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当代诗歌创作中的几个致命问题 [摘 要] 针对当下诗坛种种纷争,笔者希望把诗歌置于整个社会转型突变的坐标系中来考察,力图从价值倒塌的角度客观揭示当下诗歌的生存境遇,同时直接切入当下诗歌的诸多病症,对当下汉语诗歌进行深刻反思,希望从批判中获得一种力量,重构一个时代的精神元素和诗歌文本。 [关键词] 社会价值 独立与责任 个人写作 这是一个多元的时代,显然,任何观点,在其理念的指引下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众多的追随者,在这样的语境之下,要强调某一个观点更逼近真实,是徒劳的甚至是非常危险的。但是,我坚信,在众多的观点中,总有一个观点是最逼近真实的。我们不能因为“多元性”而否认各个“元”之间的“差异性”,因为差异而多元,因为多元而丰富。因此,多元无法掩盖真伪,多元不是一切伪诗人遮羞蔽体、藏污纳垢的理论依据,多元不是其救命的稻草和遮羞布,不是其精神垃圾与谬论的避难所。 九月份以来,诗坛先后出现了“中青报诗歌事件”、“赵丽华诗歌事件”和“韩寒诗歌事件”,毫无疑问,“九月诗歌事件”的发生绝对不是偶然的,而有着深刻的必然原因,它集中暴露了当下诗歌写作存在的一些致命性问题。我们必须以此为契机,以恢复诗歌及诗人的尊严为突破口,重构精神元素和诗歌文本,在此基础上,重新确立一种新的价值向度,进而重新构建一种更为和谐的新文化秩序。尽管这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但我们必须一步步的逼近。 一、价值自我放弃、心灵自我赦免、命运自我放逐是最根本的病症 事实上,只要我们略加分析,就会得出结论:价值的自我放弃、心灵的自我赦免、命运的自我放逐是这个时代最本质的疾病与表征,或者说,当下诗歌的种种病症,从根本上说,都是由价值的自我放弃、心灵的自我赦免、命运的自我放逐这个“绝症”导致而引发的。 当代社会人性最有力度的支撑点在于:价值。价值,是支撑整个世界的最敏感的神经,是考量秩序的最基本的尺度,信仰、道德、尊严、情感等观念都是价值取向在社会生活中的具体体现、演化和派生。由此可见,价值体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一个时代的价值取向的确立,有着其深刻的哲学基础、现实土壤等社会原因,但是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当下价值的倒塌,观念的分崩离析、真善的严重错位等一切病变和社会危机,是社会转型与后现代思潮共谋的结果。 社会的转型,“消费文化”的突然降临是价值倒塌的现实基础和根本原因。随着社会的转型,财富,成为社会价值的唯一体现和最高的体现。人们对财富的本能占有和追求让人们完全背叛了人的姓氏:信仰被冷藏,道德、尊严、情感已经丧失最后的底线,一切都被金钱覆盖与吞噬,金钱成为指挥一切、控制一切、奴役一切的巨大的魔兽。原有的秩序被变形、被扭曲,人们仿佛被置身于一个完全陌生的、阴冷的、恐怖的充满着凶残与死寂的荒原!……价值,人们一方面千方百计的去追寻、去实现,而另一方面,它又反过来对人们的心灵进行肢解和吞噬。 后现代思潮的强烈渗透是价值倒塌的哲学基础和直接原因。事实上,早在80年代中期,诗歌领域就出现了反价值、反崇高、反英雄的思潮。客观上说,当时这个思潮并非是本土的资源,但却是本土的经验,因为这种反叛更多体现在诗歌对意识形态的疏离之上。笔者比较赞同肖鹰先生的观点:后现代文化形态的形成必须有三个前提:一是社会价值体系的形而上基础的瓦解,“意义”的内在原则丧失;二是市场经济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渗透,生活在公众领域私人领域的层次上都发生了市场化转型;三是伴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勃兴,互联网成为社会文化活动的压倒一切的主导性传媒。