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题目: 浅谈夏衍《上海屋檐下》的艺术特色 内容摘要: 开头部分简介作家和作品,主体部分包括四个论点:一、在平凡事件中反映时事,即现实主义风格;二、普通人物展现世情,即人物塑造上的特点;三、环境的渲染与烘托作用;四、孩子们歌声中积极奋进精神的感召力量。结尾总结全文。
关 键 词: 现实主义、平凡事件、普通人物、梅雨季节、歌声 引 言: 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夏衍以其出色的剧作名世,无论是历史剧还是世情剧,都以其独有的魅力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给世人以积极的影响与警示。尤其是《上海屋檐下》是夏衍的第一部现实主义力作,作品以平凡的人物、普通的事件展示时代的风貌。借助梅雨季节这样的背景点染世情,用平凡的力量震撼人心…… 正 文: 夏衍(一九零零~一九九五),原名沈乃熙,字端先。祖籍在河南省的开封,出生在浙江省杭州市一个没落的小地主家庭。他很小的时候父亲就过世了,家境惨淡,靠着典当和借贷过日子,从小就体验到了下层人民生活的凄苦和辛酸。高小毕业以后,夏衍曾经到一家染坊店当学徒,后来进入杭州甲种工业学校学习。一九零二年,抱着“工业救国”的理想,他考取了日本明治专门学校,学习机电工程,不久转而研读哲学和文学书籍。一九二七年,他因为参加了日本进步文艺运动而被驱逐回国。在党的领导下,夏衍于一九二九年与郑伯奇等人组织“艺术剧社”,首先在戏剧界发起了无产阶级戏剧运动,并且积极参与“左联”的筹建工作,成为我国左翼文艺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① 夏衍的文艺创作是多方面的,从第一个独幕话剧《都会的一角》开始,他在民主革命时期,共创作了十多个多幕剧和七个独幕剧。这些话剧作品在各个历史阶段中,都曾产生过比较大的影响,在一定的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现代话剧艺术的成熟。而在夏衍的创作上,《上海屋檐下》是一部具有突破性意义的作品,他自己曾经说过“在这个剧本中,我开始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摸索。在这以前,我很简单地把艺术看作宣传的手段”。② 他还说:“在我说来,是写作方面的一个转变,注意了人物性格的刻画,内心活动,将当时的时代特征反映到剧中人物身上。”③ 《上海屋檐下》充分表现了夏衍的创作个性,形成和确立了他深沉、凝重、清馨、淡远的艺术风格。 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变”以后,当时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被迫释放了一批所谓的政治犯,此时,夏衍听说了许多出狱同志的故事,深有感触,激起了他创作的欲望。于是,在一九三七年的黄梅时节,他写成了《上海屋檐下》,这也是这一时期内他最成功的作品。 剧本描写的主要人物匡复,在被捕八年重获自由以后,急切地来到好友林志成的家里,询问自己妻子杨彩玉和女儿葆珍的下落。然而却得知妻子已经与好友林志成同居。因为林杨二人早就听说匡复已经身死狱中,于是,三个人都陷入无法解脱的矛盾和痛苦中。杨彩玉希望能和匡复一起再度追寻过去的幸福,然而,当林志成满怀愧疚,试图默默退出的时候,两个人八年来的患难真情突然迸发,很难断然分手。此时,忧思满怀的匡复理解并原谅了他们,因为他看出林、杨二人在苦难的生活中也已经产生了真挚的情感。最终,在孩子们激昂的歌声里,匡复留言离去,重又投身到新的革命运动中去。 除了这条主要的情节线索以外,剧中还有另外几组人物:失业在家的大学生,靠典当度日,却还得强装笑脸,安慰年迈的父亲;被生活所迫不得不出卖自己的施小宝;勉强糊口的小学教员赵振宇;因为儿子战死而恍惚终日的老报贩等等。