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清代小说看科举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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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是中国古代小说的繁荣期、高峰期和转型期。我们从清代小说中经常可以看到描写科举的情节和实例，《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都产生在这个时期，它们的思想艺术成就都达到了古代小说的巅峰。这三部作品距离今天都有二三百年了，其间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及其观念意识都经历了最剧烈和最深刻的变革，但它们的艺术魅力并未因时代变迁而稍有减褪。《聊斋志异》、《儒林外史》和《官场现行记》，对科举制度及其弊端的描述笔墨甚重，我们大致可以看出科举制度的轮廓。
清代科举制度的特点
隋唐时出现的科举制度,通过考试的方式,凭文取人,使人才选拔有了客观标准和衡量的依据,也使选官用人有了制度性的保障,这可以说是中国选官制度史上的一大进步.科举制度曾在中国历史上持续了一千三百多年，自产生之日起就确立了由政府出面招生,考生“皆怀牒自列于州县”的自由报考原则,考生几乎没有身份,阶层,职业等限制,除了倡,优,隶,卒等“贱民”外其他人均可以参加科举考试……正因为如此，科举制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首先是打破了世袭制和等级制的垄断，除了少数受限制的家庭出身者外，无论贫富贵贱，都有参加考试的资格。其次是标准一致，各级考试都有统一的程序、形式和内容，即使主考官免不了个人好恶，也已受到很大制约。不过，随着科举制越来越受到重视，制度日趋严密，也越来越僵化。

清朝的科举制度最大的特点是八股取士。主要以八股文为主。文体上的变化极为有限。在八股文中，题目就是对此文内容的界定。全文只能就题目展开，不能扩大，也不能缩小。仿佛挖井，从井口到井底要一样粗。八股文是明清科举考试所采用的一种专门文体。又叫制艺、制义、时艺、时文、八比文等。它要求文章题目一律用《四书》《五经》中的原文。体裁结构有一套固定的格式。全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大结等部分组成。乾隆二十二年（1757）又增加了试帖诗。在清朝的科举制度中，试帖诗是比较特殊的，它是用于考试的律诗。基本是从前代的经、史、子、集中抽取一些词语为题。试帖诗的结构，首联为破题，次联为承题。第三联类似八股的起比，第四、第五联如同中比，六、七联如同后比，结联如同束比。由此可以想见，八股的特征是非常刻板，“没话找话”在当时也受到一些批评。但八股文的特征之一就是因难见巧，怪题难，更可以显出作者的巧思。例如考官出了个○作为题目，这只是书中的一个圈点，有的考生“破题”说“圣贤立言之先，得天象也”。古人认为天圆地方，人道本乎天道。

但因为八股死板，很多人只学八股，其他知识几乎不懂，也是一大特点。《儒林外史》中，说有一次科考，一童生要求周学道面试诗词歌赋，周学道变了脸说：当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须讲汉唐！像你做童生的人，只该用心做文章，那些杂览，学他做什么！

接下来，范进做了山东学道，有一个少年给其讲一个笑话，说当朝一位学差在何景明家饮酒，景明先生醉后大声说：四川如苏轼的文章，是该考六等（秀才岁考的最末等）的了。这学差记在心里，主管了三年学差后回来又见景明先生，说：学生在四川三年，到处细查，并不见苏轼来考，想是临场规避了！可是，范进竟然没有听出这是笑谈，说：苏轼既然文章不好，查不着也罢了。。。