从这个意义上看,90年代初,我国才真正步入了后现代主义的进程。显然,80年代中期出现的反价值、反崇高、反英雄的思潮,在90年代后现代主义的直接推动下开始走向极端,成为后现代主义“否定”的特征在思想文化形态上极端化的具体表现,整个90年代, “解构”和“否定”成为一个时代的最经典的关键词。 毫无疑问,后现代的“否定”无论从认识论上还是从生活观念上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它否定的是一元论、是绝对权威,它竭力主张开放的思维模式,倡导多元化和相对性,它激活、丰富了我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并为我们对权威、对核心、对一元化的否定和对新事物、对不同观念的接纳有了理论的支撑。但是,这种多元化和相对性一滑向极端,它就模糊了价值多元与精神虚无的界限,成为一种新文化暴力的利器,就会演变为对信仰、价值、尊严、真、善、美等精神基本秩序的怀疑和否定,最终导致陷落一种虚无主义的深渊。因此,“当后现代思潮像旋风一样席卷我们整个文化领空的时候,我们的诗人和诗歌写作无法摆脱被吞噬、被肢解的厄运,并与之相策应,成为后现代思潮的私生子,高举非价值、非崇高、非英雄的大旗,并使之堂而皇之的成为一种新的真理和新话语霸权。呈现出一种对人类的基本精神向度和宏大题旨的一种蔑视,对信仰、尊严、崇高、英雄和理想等人文精神的截面和基本元素进行了疯狂的解构。而在这样的语境之下,相当一部分诗人和诗歌写作没有逃脱这种被强暴、被肢解、被吞噬的厄运”(南鸥《倾斜的屋宇——后现代与当代诗歌》《诗歌月刊》2006年第五期) 诚然,在这样的现实境遇之下,无论是一个时代的文化领空还是人们的日常生活,都充满着一切无价值、无意义,一切皆游戏的一种极端的虚无主义的谬论与悲情。在一个没有价值尺度、没有是非标准、麻木、冷漠的时代,面对价值人们只能自我放弃;面对心灵,人们只能自我赦免;面对命运,人们只能自我放逐。精神生活的层面没有方向、没有重心,心灵无枝可依、极度空虚,他们只能自己赦免自己、自己原谅自己,对人生、对命运只能自我放逐、随波逐流。因此,尽管相当的一部份伪诗人纷纷打着民间、实践与先锋的幌子横行于诗坛。显然,这种放弃、赦免和放逐集中表现在精神和人格之上,其恶果,直接导致了信仰、价值、尊严、情感、审美意志等诗歌基本元素的严重缺失,对诗歌精神及先锋性造成了极大的遮蔽和伤害;直接导致作为诗歌精神最高品质的“独立与责任”在诗学中严重丧失;直接导致诗歌创造力与想象力严重缺失,诗歌审美极度贫血。 二、“独立与责任”——诗歌精神最高品质的空前丧失 何为诗歌精神?我想这是我们首先必须阐述的问题。诗歌精神,“是一个时代的诗歌写作应该确立、闪耀的一种精神立场和诗歌理想,它是诗歌对一个时代及其主体生命诸多层面的彻照,是对该时代的信仰、价值、尊严、情感、审美意志等方面的一种诗性的揭示、发现、指认(承受、批判、赞美)、命名的一种立场和理想。”(《倾斜的屋宇——后现代与当代诗歌》)无疑,这段文字揭示了三点:一是强调诗歌写作者的立场和理想,二是指出了诗歌的一些基本元素,三是渴望对一个时代进行揭示、发现和指认。我很赞同德昆西在《知识的文学与力量的文学》的观点,他认为这种“力量的文学”“能够使正义、希望、真理、仁爱等理想在人的心灵中复活”。他的“力量的文学”就是强调文学要对读者进行信仰、价值、尊严、情感、审美意志的浇灌与冲击,就是强调这些精神元素在诗歌中的重构。然而,我们当下的诗歌却表现出内质的高危缺钙,表现出精神的阳痿和肾虚…… 1、现实切入的苍白无力与大面积失语 毫无疑问,一部文学史就是一部心灵史,而“独立与责任”,是心灵的基本元素和本质要求,是诗人的人格和品质的具体体现,它直接彰显在诗人对现实的批判与赞美之上,因此,可以说一部文学史就是“独立与责任的”历史。