿有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
三 .老舍作品的市井风味与北京市民灵魂的沟通即北京市民庸常人生与北京文化心里结构的揭示。
 北京从元明清一直都作为皇都，形成了帝辇之下特有的传统生活方式和文话心理结构。多年的皇都使他们养成了许多“习惯”。比如“讲究礼仪”。他们做事讲究排场、气派。这既是北京人的礼仪，也是北京人的气质。“连走卒小贩全另有风度”。北京人多礼。〈〈四世同堂〉〉中这样写到祁老人“自幼长在北京，耳濡目染的向旗人学了许多规矩礼路”。在〈〈四世同堂〉〉第一长就写到“无论战事如何紧张，祁家人不能不为祁老人祝寿。”祁老人 ：“别管天下怎莫乱，咱北京人不能忘了礼节。”祁老人不过是一个普通百姓，可心里总忘不了把人严格得分了尊卑贵贱。这也是一个典型代表。常期生活在皇城根下的老百姓的一种文化习俗这种礼仪不仅仅是八旗子弟才有的，就连〈〈四世同堂〉〉中得人力车夫小崔。〈〈骆驼祥子〉〉中的祥子，也受这种“礼仪”的熏陶。小崔在拉车时碰到一个日本兵，坐车还不给钱，他居然不畏惧什么把这个日本兵打了一顿，但当女流氓“大赤包”打了他一记耳光时，却连手都不还，并不时因为小崔惧怕大赤包，而是因为他不能违反北京的老礼“好男不和女斗”。祥子也深处北京的“礼仪”的影响，虎妞要讨好刘四爷，答应能够把她嫁给祥子，也帮祥子去给刘四爷送礼。这些都是长期生活在皇城根儿下的北京百姓所特有的。这是北京人的风习，也是北京人的气质。
 四.老舍还巧妙的运用市井流传的京腔土语来创造他的小说中独特的“京味儿”。他精选那些形象性强又朗朗上口的北京的方言土语，还有北京地区特有的儿话音，来表现北京市民口语的圆润和油滑。
 如 高妈：“你真成，永远是‘客（怯）木匠---一锯（句）’”。
 老人：“一个人能有什莫蹦儿。“
 还有如文章中出现的“白毛汗”，“哑巴吃偏食---心理有数儿”，“人模狗样”，“甭摆闲盘儿”，“这就是娄子”，“摩撒”等。这些语言都是北京的方言土语。由此还可见北京市民口语的圆润。还可足显现老舍语言浓郁的“京味儿”与“幽默”。
 总之，老舍的作品在中国现代小说艺术发展中有十分突出的地位。他远离二三十年代的“新文艺腔”他的“市井文学”和“京味文学”是现代作家中独具一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