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爱玲与鲁迅关于人性表现上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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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同的土壤相同的果实
张爱玲与鲁迅的时代差距甚远，两人处在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化氛围中。鲁迅经历了辛亥革命的失败，接着迎来了五四运动，置身于新文化运动大潮。张爱玲，从一开始走上文学道路，就置身在一个狭窄的沦陷区的生活圈子里。但这两位作家对中国现代人的精神本质的探索，都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在人性的表现上都结出了累累硕果。
1、病态人性的挖掘与表现——殊路同归
由于处在特定的历史环境和社会背景下，所以鲁迅和张爱玲关注的对象不同，因而描写对象不同，鲁迅关注的是劳动人民和下层人物，张爱玲关注的是洋场社会的遗老遗少。但是他们却都把笔触伸向了病态的人性，深刻剖析病态的灵魂，可以说是殊路同归。
对于劳动人民和下层人物的悲剧命运的描写，在鲁迅小说里占有相当的比重。这是出于他对“国民性”弱点的正视。他在《呐喊自序》中谈到他“弃医从文”的故事时曾说，“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材料和看客”，“所以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1]
但是鲁迅的小说对于劳动人民和下层人物的悲剧命运的描写，他不是着重于叙述他们如何贫困，为何艰难，而往往把他的笔伸向人物的灵魂，剖析他们精神上的落后、麻木和愚昧。于是，我们看到了，从科举阶梯上跌落下来的孔乙己，压根儿也没意识到造成自己悲剧命运的原因是什么，小说里的“短衫帮”，虽然处在社会最底层，却对孔乙己的不幸无一同情,革命者夏瑜为推翻封建统治而血洒刑场，从花白胡子到二十多岁的人，面对大悲剧，竟然麻木到和刽子手很有快感地一唱一和！华老栓、华大妈这对秉性善良的下层人物，竟把革命者的鲜血作为给儿子治病的药石……
鲁迅之后的张爱玲最关注的是40年代上海香港中期的遗老遗少和洋场社会。那些遗老遗少在社会动荡剧烈之时纷纷逃到上海，以图在租界中寻一庇护之所。他们有的力图“一手挽住了时代巨轮，在自己的小天地里，留住了满清末年的淫逸空气，关起门来做小型的慈禧太后，”有的因为“不承认民国，自从民国纪元起，就没长过岁数”。他们的精神生活完全腐败。加倍地花公帐、办小报、吃花酒、捧戏子……各个都在狂嫖滥赌，来补偿他们的空虚。张爱玲所表现的正是中国古代文化与西方文化在租界这一特殊景地上的浊流相汇、污泥渗杂的情形，以及在这种情况下，人的思想心理、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发生的变化和这些文化的根源。
如果说鲁迅的小说是对中国国民性的传统文化之根的探索，那么张爱玲的作品则表现了中国古代文化与西方文化“犯冲”的背景下国民性长出了什么奇花异草。可以说，在挖掘和表现这一点上，她继承了鲁迅，继承了五四传统。
2、民族文化心理的构建——继承与突破
我们通过对鲁迅和张爱玲作品人物的分析，可以发现张爱玲在民族文化心理的构建上不仅继承了鲁迅，还有了新的突破。
鲁迅指出：“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2]鲁迅最重视国民性改造和民族文化心理建构的问题，他用一系列理性和形象的手段，反复宣讲着反封建斗争的复杂性。鲁迅的启蒙主义指向人的解放，他把对国民性的批判和对专制制度、封建伦理和民族文化的批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一方面努力把人们从各种扼杀人的社会规范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努力把人的精神从非人的价值观念束缚中解放出来。《阿Ｑ正传》就是这种结合的典范之作。从外部环境而言，阿Ｑ是可怜的，然而，这个形象的意义决不仅仅在于唤起人们对阿Ｑ的同情，鲁迅更多地关注着阿Ｑ的灵魂。阿Ｑ的灵魂是可鄙的，面目是可憎的。他自己虽然受着他人的欺凌，却乐于欺凌更弱者，在狼面前是羊，在羊面前是狼，向往革命，积极追随革命，但革命的目的却只是杀掉王胡、小Ｄ和未庄的“鸟男女”，把秀才娘子的宁式床搬进土谷祠，占有未庄的子女玉帛。这种革命当然不能改变吃人的历史，更不可能使人获得做人的价格。
