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诗路在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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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国新诗八十年历程，经历了诸多复杂的起落，经历了几代人的努力，又一再遭遇到历史性的挫折后，中国新诗如何选择一条走向艺术复兴的道路，这不能不是摆在当代诗人面前的一道难题。普遍认为，诗歌存在的问题，说到底还是诗人本身的问题．诗人应该融进生活，融进时代里，活出具有时代特色的个性和滋味来，真正在深切的生命经验中，触及、包容和消化生活本身的丰富，艰难矛盾和希望．让中国新诗折射出属于我们时代的最强音。
　　［关键词］：中国新诗未来之路

一、一面鲜艳的旗帜
———中国新诗八十年历程

中国新诗从“五、四”发轫，第一代的开拓者大都是从欧美获日本留学归国的学者型诗人。如：胡适、冰心、朱自清、闻一多、徐志摩、王独清、李金发、鲁迅和郭沫若诸先生。他们开创自由诗与散文诗的目的，与其说是为诗歌开辟新的道路，不如说是为了一个更高更宏大的目标：是要为中国创建现代的新文化。最初，他们也许并没有特别着眼于诗歌的艺术革新，只是把新诗作为向封建旧文化发起冲锋的最锐利武器。面对中国古典时隔三千年来在精神上、艺术上积累得无比深厚、无比繁荣、无比精髓、无比辉煌，凛凛不可侵犯的铜墙铁壁，他们就以胡适的《尝适集》，冰心那零碎的《繁星》《春水》，徐志摩等？“新月派”诗人自由抒情，王独清、李金发等人从西方引进的意象派、现代派陌生艺术形式，郭沫若大声符号的浪漫抒情，鲁迅散文诗《野草》那犀利与沉郁的独语，砰砰然一阵进击竟使得那三千年的铜墙铁壁怡然洞开，封建旧文化最顽强的堡垒被一举攻破，心体的自由诗，散文诗以及后来引进的“十四行”，“彭斯体”等等，居然坦坦荡荡地成为了中国诗坛的主角。第一代大师们创造的奇迹，至今仍令人神往。但是，第一代大师们借鉴西方诗歌艺术成果为中国创建精神自由与艺术多元的现代新诗风范的努力，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施展。仅仅几年之后，就由于国内政治形势的突变，使得诗歌的路向也随之发生变异。
1927年，国共分裂，内战开始，知识分子中激进的左翼，迅速地转向革命斗争，左翼诗人们在屠刀的胁迫下，已无暇顾及艺术的探索与推敲，径直以诗歌作为革命斗争为目的。这时的左翼革命诗歌，自然就形成了“为政治服务，关注现实，以工农大众为工作对象”的风范。这也就是后来被长期推行奉为圭的“政治第一”，“现实主义大众化诗歌”的源头。
到1931年，日本侵战东北以后，中国已面临民族存亡的危机，诗人是民族的神经喉舌，为民族救亡图存的强烈使命感。使许多诗人踊跃地奔赴救亡运动的前哨。中国诗坛从而出现了以左翼诗人为核心的，爱国主义与革命民主主义的新诗潮，但在国民党政府的高压下，这一时期的诗歌，遭到了十分严酷的摧残，诗歌很像是黑夜中的火把，火焰熊熊而四周是不可测度的凶险。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内出现了国共联合抗日的局面，中国新诗肩负着动员人民抗日救亡的
伟大历史使命，进入空前大发展的历史时期，在精神上，紧扣时代的脉搏，与苦难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张扬民主，黑暗，成为这一时期诗歌最明显的特征。
与国民党统治区不同的是，解放区的诗歌，着力于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吸取民间文学的语言形式，寻求适合于向工农兵大众传播的途径，创作了许多在群众中有重大影响的杰作。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诗歌原本应该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高潮期，也出现了郭小川、邵燕祥等优秀的青年诗人，同时从解放区出来的贺敬之等人也为新中国写下了许多优秀诗篇。但随着一系列政治运动层波激浪的进程，文坛一片荒凉，诗歌在万马齐喑的悲剧场景中黯然地衰落了。