这些人都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共同演绎着一群小人物的生活故事。 我觉得《上海屋檐下》虽然不是什么鸿篇巨制,却能从平凡的事件中反映当时社会的现实;通过塑造一群普通的小人物,展现当时的民情;再加上“黄梅时节”、“同一屋檐下”这样匠心独具的安排,以及孩子们那童真的歌声中透露出的积极向上的精神等,这些有机的融合在一起,显示出作者深沉、含蓄的艺术风格。下面具体谈一谈我对这部作品艺术特色的浅显认识。 以平凡的事件反映时事,突显现实主义艺术风格。 《上海屋檐下》向我们讲述的并非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件。不论是主线人物匡复、杨彩玉和林志成三个人之间的情感纠葛,还是副线人物赵振宇、黄家梅等人面对生活时的无奈与辛酸,都只是当时黑暗社会中平凡的现实。也正是这些具有很强的代表性的普通知识分子和小市民们的平凡人生,他们琐碎的日常生活,反映出了那个时代的苦痛和郁闷。 在我看来,这部剧作在整体的安排和事件的展开上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的特点: 巧妙的构思,严谨的布局,多条线索同时发展。 《上海屋檐下》是夏衍杰出的现实主义力作,也是他自觉实现现实主义手法取得的重要收获。作品以匡、杨、林三人的生活遭遇为中心线索,以其他几家房客的生活为辅助,构成了一部三十年代上海的中下层人民生活的图景。三幕戏都发生在同一场所,都在上海东区常见的弄堂房子里展开。前前后后的全部剧情还不到一天的时间,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的五家人,都有着各自的忧愁,五家人的故事同时向前发展。戏多而不散,人多也不乱。相反地,各个部分之间相互穿插着,转换也很自然。 如,话剧刚开始不久,在展示了杨、林一家清早的一幕以后,以赵振宇的妻子与桂芬的对话,简单的说明林志成与杨彩玉母女之间的关系,黄家梅及其老父的情况,为后续剧情的发展埋下了伏笔;同时,也增添了剧作对观众的吸引力,让观众产生疑问和兴趣,继续关注后面的剧情;这样又可以自然而然地引出赵家与黄家的故事,也使剧中的人物自然出场。再如,赵妻与桂芬闲聊,赵振宇听到了自己感兴趣的话题,便也插了进来,而正当赵妻责备赵振宇总是套话连篇时,门外糍米饭的叫卖声和阿香的张望,将人们的视线自然的引向了前楼的施小宝,于是,剧中的又一个人物开始亮相了。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不再赘举。 剧作就是这样随着一个个人物的自然出场,或借助他人之口,同步地、互相穿插着为观众讲述五家人的不同遭遇和命运。反映出他们共同的无奈和痛苦。正因为作品中所描述的有很多琐事,也使其具备了另一种特色。 2、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恬淡而又自然。 我觉得这种生活气息体现在屋檐下的人们琐碎的生活细节里。比如说,话剧刚刚开始时,彩玉母女的对话,就给人一种很亲切的感觉,好像自己也曾经被母亲那样催促过,或自己也曾那样地训斥过自己的孩子。 杨彩玉:葆珍,时候不早啦! 葆 珍:(撅一撅嘴,不理会)…… 杨彩玉:跟你说,时候不早啦! 葆 珍:我还没会唱呢!…… 杨彩玉:……衣服脱了也不好好挂起来,往床上一扔,十二岁啦④ 再如赵妻买菜的那一段,真是让人哭笑不得。既看不惯她的斤斤计较、刁钻算计,又不由得同情她为生活所累,凡事都须精打细算。最传神的是当她争不过卖菜的,又付给人家两个铜板以后,很快地从那人的竹筐里又拿了一支茭白。虽然只是一个很简单的动作,却活化出了赵妻那种小市民形象,总要想法占点便宜才好。 这种生活气息还体现在门外那些不同的叫卖声中。卖茭白的、卖糍米饭的、卖方糕的,那一声声的叫卖,从弄堂巷里传来,总是最先吸引小孩子的注意,阿香的一次次央求,赵妻却一再找理由退避,不是因为别的,只为生活的拮据。 