因此,如果诗人不把独立的人格、良知与责任注入自己的写作历程,没有人格、良知的照耀,没有责任的介入,那他的诗歌写作一定是大可怀疑的,他对现实的切入一定是苍白的、无力的,甚至是无知的。显然,这样的写作绝对无法抵达对一个时代的揭示、发现和指认。因此,我们可以说“独立与责任”是诗歌精神的最高品质。 在笔者看来,对生命意义的当代性追问,对一个时代的揭示和指认即是诗歌的宿命,又是诗人的宿命。当下,我国正处于急剧转型的重要时期,“消费文化”像一头突然跳将出来的巨大的魔兽,昼夜撕咬、吞噬着人们的心灵。价值倒塌,真、善、美严重错位、黑白颠倒,人们的心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扭曲和肢解。然而,面对如此的现实境遇,为什么我们的诗人并没有获得一种近似于刀锋体验的疼痛与哀鸣?要么是梦魇般的呓语?要么是“酒吧式”的貌似优雅的喋喋不休?要么是世俗场景简单庸俗的复制?要么是投机性把玩?而面对转型的阵痛与后现代的肢解所带来的一个时代伤口的纹理却视而不见,无话可说!我认为是思想的高危缺钙!是精神立场的极度暧昧!是“独立与责任”的严重丧失!无论是上述的那一种写作,其本质特征是一种精神上的“逃逸性”写作,究其原因,都是由于心灵与人格的极度丧失,都是由于“独立与责任”的严重缺失,大片的伪诗人无法从文本出发,潜心写作,致力于一个时代的诗学建设,他们仅有的才华与智慧全部挥霍在对诗歌的命名、对旗帜的书写、对山头的霸占上。 毫无疑问,“独立与责任”的空前丧失,诗歌精神的奇缺,是当下汉语诗歌写作最致命的死穴,是公众对诗歌最大的异议,是诗歌远离公众的一个直接原因。面对日益紧张、尖锐的现实,他们的切入是苍白的、是无力的,在现实面前,他们只能是大面积失语,只有喋喋不休的小情小调,只有对世俗生活的简单的复制和模仿,并用之来代替生命本真的纹理和细节,更有甚者,直接把粗俗、下流的身体等同于诗歌。 当然,这种“独立与责任”首先决定于诗人的心灵与人格的构成,而这种构成又取决于诗人的价值判断,有什么样的价值判断,就会有什么样的人格构成。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有些诗人对肮脏、卑劣、视而不见,对纯粹、崇高充耳不闻,在触目惊心的现实面前哑然失语!表现出极大的麻木与冷漠!谭五昌在今年6月的“麓山诗会”上尖锐而敏感的强调了诗人的人格建设,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没有引起与会者足够的重视。 2、诗歌精神与先锋性 何为诗歌的先锋性?在我看来,诗歌先锋性的实质就是诗歌的一种力量与光泽,是诗歌独具的一种精神禀赋,或者说诗歌的先锋性就是诗歌精神的基本内核和本质要求。它集中体现在对一个时代及其生命的诸多层面的揭示、发现和指认上,因而,没有对一个时代的存在进行深度思考与切入,没有对该时代的信仰、价值、尊严、情感等基本元素进行渗透和彻照,就无从抵达真正的先锋。 然而,90年代以来,无论是所谓的权威的杂志、选本,还是民刊、论坛,相当的版面上,要么是躲在象牙塔中昼夜雕刻着着梦魇般的呓语和技巧;要么是用庸俗的生活场景代替生命的本真纹理和细节,更有甚者,直接把粗俗、下流的情节和场景等同于诗歌。特别是新世纪以来的诗歌写作,到处贩卖的是喋喋不休的小情小调,是粗疏、下流泛滥成灾的身体,或者仅仅停留在形式的探索,有的甚至仅仅是为了形式的标新立异。如果仅仅是的小资情调,是在话语方式这个层面的探索,那是不完整的先锋;如果是粗疏、下流泛滥成灾的身体,是话语方式的标新立异,无疑,这种没有诗歌精神的先锋是彻头彻尾的伪先锋。 当然,我们强调一种精神深度的抵达,并不是主张诗歌要远离大众、束之高阁、孤芳自赏,恰恰相反,我们这种精神深度的抵达是公众名义、公众意志的深度进入。