科举的目的是为了选拔官员，但中国进入近代以后新形势下需要的外交、法律、管理、警察、军事、科技、金融、财务、民政等很多方面的官员却无法通过科举来选拔，也不是临时开设的“经济特科”所能囊括。八股取士是明朝传统，而清朝科举制度依旧执迷于八股文,小楷试帖,所取之人“问以五州形势,列国政治,历朝史鉴,诸子百家,天算,动植,形声,格致之学,皆懵然漠然,不知所对”。
清代小说中科举制度的表现形式
由于科举的目的是选拔官员，所以科举考试一直都是读书人趋之若骛的事情。学生参加考试，是一家人甚至是一村人一族人的大事。《儒林外史》中鲁编修的女儿鲁小姐要自己的新郎“身修而后齐家”，认为新郎不醉心于科举就是误自己终身，对劝自己的母亲说：自古及今，几曾看见不会中进士的人可以叫做名士的？在《红楼梦》中，贾宝玉最引人注目之处是他突出的叛逆性格，王夫人对薛姨妈说：“我为他担了一辈子的惊，刚刚儿的娶了亲，中了举人，又知道媳妇作了胎，我才喜欢些，不想弄到这样结局！”他生活在科举是正途出身的时代，却极端鄙弃科举制度，家人和妻子（宝钗）都劝他把自己的天才用到追求功名上，他虽然满怀希望寻求新的出路，但又无路可走，所以他的人生备感痛苦、困惑。虽然最后中了乡魁，但出家成为他唯一的归宿。
学生多次参加科考也都是平常事情。《儒林外史》中，说周进做了广东学道看到的范进年纪大了，就点名册问范进多大，范进说：童生册上写的三十五岁，实年五十四岁。又问：考过多少回数了？答：二十岁应考，到今考过二十余次。根据统计，从唐代开始科考以来，考中举人的平均年龄是37岁。
乡试、会试都是三年举行一次的正式考试，一直到殿试，都有具体严谨的晋级规定。《儒林外史》中周进一直到友人替他捐了监生，才得以参加乡试以至做官的。
由于科考是国家给予的晋级台阶，也不免被一些部门和个人利用。主管部门营私舞弊非常普遍。蒲松龄的一篇《三生》，写一个名士考试落榜气死了，到阴间告考官“黜佳士而进凡庸”，主考官推诿责任说：虽然有好文章，下边考官不推荐，我根本看不到。阎王下令鞭打失职的主考官，告状的名士还不满意，阎王殿两边的冤鬼“万声鸣和”，上万名同样的冤鬼要求对目不识文的考官“白刃劙胸”。这告状的名士叫“兴于唐”，这名字寓意深刻，科举制度正是兴盛于唐朝，“兴于唐”的命名恰好负荷了读书人从唐代开始沦落的血泪史。这么多有才能者考不中，就是因为主管部门营私舞弊。蒲松龄还虚构出一个考弊司，挂着斗大的“孝悌忠信”和“礼义廉耻”，考弊司，顾名思义，应该是监督考试的主管部门，这个主管天下读书人的考弊司却挂羊头卖狗肉，司主面目狞恶像山精，不管哪个人见他，首先得从身上割下一块肉来----实际上就是索贿，真是“惨惨如此，成何世界”。
清代小说中参加考试者的身份等级
《清史稿·志八十三·选举三》载：“有清科目取士，承明制用八股文。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谓之制义。三年大比，试诸生于直省，曰乡试，中式者为举人。次年试举人于京师，曰会试，中式者为贡士。天子亲策于廷，曰殿试，名第分一、二、三甲。一甲三人，曰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乡试第一曰解元，会试第一曰会元，二甲第一曰传胪。悉仍明旧称也。世祖统一区夏，顺治元年，定以子午卯酉年乡试，辰戌丑未年会试。乡试以八月，会试以二月。均初九日首场，十二日二场，十五日三场。殿试以三月。……乾隆间，改会试三月，殿试四月，遂为永制。”按清代科举制度，最低一级的童生要参加县官主持的县考、知府主持的府考和最后由本省学政主持的院试，及格的就称“进学”，就是秀才；“秀才”也称相公，只能“寻一个馆教书”；秀才中因品学优良被保举入清朝最高学府国子监的叫监生，《儒林外史》中就有一个著名的葛朗台式的严监生。秀才同监生可以参加省里的乡试，乡试考中了就是举人，“举人”就可以做官，可称老爷。