一群平凡人的平凡生活,加在一起,向人们展示出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中国社会的现实。这不仅是这一屋檐下的人们的无奈与悲哀,也是整个时代、整个社会共有的无奈,共有的悲哀。 二、刻画普通的小人物,展示世情。 在《上海屋檐下》里,没有英雄,也没有显贵,有的只是些普普通通的知识分子和小市民:入狱八年刚刚获释的匡复;纺纱厂的小职员林志成;小学教员赵振宇;失业的大学毕业生黄家梅和他的老父亲;为生活而出卖自己的施小宝;还有彩玉、桂芬、赵妻这样的家庭妇女,每天都在重复着洗衣、做饭这样的琐碎家务的女人们。这群人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品尝着各自的辛酸,吞咽着各自的苦水。作者通过对这些小人物的语言、心理和性格等方面的形象刻画,生动展现了那一年的中人们的生存状态和烦郁的心态。从中也体现出作者在创作上的深厚艺术功底。 1、利用典型性的语言表现人物的复杂心情,体现人物性格特征。 匡复出场以后与林志成的那段对话就很典型。一方面匡复急于了解妻女的情况,而另一方面林志成则处于尴尬之中,难以启齿道出真实情况。两个人的语言分别呈现出各自的特点,匡复的一再追问,林志成却吱唔不语,语言形式完全符合当时人物的心境。 匡 复:……志成……第一就要找到你,见了你就可以看见我的彩玉,我的葆珍!志成,她们,她们…… 林志成:她们,唔,她们…… 匡 复:她们好吗?她们……这几年,她们怎样过的?告诉我…… [林志成不语] 匡 复:她们好吗?志成,你说…… 林志成:她们……(痛苦) 匡 复:志成,你告诉我,她们怎样了?她们……你用不着瞒我,她们已经——(悲怆地) 林志成:不,不,她们很好……过一会儿……⑤ 两种不同的语言形式互相对比,表现了两个人的不同心境,尤其表现了林志成的复杂心情:无法直言相告,因为没有颜面说自己以为朋友已死,已经和朋友的妻子走到了一起;不能隐瞒真相,又一时找不到推脱的理由!处在这种两难境地中的人,也难怪说起话来吱唔不明。 作者成功的处理人物语言的另一个典型是赵妻,应该说,在剧本里赵妻是个既多嘴,又多事的人。和桂芬讲林志成和杨彩玉的闲话,与施小宝寻事,没完没了地向桂芬打听黄父的事情,偷偷地在林家门外听声,告诉葆珍匡复就是她爸爸等等。她的语言是那种极小市民、长舌妇的语言特征,再加上表情、动作,则更为传神。如与桂芬议论林、杨之事时的一段: 赵 妻:(很快地对桂芬)听见吗? 桂 芬:什么? 赵 妻:(用嘴往门外一撅低声地)说起了她爸,葆珍就生气,嘟起了嘴。(模仿着)“什么爸爸、爸爸”唔,现在时势变了,小孩人事懂得早,一点事情也瞒不过啦!…… 赵 妻:你还不知道呐,她跟我们啊牛讲话,讲到姓林的事,总是林伯伯,从来也没听她叫过爸爸。⑥ 典型的语言与动作、神情相结合,活现出了一个爱说闲话,爱管闲事的主妇形象,而赵妻唠叨赵振宇的话也很有代表性,她一个劲的唠叨,赵振宇则置若罔闻,更加显示出了她的无聊多事。 2、注重对人物心理的描述。 作者对剧中人物的刻画,是通过描述人物的语言、动作和表情来实现的。如杨彩玉见到匡复以后,既想跟匡复走,再续前缘,又不忍抛下林志成的两难心情。左右为难的她侍候酒醉的林志成,为他端茶送水,,又不忍心看匡复穿着破损的衣服,细心的为他缝补。这个悲情女人身处动乱的年代,面对艰难的抉择,内心充满了痛苦和矛盾,不知道自己该何去何从。匡复面对即成的事实,心里也非常矛盾,他深爱自己的妻子和女儿,却又感到在她们最需要的时候,自己并没有尽到做丈夫和父亲的责任。最重要的是,他看到彩玉和志成之间也已产生了真挚的感情。所以最后做出了理智的选择——留下字条悄悄出走,继续为革命而奋斗!话虽然说起来简单,然而这个过程却是艰难而又痛苦的。同样,林志成也挣扎在既愧对好友,又舍不得离开杨彩玉的苦恼中。他辞去了让他整日烦心的工作,喝的大醉,在半醉半醒之间,倾听彩玉和匡复的对白,心里满是苦水,最后决定退出。作者对这些情节都刻画得很细很深。 剧中还有一个身心倍受煎熬的人,就是那个失业在家的黄家梅。 他是父亲典当家产,借高利贷供出来的大学生,如今却失业在家。