与此同时,要警惕盲目的庸俗的跟在读者背后的倾向,如果诗人的写作一味庸俗的跟在读者的背后,无疑,这样的诗歌写作同样是浅薄的、庸俗的甚至是无效的写作,只能导致一个民族时代精神的极度萎缩,这将是一个民族的悲哀…… 与此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强调对现实的切入与照耀,并非是对意识形态的反叛或者对其肤浅的图解,恰恰相反,是指诗歌对生命意义的当代性追问与本体性关怀。只有体现了这样的追问和关怀,诗歌的光芒才能穿越暗夜,才能温暖被冻伤的心灵。 三、创造力与想象力严重缺失,诗歌审美极度贫血 创造力和想象力,是艺术家在进行艺术创造时其思维所能展示的思想空间与审美空间相统一的魅力,是任何艺术作品其艺术性的内在要求和一个极为重要的标志。对于诗歌写作,它是衡量一个诗人的才华及作品艺术性的一个主要内容和重要标准。 毫无疑问,诗歌只有具备了卓越的创造力与非凡的想象力,才能构成诗歌超凡的艺术品质,也才能给读者贡献真正意义上的美学享受与精神秀餐。因此,当下诗歌写作创造力与想像力的严重困乏与缺失,是当下诗歌写作又一致命的软肋,它直接导致文本艺术性的粗暴与简单,甚至是非诗,它既败坏了文本的艺术容颜,又伤害了读者的审美视角,是诗歌远离公众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笔者深切的感觉到,对“个人写作”的片面理解和极端化的崇上是诗歌写作创造力和想象力严重缺失的直接原因。朦胧诗后,第三代诗人的写作开始疏离意识形态而回到个人内心,开始从宏大的题旨回到对日常生活的抒写,这是诗歌的进步,体现了诗歌真正意义的回归:从对意识形态的反叛和宏大的题旨真正回到了诗人的内心.。随着后现代思潮的渗透,观念的多元化又为“个人写作”提供了理论前提,后现代思潮“否定”的特征又对“个人写作”进行了肢解,认为一切都无价值、无意义、皆游戏,怎样写都行,特别是新世纪后,以急功近利为特征的“消费文化”的提前降临,泛滥成灾,又为“个人写作”提供了现实氛围。因此,远离诗歌精神的各种标新立异大行其道,更有甚者,盲目、庸俗、低级的跟在读者背后,竭尽谄媚之能,直接把“个人写作”简单和庸俗的推向了极端,把回归心灵当成贩卖心灵,把倾诉情感等同于制造时尚。把从对意识形态的反叛回到诗人内心,从宏大的题旨回到生活细节与大规模复制庸俗、浅薄、时尚混为一谈,把肮脏、粗俗的自慰、抚摩看成是奇绝个性的张扬。 就当下的汉语诗歌写作,无论是所谓权威的杂志、选本,还是民刊、论坛,相当的版面仅仅停留在肤浅的想象和比喻的层面,充斥着唾沫一样的文字,仿佛只要是分行排列的文字都是诗歌,大大降低了诗歌的写作难度和艺术纯度,废话、唾沫像皇帝的新装一样堂而皇之的贴上诗歌的标签。无疑,这样的文本丧失了基本的创造力和想像力,诗歌的魅力黯然失色,诗歌的审美意志受到前所未有的公然践踏,诗歌审美极度贫血。 写到这里,我们必须再一次深思为什么以海啸、马知遥、柏铭久、汉江、南方狼、蔡宁、卢辉、之道、张建新、袁伟、冬箫、焱冰、古剑、三色堇、指界、郦楹、纯玻璃、南鸥等诗人一年多来反复倡导“感动写作”的诗歌主张?显然,在异常麻木、冷漠的诗歌现场,他们以诗人的绝对良知,敏感而尖锐的发现了当下诗坛的这三大“致命问题”。面对价值、心灵和命运的自我放弃、赦免与放逐,面对精神元素空前丧失,面对创造力与想像力严重缺失,他们不得不提出“重构信仰、价值、尊严、情感、审美意志等精神元素,反对肮脏、虚伪、暴露和歧途,提倡人性之光和汉语之美,以感恩、悲悯的情怀,直面现实,胸怀天下”的诗学主张。无疑,从现在来看,我们完全有有理由相信,这一诗学主张的提出,是21世纪以来中国诗歌的一次灵魂觉醒和精神建瓴,它预示着朦胧诗后一场真正意义的诗学革命的到来,它是一场更具严肃意义的诗学革命的序曲和前奏! 提纲: 1.价值自我放弃、心灵自我赦免、命运自我放逐是最根本的病症 2.“独立与责任”——诗歌精神最高品质的空前丧失 3.创造力与想象力严重缺失,诗歌审美极度贫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