如《范进中举》中范进做了秀才后，向岳父胡屠户借盘缠，到城里乡试，被岳父臭骂一顿，断言范进“不三不四，就想天鹅屁吃”，还说：“明年在我们行事里替你寻一个馆（指教书的私塾），养活老婆和老不死的老娘是正经！”范进中举后，胡屠户称范进“做了老爷”，是“天上的星宿”。爬上第二级科举阶梯的范进就可以做官了，所以马上就有张乡绅来送贺仪和房子给他作为拉拢，接下来有送田产的，有送店房的，以至于到两三个月后，本来贫穷的“范进家奴仆丫鬟都有了，钱米更是不消说了”。在秀才和举人之间的还有一种“贡生”，贡生不用归儒学管辖教导，有的也可以作官。鲁迅小说中的孔乙己是未爬到举人级别的读书人，无权无势穷困潦倒，中封建教育的毒很深，只能把毫无用处的“茴”字的四种写法教给小伙计。被录取的举人对乡试的主考官要认师生，称“座师”，称其他考官为“房师”，表面上是尊师，但这样就形成了以后的利益集团和政治派别。
举人参加会试，通过的就是贡士，接下来殿试的分为三等，第一甲赐进士及第，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第一甲第一名叫状元，第二名叫榜眼，第三名叫探花。一甲进士立即实授翰林院官职，二甲以下的也可以入翰林，即被选进翰林院做学习性质的“庶吉士”。《儒林外史》中周进殿试后就做了六部司署里办事的官员，三年后就做了御史和广东学道，最后做了最高学府国子监的负责人之一司业。
科举弊病在小说中的描写
赞叹也好、羡慕也好、抨击也好、讽刺也好，由于科举及官吏制度的影响，大部分小说都不能没有对科举的描写。之前的《儒林外史》和《聊斋志异》，独特地选择了知识分子这个社会阶层的视角，通过对他们的生活遭遇和精神境界的描绘，入木三分地揭露了科举制度的弊端和罪恶。而《官场现形记》等，通过对封建官吏形象的刻画，淋漓尽致地抨击了官场的腐败和黑暗。
蒲松龄用奇诡的鬼魂故事说明：科举这个决定读书人命运的重要制度，在清朝已经成了枯木朽株。以《司文郎》为例，“司文郎”本是唐代官名，后来传说为梓橦府主管文运的神。梓橦府司文郎决定人间书生的功名。小说前半部分写了三个书生，宋生、王平子、余杭生的交往。余杭生骄纵无理，以“老子天下第一”自居。宋生跟他比试写文章，余杭生陈词滥调。受到宋生尖刻嘲笑。宋生帮王平子做考试准备，精心琢磨写好文章。王平子和余杭生参加了考试，水平如何？小说描写一个瞎和尚，能把文章烧成灰，用鼻嗅判文章高低，瞎和尚说王平子文章“初法大家”，走的是正路，学古文大家，他“受之以脾”；对余杭生文章，瞎和尚“咳逆数声曰：‘勿再投矣，格格而不能下，强受之以鬲，再焚，则作恶矣。’”考试结果，写出令人作呕文章的余杭生高中榜首，写出好文章的王平子却名落孙山。瞎和尚感叹说：“仆虽盲于目，不盲于鼻，帘中人并鼻盲矣。”“帘中人”指乡试阅卷官。王平子再次落第，这时宋生才对王平子说：他是个飘泊游魂，生前不得，死后想借“他山”之攻也就是借帮朋友取得功名，证明自己的能力。没想到朋友同样倒霉。文场为什么暗无天日？关键在于文运掌握者根本不懂行：“梓橦府现缺一司文郎，暂令聋僮署篆，文运所以颠倒。”原来掌握文场的是聋子！生前死后饱受文运之苦的宋生，决心报考“司文郎”，终于在阴世考试中脱颖而出，在孔子帮助下成了司文郎，文运昌盛，有才能的读书人金榜题名，朽烂低劣的文章才失去了市场。
司文郎为求功名而游魂，对科举制度下知识分子可悲、可怜、可叹的精神状态写得惊心动魄；用鼻嗅文章的鬼魂读书模式，讽刺科举考试臭不可闻的文体；其三，阅卷考官眼睛鼻子都瞎了，而文场的主管是个聋子，书生，考试文体，考官，三者结合，把科举之“病”写得深入骨髓。
科举对士人宦途和心灵的影响