面对从乡下跑来探望孙儿的老父亲,不得不撒谎安慰老人家,同样用典当的方式来圆自己的谎,给父亲买菜,陪父亲看戏。为此甚至卖掉儿子的金锁片和妻子的衣服,却不知道接下来的日子要怎么过下去。他的心里是苦的,脸上却还要装出笑容。尤其是他那一阵阵咳嗽,让人很揪心。作者把他这种强颜欢笑的痛苦写得很逼真。 三、环境的渲染,烘托作用 普通人的平凡故事,偏偏发生在了那让人气闷的梅雨季节,发生在同一个屋檐下。 梅雨季节是南方最难耐的气候,而作品中的梅雨天气是具有深刻意义的,不光天气让人觉得憋闷,当时的社会和政治环境更让人郁闷。生活在那样一个时代里,那样的时节,又有那许多烦心的事情,怎能不让人觉得闷,怎么能不期盼大风雨———新的革命风暴的到来?作者并非简单地把故事发生的时间安排在梅雨天气而已,而是将天气的变化贯穿在整个故事情节的始终。随着剧情的变化,提示天气的变化。当剧中的人物偶有欢笑时,太阳也会闪亮一下脸;而当情节发展到辛酸的时候,或是“下起雨来”⑦,或是“雨下得更大了”⑧。最终,当匡复留言离去时,雨下得正大,我想这雨正象征着即将到来的革命风暴吧!匡复重又投身到革命当中,正像他所留的信中说的那样:“我离开你们,决不是消极的逃避,我决不使你们失望。朋友,勇敢地活下去……”⑨ 他一定会继续为着光明而斗争下去。我觉得这也是整部作品中最震撼人心的地方。一位在国民党狱中受难八年的革命者,面对情感上两难的的处境,毅然地选择了离开,离开小家,离开痛苦的矛盾,为了更多人的去战斗,去拼争!这种豁达,这种大义,怎能不让人肃然起敬呢? 同一座屋檐下的人们,各自承受着不同的痛苦和折磨。生存的危机,情感的纠葛,人格的屈辱,丧亲的痛苦等等。在那个充满苦难的年代里,每个人都过着凄苦的生活,每个人都在承受着这样那样的苦痛。我想这正寓示着一个不争的事实:整个社会都缺少阳光,那么,这个大屋檐下的人们怎么可能享受到阳光呢?只有屋檐下的人们齐心协力,共同去斗争,才能拨云见日,共享光明与太平! 四、孩子们的歌声中积极、向上精神的点染于感召。 整部作品中,唯一与整体风格不相一致的,是葆珍、阿牛这些孩子们所唱的歌曲。那歌儿活泼向上,唱出了孩子们的天真,也唱出了孩子们的勇敢与无畏、乐观的精神面貌。为整部作品增添了亮点,注入了活力,点燃着另外一种气氛。正是孩子们那“好!我们都是勇敢的小娃娃,大家联合起来救国家!救国家!”⑩ 的歌声,启发和鼓舞了匡复,使他从个人的痛苦中挣脱出来,勇敢地走向了新的生活。 我想,作品结尾处众人的合唱,意在暗示人们都应该站起来,抛开个人生活中的琐碎与烦恼,携手努力,参与到自救与救国的行动中,共同争取新的美好生活,这也恰恰是这歌声感召力的体现! 总之,《上海屋檐下》这部完成于抗日战争前夕的戏剧作品。是夏衍第一部现实主义力作,在那个特殊年代里,以它特有的方式,反映时代,反映普通人的自救与救国意识的觉醒,像一盏银行的明灯,为迷茫的人们指引着前进的方向,影响和带动更多的人,参与到争取民主与自由的革命风暴中去。不愧为一部成功的现实主义戏剧作品。
注 释: ①摘自《中国现代文学史》第429页。 ②摘自《上海屋檐下》后记。 ③摘自《上海屋檐下》后记。 ④摘自现代名家经典之《上海屋檐下》第177页。 ⑤摘自现代名家经典之《上海屋檐下》第201~202页。 ⑥摘自现代名家经典之《上海屋檐下》第180页。 ⑦摘自现代名家经典之《上海屋檐下》第179页 ⑧摘自现代名家经典之《上海屋檐下》第194页 ⑨摘自现代名家经典之《上海屋檐下》第247页。 ⑩摘自现代名家经典之《上海屋檐下》第247页。 参考书目: [1]《中国现代文学史》,由武汉大学出版社于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出版。 [2] 作者,夏衍,《上海屋檐下》,湖南新世纪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十月出版。 [3] 《上海屋檐下》后记,由中国戏剧出版社于一九八四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