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围城》的艺术特色

论《围城》的艺术特色
 《围城》出版于40年代，是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美籍学者夏志清教授认为：“《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营造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一部。”这部小说以留学生方鸿渐为线索，展现了抗战初期中国上层知识分子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在内忧外患的交相冲击下的精神风貌。
 作为一部文学作品，艺术性是衡量其艺术成就的主要标准。对于《围城》的艺术特色的评价，在研究界发表的论著很多，由此也产生很多的争论。就目前来看，争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围城》牵涉到的知识很多，有没有掉书袋的嫌疑；《围城》中议论性文字的大量存在，有没有损害作品的艺术性；作为讽刺小说，《围城》在中国讽刺小说中的地位，等等。笔者参与讨论，表达自己的浅见。
 一、文本——知识信息含量丰富
 有人将钱钟书先生称为“学者型作家”，将《围城》称为“学人著作”，原因可能与《围城》中大量存在的知识有关。的确，书中的知识可以说是古今中外，包罗万象，以致有人戏称《围城》为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这也是一个《围城》研究界争论不休的问题——《围城》中的知识是否多而无当？有没有掉书袋、炫耀知识广博之嫌？这些争论的焦点归根结底其实就是《围城》有没有涉及这么多知识的必要，这些知识对于作品的艺术性是有所增益还是画蛇添足。
 有的评论家认为《围城》的知识有存在的必要，也是很有道理的。不能否认，这些作品中出现的知识大多数是比较贴切的，对于增强作品的文化底蕴和准确刻画人物起到了很大作用。以书中几位女性为例：鲍小姐、苏小姐与范小姐都是女性知识分子，但身世背景、个人气质与见识都不同，前两人都是留学生，见识广。鲍小姐生长于澳门，是有葡萄牙血统的中国人；苏小姐是典型的中国女学生、大家闺秀；而范小姐是一个偏僻学校的女生指导，如井底之蛙。作者抓住她们的特点，以不同的知识面来介入各自的描写，把人物性格特征表现得十分准确，读之如见其人。写鲍小姐 “圆满的上嘴唇好象鼓着在跟人“使性子”，“有人叫她‘熟食铺子’(charcuterie)，因为只有熟食店会反那许多颜色暖热的肉公开陈列；又有人叫她‘真理’，因为据说‘真理是赤裸裸的’。鲍小姐并未一丝不挂，所以他们修正为‘局部的真理’。”只几句话，鲍小姐风流放荡的人物形象便跃然纸上。
 《围城》中涉及到的知识非常广泛，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的知识比比皆是。仅中外古今的文人就提到好几十位。唐以后的诗人，如三陵(杜少陵、王广陵、梅苑陵)、二谷(李昌谷、黄山谷)、四山(李义山、王半山、陈后山、元遗山)、一原(陈散原)等，西方的文学家、哲学家和著名作品人物，也在小说中层出不穷，如斯宾诺莎、培根、爱略特、柏格森、卢梭、莎士比亚、歌德、叔本华、萧伯纳、柏拉图、爱因斯坦、沙拉•贝恩哈托等等。《围城》中有一些内容直接用英语来表达，还有法语句型。在作品中融入这么多的专业性很强的知识，无疑会给读者的阅读造成一定的困难。乔纳塞•斯本斯在《纽约书刊评论》上对《围城》有过这样的评论：“没有西方文化修养的读者是无法领会《围城》里的美妙的讽刺的。”敏泽先生也承认：“没有一定的中国文学和文化修养，要真正理解《围城》讽刺譬喻的巧妙，也是很难的。”可见，读者必须“学贯中西”，否则很难理解《围城》。
 我们并不反对在文学作品中融入知识，但是作品的含量，必须照顾到读者的阅读水平，不能给读者对作品的接受过程设置障碍。更重要的，作品中的知识必须为塑造人物服务，知识多并不能代替艺术创造。而《围城》中的知识在刻画人物方面未必都贴切，譬如书中对禇慎明的一段描写：
 他心里装满女人，研究数理逻辑的时候，看见a posreriori(从后果推测前因)那个名词会联想到posterior(后臀)，看见×记号会联kiss (接吻)，亏得他没细读柏拉图的太米蔼斯对话( Timaeus),否则他更要对着× 记号出神。
 有的研究者说这些譬喻如鬼斧神工，利用作家巧妙的联想和丰富的知识，大大增加了艺术表现力。但作家的联想只是建立在自身的学术知识基础上，读者要跟着作品进行符合作家意图的联想，也只能建立在自身相关知识的基础上，否则很可能对此莫名其妙，不理解作家的真实企图，无疑，这样对于读者接受造成了困难，也对塑造人物不利，直接影响到作品的艺术表现力。
 如此看来，尽管《围城》中的知识对表达主题、塑造人物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在客观上存在着堆垛知识的缺点，作家在创作时没有太多地照顾到读者的接受过程。小说要靠塑造人物来反映生活，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和观念，而绝不是以知识育人。
 二、议论----特殊的叙事手法