文化启蒙这个关系到民族生存和兴亡的文学使命，不可能由一代作家独立完成，所以，30年代的老舍和40年代的张爱玲等，都接受鲁迅，继续参与了这方面的文学建设。于青在《张爱玲传》中说：“如果说，鲁迅毕生致力于国民性的批判，是对民族文化心理建构的一个贡献；那么，张爱玲对女性意识里‘女性原罪’意识的展露和批判，则是张爱玲对民族文化心理建构的一个补充，是对女性意识的进化和发展的一个贡献。”[3]此外，迅雨（傅雷）在《论张爱玲的小说》中写道：“毫无疑问，《金锁记》是张女士截止目前为止的最完满之作，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 [4] 如果认真研究一下《金锁记》，把七巧和祥林嫂进行比较，我们会发现张爱玲不仅继承了鲁迅的文化启蒙思想，而且突破了20年代小说中的某些局限性。
《金锁记》中的曹七巧，首先是一个被买卖婚姻制度残害吃掉的妇女，这一点和祥林嫂的命运相似。但由于家庭出身和经济地位不同，这两个女性在精神特征方面又有明显的不同。祥林嫂屡遭婚姻折磨，落下了两次守寡的罪名，不明不白地死在人们的白眼和唾弃中，而曹七巧，明明知道婚姻是陷阱，是带着黄金枷锁的监牢，她也愿意往里跳，因为她喜欢金钱。这两个妇女，一个是被动地经受生活和精神上的折磨，默默地惨死，一个是一边陷落一边反抗，挣扎报复，最后竟变成一个“强者”。曹七巧一边“被吃”，一边学会了“吃人”，这种既残缺又畸形变态的女性形象，只有在商品经济相对发达的城市市民中才能产生。曹七巧是一个奋斗者，然而奋斗的成功，非但没有使她活得更好，反而遭到了比祥林嫂还要沉重得多的精神折磨。张爱玲通过曹七巧的形象，揭示出现代人精神素质的复杂性，由这些复杂可怕的人际关系编织成的网络，远比鲁迅的时代更加令人感到震惊。
鲁迅和张爱玲的共同之处，就是都看清了中国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的人际关系，从而透视出国民灵魂和精神素质方面的种种特征，因为现代社会的人际关系是古代宗法社会人际关系的变态和发展，张爱玲写出了这种变异的活生生的过程，从而发展了鲁迅的思想。与此同时，张爱玲还把鲁迅对民族文化心理素质的反思，从以男性为主体的病态农民身上，扩展到以女性为主体的市民阶层中来，填补了鲁迅在民族文化心理建构方面的一个空白。
3、人性表现的技巧——极其相似
鲁迅和张爱玲在人性表现上之所以取得那么大的成功与写作技巧当然是分不开的。令人惊奇的是，两人在人性表现的技巧上也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谈到“怎样写”的问题，张爱玲说：“也有听来的，也有臆造的，但大部分是张冠李戴从这里取得轮廓，那里取得脸型，另向别的地方取得对白。”这回答颇似鲁迅“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的“杂取种种人”的典型化写法。鲁迅和张爱玲都是心理描写的高手，能将中国传统精华与西方现代小说技巧圆熟地结合起来。鲁迅在小说中除了采纳传统小说中某些“写照传神”的艺术经验外，还吸取了西方小说中所常用的幻觉、独白等手法袒露人物的灵魂。心理剖析之直接和犀利，在现代文学史上数一数二。如阿Q在土谷祠里那段“幻想曲”，就是心理白描的一个极好的例证。张爱玲受过西方教育，尤其喜爱英国现代作家赫胥黎的怀疑主义，毛姆的以侨居它民族的英国人为描写对象的取材特点和讽刺态度，劳伦斯的心理分析技巧， “这些”无疑对她的创作有较大的影响。她在人性的解剖上描写得相当细腻深入，她小说中的人性，确实“呱呱地叫了起来”，叫得最欢的，当数《红玫瑰和白玫瑰》、《金锁记》、《倾城之恋》等。
二、相同的果实不同的味道
在挖掘人性，探索技巧这些方面，鲁迅和张爱玲都有出色的贡献。不同之处在于，鲁迅首先是个思想家，他以文学作为批判旧文化改造国民性的利器，具有典型的启蒙主义作家风范。张爱玲却是一个纯粹的文学家，更带有自由主义作家的气息。因而在人性主题、人性特点等呈现迥然不同的风貌。
1、政治色彩与凡俗性——人性特点的不同
鲁迅是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对国民性进行了彻底的批判。他认为，人要解放，不光要摆脱奴隶的精神状态，还要摆脱奴隶的生存状态。立人是鲁迅毕生事业的起点和归宿，他所从事的文学创作是立人的一种手段。他的大多数作品是以革命运动为背景，他笔下的人物或多或少与政治有着联系，并表现出鲜明的政治和革命色彩。
《狂人日记》是一篇反封建的战斗檄文。作品中的“狂人”是一个封建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叛逆者。他虽然也来自“吃人”的家族，但是他开始觉醒了，他真诚地自省：“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5]阿Q对于“革命”的理解虽然显得无知和愚昧，但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了“阿Q阶级意识的觉醒”。另外在《呐喊》、《彷徨》中，鲁迅也着重描写了很多知识分子的觉醒和奋斗历程，尤其在后期，鲁迅写了很多“铁的人物”，《理水》中的禹、《非攻》中的墨瞿，他们都是中国的脊梁，都是铁的人物。