八十年代后期，西方的各种文艺思潮，美学思潮，社会思潮纷纷涌入中国，青年诗人们在长期禁锢之后，对一切新思潮都如饥似渴地吸取，并按照自己所理解和感兴趣的某些方面，各取所需式的融合于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甚至作为自己的艺术信念与价值准则。这样一来，多元的艺术形式变相继萌发了。
随着九十年代西方“解构主义”思潮在中国文学界的传播，“第三代”后的诗人当中，也出现了某些热衷于“非诗”与“痞诗”写作的特殊现象。这些诗人，对“解构主义”理论的真实价值与现实意义，及其中包含的非科学之诡论与可能导致的虚无主义的弊害。并没有作深入研究。由于“痞诗”与“下半身”诗的出现，在读者心中，“非诗”的艺术消解和“痞诗”的精神滑坡之后，试探并没有发现什么“后现代”的时髦，只不过平添了一些垃圾堆和沼气泡的异味而已。
从中国新诗八十年代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大致可以看出，前后两个不同时期，不同价值取向的发展进程，都呈现出有“高峰”有“低谷”的大起伏现象。八十多年来，中国几代诗人都曾致力于追求诗歌艺术的复兴，也有不少诗人，以求真问道的精神，蝉精竭虑地从事与理论的钻研译介，渴望能穷究诗歌艺术的理论。可是八十多年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希望某一位先知、圣人或伟人，能给我们指引一条永远正确的道路。希望只能寄托于我们自己脚踏实地的实践。
综上，在经历了几代人的努力，又一再遭遇到历史性的挫折后，中国新诗如何选择一条走向艺术复兴的道路，这不能不是摆在当代诗人面前的一道难题。
二、中国新诗、雾里的花朵
---------中国新诗现状思考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新诗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全面转型而浮起来的商业主义和大众文化，极大地冲击着新诗而使之趋于“边缘化”，诗歌比其他文学种类更迅速地退出公众的视线之外；另一方面，诗歌阵营开始急剧分化。80年代风起云涌的诗歌流派纷纷消散，大部分是人通过“自我放逐”而进入一种“私人化”的写作状态。人们不幸惊乎“新诗衰落了”，与此相应的是，人们一时难以辨清，到底何谓“好诗”，何谓“坏诗”，新诗存在的“价值”究竟在哪里？
的确，新诗写作的芜杂和整体无序，为人们评价、分析乃至研究提出了难题。依照人们一向以“话语”的角度观察新诗的原则，可以把新诗的写作本身当作一个各种因素相互对话的“话语”系统，在促成诗歌写作得以形成的“话语”中，语言和语境应当首先予以特别的关注。显然，是人的写作行为及其诗歌文本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他们置身其间的，每时每刻不断形成的语言特性和每天必须面对的语言现实语言说空间的制约，经受80余年的不断蜕变，太洗和丰富的新诗语言如何在今天得到有效的继承。
就拿当代的中国诗歌批评家来说，他们极容易在三个不同的领域里各自为政，一是学校教授，他们满足于讲述重复的“文学史”。回避着当前诗歌的新的境遇，他们口头或书面的诗歌批评总是集中在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戴望舒，而这些已经作古的任务似乎都与下无关；二是与当下的创作界混为一谈，他们对于当前创作界内部的熟悉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种障碍，他们常常失去了对于“历史经验”的必要洞察，以至无法在更广泛的历史意义上作定论了。三是人们常常不自觉地陷入到“友情批评”的漩涡。既然我们形形色色的诗歌批评家彼此都无法在更多地认同中探讨问题，既然我们各自使用的一套语汇和概念各自依据的诗歌事实五花八门，中国诗歌真是的快要“衰亡”了。
从外部形态看，新世纪诗坛的活跃与繁荣的现状应该是肯定的，但诗歌圈内远离崇高，远离群众，甚至自绝于读者的现象也是值得思考的。我认为，曾点亮和感撼一个民族心灵的诗歌精品不该遗忘。目前全国每年出版物多达几万种，仅期刊就有近万种，近三十亿册，但发表诗歌的刊物却寥寥无几，绝大多数报刊杂志早已不登诗歌了。有一个发行数百万册名列全国百种重点社科期刊的畅销刊物，每册从64个页码中用半个页码选刊诗歌，但该栏目百分之九十五选的是外国诗，而中国新诗却仅有一二个百分点，凝聚一个民族，激励一个民族，万众一心奋勇前进的“主旋律”诗，几乎没有一首能有幸走进这拥挤而又寂寞的诗页。