 在阅读《围城》时都有一个体会----书中的议论性文字很多。对于《围城》的“议论”，评论界向来褒贬不一，有的说是画龙点睛之笔，“妙语连珠，能言巧辩，俏皮挖苦，借题发挥，揶揄奚落，文字游戏，反讽情态，一应俱全。”有的则认为这使得作者对小说人物的参与过多，“做为全知叙事主人公自我观念的独语状态贯穿整部小说”，损害了作品的情节。从文本来看，《围城》中议论性文字的大量存在，是《围城》一个特殊的文本现象，构成了《围城》特殊的叙事手法。探讨《围城》的议论性文字对于作品艺术性的影响，不仅是《围城》一部作品的问题，还关系到这种叙事手法在文学作品中可不可取的问题。
 《围城》在刻画人物的过程中，大量地使用了夹叙夹议式的议论。既有对人物心理、语言、行为的直接参与，又有相对于前者的“就事而论”的议论。书中第三章写到方鸿渐与唐晓芙通信时的心理：“他恨不能用英文写信，因为文言的语气太生分，白话信的语气容易变成讨人厌的亲热；只有英文信容许他坦白地写…… ”，这是对方鸿渐心理活动的直接参与，从语言的选择上我们看到了方鸿渐对唐小姐的一往情深，而他终不敢用英文写信，又暴露了他性格中懦弱的一面。方鸿渐在与唐晓芙讲话时谈到留洋博士与前清功名的可比性，赵辛楣谈到中国战时高等教育是怎么一回事，等等，都是对人物语言的直接参与，明显的，这是作者在借作品中人物之口来发表议论，对表明人物的内心世界、好恶判断起了很好的作用。
 但《围城》中主要的不是“就事而论”的议论。如形容鲍小姐时写到：“有人叫她‘熟食铺子’，因为只有熟食店会把许多颜色暖热的肉分开陈列；又有人叫她‘真理’，因为据说‘真理是赤裸裸的’。”将鲍小姐的风骚和性感在议论中展现得淋漓尽致，比直接进行肖像描写的效果还要贴切。写高松年用一封未发出的信欺骗方鸿渐时，“他没有演话剧，是话剧的不幸而是演员们的大幸”，将高松年的撒谎技巧、演戏艺术推向了高峰，他的奸诈、虚伪面目一览无余。
 由于议论性语言在小说中的广泛运用，其对作品主旨的体现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不仅是通过推动情节和刻画人物，更有直接点明题旨者。但是，那些夹叙夹议式的议论作为作者的一种特殊的叙事方式，虽说对作品的人物塑造、情节开展和主旨显现起了很大作用，但这种直接的议论有助于增强作品的艺术性吗？显然 ，对人物和事件直接进行议论，可以直接体现作家的好恶；对作品主旨直接进行提示，有助于读者可以更方便地接近主题；利用议论引导情节开展，可以减少情节的拖沓。作者本来没有采取依附于方鸿渐的限制视角 ，但方鸿渐在很多场合都有替作者思想的痕迹。
 他感激地喜欢 ，才明白贪官下任，还要地方挽留，献万民伞、立德政碑的心理 。离开一个地方就等于死一次，自知免不了一死，总希望人家表示愿意自己活下去。去后的毁誉，正跟死后的哀荣一样关心而无法知道，生怕一走或一死，像洋蜡烛一灭，留下的只是臭味。有人送别，仿佛临死的人有孝子顺孙送终，死也安心闭眼。
 作家显然不想露出自己说是这段议论的发表者，他借用方鸿渐的心理活动，在前面加上了代表方鸿渐的“他”，可惜未算圆融，读者可以体会到这是作者在借小说人物谈自己的感受。有的评论者将这种现象称为“《围城》的入侵现象”这种处理使得作家对小说人物形成了直接干预，冲淡了小说人物自身的性格特征，使得人物形象产生了带有作者特征的异化。
 《围城》中的人物和事件，本来具有很大的挖掘潜能，读者可以从人物的言行和心理中和事件的自然发展中引发自己的思考，而在小说中，这种思考被作者的议论代替了。这形成了《围城》一个有趣的“创作—接受”过程，作者是采取俯视的姿势对小说中的一切渗透自己的感受，展示自己的观点，而读者在对小说人物和情节平视的同时，由于大量议论的存在和议论本身的精彩，感受到了这个无处不在的上帝在作品中的存在，于是自觉仰视。作品中的议论不仅干扰了作品的情节和人物，也在干扰读者的思路，有时甚至是作家在代替读者思考。这种干扰和代替在客观上降低了《围城》的水平，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其艺术感染力。
 三、讽刺----别具一格
 讽刺小说作为一种文学体式，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不是偶然的。时代的赐予，社会的黑暗，国家的褒贬，讽刺客体的丑态百出，使得讽刺小说 充分发挥了匕首、投枪的作用；中外讽刺文学传统的哺育，和一些作家的自觉追求，使得很多优秀的讽刺小说问世。作为一部讽刺力作，钱钟书的《围城》成功地描写了旧中国的知识社会中形态各异的人生世相，显示出高超的讽刺艺术。
    同其他讽刺小说相比，《围城》讽刺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讽刺面广且很有深度。《围城》对于传统文化的讽刺是比较突出的，涉及到传统道德、伦理、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等种种弊端，可以说是毫无保留；对卑琐的人格、丑恶的人性进行讽刺，将人类自身的虚伪、自私、冷漠、势利等弱点暴露无遗。这种对社会进行全方位的讽刺，对人性的各种弱点进行深刻透视，在整个现代文学史中是很小见的。
    另一个特点是讽刺真实而尖锐。整部小说利用方鸿渐这个知识分子处处失败的经历，生存空间逐渐被压缩的过程，将矛头直接指向当时国民党统治下的黑暗、腐败和荒唐，揭示出方鸿的失败在那个社会是必然的，从而将个人的悲哀转化成时代的悲哀、社会的悲哀，作品的讽刺目的是要展现社会的残酷和人与人之间的冷漠隔阂，而这正是那个社会最大的真实。对社会进行讽刺是《围城》一个重要的主题指向，在这个意义上说，《围城》在整体上不愧是一部“讽刺巨著”。