虽然张爱玲在人性的挖掘和表现上很多继承了鲁迅，但是张爱玲不像丁玲、萧红等女作家一样，追随鲁迅，连作品的主题精神和创作道路都和鲁迅同一格调。张爱玲是个极端个人主义者，她不关心政治，不关心革命，因此在张的作品里是没有什么忠奸之辩和纲常伦理的。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一文中也说：“一般所说‘时代的纪念碑’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也不打算尝试，因为现在似乎还没有这样集中的客观题材。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认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的”。[6]因此，她笔下的人物虽然表现出了凡俗的特点，但是却体现了人性最真实的欲望——物欲与情欲，读起来更能让读者产生共鸣。
张爱玲从一开始所关注和表现的就是人的内心世界、情欲冲突。“没有听到民族解放战争的炮火，没有听到民众的怒吼声”，反而看到了她“对人性、对情欲世界的揭示”，其“态度之冷峻，色调之丰润令人震惊”。 [7]姑嫂之争中有女人对女人的阴谋、美女自杀中有对美的毁灭的谓叹，妻妾对谈中有男性中心主义的强力，青春赞叹中有对时间老人的恐惧，霸王别姬中有对女性生命价值的思索……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都表现出对于金钱物质的迷恋和不可自拔。如七巧、梁太太、葛薇龙、霓洗、敦凤……张的小说没有鲁迅小说的格调高，但她对小人物对人类的基本欲望、内在局限、疯狂、丑恶寄予了更深切的同情和悲悯，她的特出之处，就是于灰色的人物身上发现了人的局限，也发现了人的光辉。
的确如胡兰成在《评张爱玲》中所说：鲁迅的寻求是战场上受伤的斗士的凄厉的呼唤。张爱玲则是一枝新生的苗，寻求着阳光与空气，看来似乎是稚弱的，但因为没有受到过摧残，所以没有一点病态。”又说：“鲁迅是尖锐地面对着政治的，所以讽刺、谴责。张爱玲不这样，到了她手上，文学从政治走向人间……”[8]所以我认为张爱玲可以成为最红的作家，但绝对成不了一个伟大的作家，因为张爱玲缺乏鲁迅的战斗精神。但她把鲁迅不得不压抑下去的人类凡俗的一面毫无顾忌地张扬了出来，有力地补充了“五四”文学的阙失。
2、理想之光与无尽寒意——作品基调的同中有异
这两位作家在探讨现代人的生存处境时，都表现出孤寂苍凉的悲剧意识。但鲁迅的小说中所透露出的理想之光又充满着希望，它是一幅现实的图画，却又无不启示人以对新的前景的追求。他的一些作品中还有些亮色，他对于黑暗现实的否定中表达了他对于光明未来的肯定，因为鲁迅是清醒的批判者。但是张爱玲只是个智者。她觉得“去掉一切的浮文，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人类的文明努力想要跳出兽性的圈子，几千年的努力竟是枉费精神么？看来如此”。[9]所以她的作品没有鲁迅那种清俊的风貌和潜藏在其中的理性力量，基调是苍凉的，骨子里是荒诞的。她的传奇，不过是一个个说不尽的苍凉故事，渗透着令人刻骨铭心的寒意。她专写没落，语调没有批评与谴责，也无同情与赞美，有的只是嘲弄。她的讽刺，不像鲁迅那样具有对上等人和下等人不同的态度，而是讥诮、漫不经心的。鲁迅和张爱玲是分属于两个文化时代的作家，一个是五四时期最伟大的作家，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一个是“孤岛”时期最红的作家，一个罕见的自由主义文人。但他们在思想意识、文化观念和个人生命体验等方面都存在着息息相关的联系。就人性挖掘的深度和美学意韵这点而言，他们达到了无人企及的高度。尽管从表面的某些迹象上看，他们似乎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作家，但在人性表现上他们确实很值得后人研究比较。
参考文献：
[1]、[5]：郑择魁《鲁迅研究的开拓者冯雪峰》杭州大学编印 1983年哲社版第20页、28页
[2]：鲁迅：《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年第三版第1卷第57页
[9] 余斌：《张爱玲传》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 1995年10月版第3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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