且不说“散兵游勇”式的街头小报，就连某些大报，也不惜拿出大块大块的版面登“明星轶闻”，什么婚恋、婚变、怀孕、性秘密，就差拉屎放屁没有上报，而却舍不得挤出“豆腐块”“萝卜条”那样大点的版面刊登新诗这样的纯文学作品。我常拷问自己，我们的诗是不是从血管中流出来的？其血型是不是民族的、大众的？我们还能不能找到回家的路？
到底是我们的诗歌出了问题，还是我们的诗人出了问题？
普遍认为，诗歌存在的问题，说到底还是诗人本身的问题。我们的诗歌之所以出现了难以克服的贫血，缺钙之类的不良症状，是因为我们的许多诗人本身就是贫血、缺钙症患者。他们对时代诗歌的认识方面，不约而同地存在三个误区：
（一）对母语的怀疑和游离，汉语是世界上最具魅力也是最富表现力的语种之一，是华夏文明和现代诗歌赖以生存的大地和沃土。可是，我们的许多青年诗人却带着并不十分了解的西方文化盲目崇拜和追随，为了与“国际接轨”，竟然怀疑甚至鄙视我们的母语，这是一种及其危险的信号。其实，中国诗歌之所以在世界上一枝独秀，就因为他吮吸的是汉语的乳汁，是汉语言文学的沃土上盛开的一朵鲜花。汉语的魅力无穷无尽，是我们一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只有忠于我们的母语，热爱并迷恋汉语的表现形式，才有可能成为一个真正优秀的诗人。　　　　
（二）不注意锤炼诗歌的语言，诗句缺乏诗歌的质感。真正的诗意不知在哪里？我认为，就在每一首诗歌的句子里。句子是诗歌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单元，是诗歌艺术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也就是我们感受诗歌魅力的一个最关键的阶段。如果读者朋友们读了中国新诗之后却毫无感觉，我们不妨先问一问自己：“诗歌中有没有锤炼出一两个像样的句子？”
（三）理想高度的迷失。有人说，这是一个没有理想的年代，我们认为这一点在诗人身上表现得更为突出。“假大空”的政治诗是一个极端，但秘密、狭窄的“个人”诗难道又不是另一个极端？既然你着意捕捉的是纯个人的体验感受，那又怎能奢望引起读者朋友们的共鸣和赞同？一个普通人没有理想是悲哀的，一个诗人，没有理想则是及其可怕的。因为每个诗人的头上都罩着一个光环，他既可以鼓舞一个民族的士气，也可以杀伤一个民族的锐气。
三、阵痛之后
　　——我们所期待的收获．
　　如何使中国新诗不至于停顿在生活的粗浅表象和情与理的表层而给人以深邃的情感震撼呢？那就要求诗人在自我的心灵世界与外部世界进行深沉体验的基础上，将诗意的开拓指向人类的深层意识。
　　指向人类的深层意识，是诗的内涵真正丰富与博大的根本途径。艺术不是人的标志。诗的深层意识必是人的深层意识的外化。诗的思考总是人为本位的，从人出发并人为归宿的。他必然表现为对自身生命的关注，并集中指向人对自身存在命运和价值的思考，对自身赖以生存的时空环境的关注，以及精神家园的追寻。因此，一切艺术和科学最深的神秘都属于诗。诗与生命、历史、宇宙息息相关的特性，正表明了生命意识、历史意识、宇宙意识是诗的根本价值所在，是诗的深层意蕴之所在。要建立新世纪象样的诗歌系统，诗人们担负着神圣艰巨而义不容辞的责任。把创作经历在诗歌传统的基础上综合创新作为新诗的标准，或者说是高标准提出来，在泥沙俱下的当代诗歌中，区分出高低和美丑，希望更多的诗人把目光投入人类的深层意识，让更多的好诗和大诗诞生。
在我看来，要找到当前中国新诗写作的出路，诗人应该融进生活，融进时代里，活出具有时代特色的个性和滋味来，真正在深切的生命经验中，触及、包容和消化生活本身的丰富，艰难矛盾和希望。从根本上托举出一种厚重的、雄辩的、昂扬的东西。这样的东西才具有异样的声音，异样的冲击力和震撼力，仿佛生活因为我们的重新出现和重新经历，而赢得了新的活力和感觉，刻上了属于我们自己的名字，属于我们时代的名字，担待起一种新的生命形象和诗歌精神，让中国新诗折射出属于我们时代的最强音。
参考文献:
《诗刊》
《中国新诗研究》
《中国新诗八十年》
《当代诗歌》
《中国新诗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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