    《围城》讽刺的特点不仅表现在讽刺的广度、深度，更重要的是这部讽刺作品体现作家对于讽刺艺术的不懈探索，塑造了独特的讽刺形象，形成了独特的讽刺风格，显现出了独特的艺术魅力。作者非常善于利用肖像描写进行讽刺。在每一个人物出场时，作者往往对其相貌特征进行一番描述，而这种描述往往又是极尽夸张的，尽量使人未见人物，便能够看出人物的性格和作者对此人物的态度，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比如第七章开头对汪处厚的肖像描写：
 胡子常是两撇，汪处厚的胡子只是一画…… 他只想有规模较小的红菱尖角胡子。不料没有枪杆的人，胡子都生不像样，又稀又软，挂在口角两旁，像新式标点里的逗号，既不能翘然而起，也不够飘然而袅。他两道浓黑的眉毛，偏偏可以跟寿星的眉毛竞赛，仿佛他最初刮脸时不小心，把眉毛和胡子一股脑儿全剃下来了，慌忙按上去，胡子跟眉毛换了位置…… 于是剃去两缕，剩中间一撮    这也许还是那线胡子的功效，运气没坏到底。
 作者没有按常理对他的五官进行描写，而是挑选最有特点的胡子和眉毛进行揶揄，对面部特征的描绘中夹杂了汪处厚的历史、思想、心理，实际上是对他的过去进行补叙，对他的性格特征进行讽刺。类似这样的肖像描写还有很多，对突出人物特征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钱钟书对文体和修辞有着深刻的研究和理解，体现在作品中，《围城》的讽刺笔法可谓千变万化，不拘一格。《围城》还以其奇趣横生的讽刺语言充分展现了讽刺文学的语言魅力。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围城》的讽刺语言巧妙精致，几乎是涉笔成趣，浑然天成，充分显示了钱钟书作为“语言大师”的功力。正如有的评论者所言，“在特定的篇幅内，作者所提供的资料、传递的知识、表达的经验，以致创造的种种效果，都比一般作品多。”在作品中，各种机智的谐音、对仗、反语、双关，幽默而又深刻的警句格言，用意深远的象征、暗示，以及中外古今的奇闻轶事，共同构建了《围城》独特的语言风格。
 通过对《围城》讽刺风格、讽刺手法的分析，我们会发现，钱钟书先生没有拘泥于讽刺小说的传统，而是依靠自身高深的理论学识和对人生对社会的深刻洞察力，在《围城》创作中自觉地进行了讽刺手法的探索，形成了幽默诙谐而又寓意深刻的讽刺风格，和同时期的优秀讽刺小说作家相比，呈现出鲜明的个性。应当说，现代文学中的很多优秀讽刺作品都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境界，但由于篇幅所限和讽刺对象的特定性，使得讽刺成就爱到了很大制约。《围城》这样一部鲜明特色的讽刺长篇，当之无愧地成为现代文学中的一座高峰。
 
 
 
 

 参  考  文  献
1、钱钟书：《围城》，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
2、顾之川：《解读围城》，京华出版社2001版。
3、《钱钟书研究》 第一辑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9年11月第1版
4、《钱钟书研究》 第二辑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0年11月第1版
5、《钱钟书研究》 第三辑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2年5月第1版
6、郭志刚、孙中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册，高等教育出版社。
7、徐启华：《评<围城>》  《书林》1984年第4期
8、陈文敏：《浅谈<围城>的艺术特性》 《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年9月第19卷第4期
9、陈亮：《围城内外话<围城>》 《中国教育报》2002年1月15日第7版。
10、吴平：《<围城>艺术特色浅说》  《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 2000年6月
第17卷第2期11、唐美丽：《论<围城>的讽刺艺术》  围城评论
2004年2月。
12、温锁林：《喻海明珠——<围城>比喻研究》，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4年第3期。
13、刘学明：《论<围城>讽刺内涵的多重性》  《重庆交通学院学报》(社科版)
2003年6月第三卷 第2期
14、张紫军：《我看<围城>的讽刺》  《重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4年4月
第13卷 第2 期
15、刘学云：《解读<围城>》 《河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4年6月第2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