　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则以酣畅淋漓的笔墨，辛辣地讽刺了科举制度下受毒害的知识分子的种种丑态，并旁及当时的官僚制度、人伦关系以及整个社会风尚，进一步否定了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正因为吴敬梓从根本上看透了科举取士的腐朽罪恶，也看透了士子们被科举扭曲了的种种卑污的灵魂，他才由先前的热中功名，到厌弃名利富贵。《儒林外史》首先对科举大力抨击。在第一回“楔子”中，就借王冕之口批评因有了科举这一条“荣身之路”，使读书人轻忽了“文行出处”——即传统儒学要求于“士”的学问、品格和进退之道。第二回进入正文开始，又首先集中力量写了周进与范进这两个穷儒生的科场沉浮的经历，揭示科举制度如何以一种巨大的力量引诱并摧残着读书人的心灵。范进一生痴情追求的是“中举”。一旦“中举”，显赫的社会地位、富足的经济生活都到手了，可以高居人上，可以享受荣华富贵了。因此，范进听说中举，大喜过望，竟痰迷了心窍，喜至于疯。这是科举制度扭曲了读书人的灵魂。爬上科举进身之路的第二级阶梯的范进马上就成为统治阶级中的一员。他们原来都是在科举中挣扎了几十年尚未出头的老“童生”，平日受尽别人的轻蔑和凌辱。而一旦中了举成为缙绅阶层的一员，“不是亲的也来认亲，不相与的也来认相与”，房子、田产、金银、奴仆，自有人送上门来。在科举这一门槛的两边，隔着贫与富、贵与贱、荣与辱。所以，周进在落魄时入贡院参观时，会一头撞在号板上昏死过去，被人救醒后又一间间号房痛哭过去，直到口吐鲜血----就是哀号自己中举之前的困境；而范进得知自己中了举人，竟欢喜得发了疯，幸亏他岳父胡屠父那一巴掌，才恢复了神智。读书人——特别是那些出身贫寒的读书人如何为科举而癫狂的情状，通过这两个人物显露得极其充分而又带着一种凄厉的气氛。在这些人物中，像马二先生好谈文章而不识李清照，范进当了一省的学道而不知苏轼为何人，反映出科举对士林文化修养的破坏；像上至某“大学士太保公”借口“祖宗法度”以徇私，下至穷秀才王德、王仁标榜“伦理纲常”而取利，则反映出这些读书人在道义原则上的虚伪性。《儒林外史》描摹出这种普遍性的社会景观，从根本上揭示了封建制度对人材的摧毁和它自身因此而丧失生机。
世人对科举的看法在清小说中的表现
贾宝玉是《红楼梦》中的核心人物，他身上透露出追求民主和个性解放的反封建意识和人道主义思想。他生长在功名富贵之家，却极为鄙视功名富贵。他生活在科举是正途出身的时代，却极端鄙弃科举制度。他虽然满怀希望寻求新的出路，但又无路可走。
王冕是《儒林外史》开篇的人物，他看到明朝礼部的三年一科、八股取士的科举之法后，说：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一代文人有厄！
可是，以上人物都是极少数的代表，大部分人，包括《红楼梦》里宝钗、袭人，宝玉的父母，都希望宝玉能够科举成功名，《儒林外史》里的鲁小姐，从小就读〈四书》《五经》，请先生教做八股文章，并不因为自己嫁了个名人之后的名人而高兴，就是因为觉得“只道他举业已成，不日就是举人、进士，谁想如此（不耐烦做八股文）光景，岂不误我终身！”希望丈夫“不日就是个少年进士”的希望落空，而母亲、养娘的看法是，女婿不得中举，“将来生出小公子来，自小依你的教训，不要学他父亲，怕教不出个状元来，就替你争口气，你这（将来）封诰是稳的。”包括《红楼梦》里另外又写到，贾雨村问甄士隐：“现在他府中有一个名兰的已中乡榜，恰好应着‘兰’字。适间老仙翁说‘兰桂齐芳’，又道宝玉‘高魁子贵’，莫非他有遗腹之子，可以飞黄腾达的么？”这样的人物和想法，在清代小说中可谓正常的典型。
即使是小说作者，对待科举的态度也是不同的。吴敬梓的写《儒林外史》之前热中功名，但由于家产挥霍，并经历了多次科考并体会到它的腐朽之后他开始厌弃名利，36岁时，虽有安徽巡抚荐举应博学鸿词入京考试，他也坚以病辞，并终生不再涉足考场，在自己的作品中，肯定王冕的不慕荣利，不随流俗，蔑视功名富贵；也肯定了“真儒”虞育德和闭门著述、不愿做官的庄绍光；还有《儒林外史》结尾的市井四“奇人”，淡泊名利，自食其力。反之，在书中大力鞭鞑、讽刺了那些监生、贡生和学道之流的庸俗浅薄和不学无术。而蒲松龄，虽然在小说中也以大量篇幅抨击科举的危害和腐败，但蒲松龄对科举制度的批判，还仅仅停留在揭露其弊端上，还做不到从根本上否定这一制度。他本人却始终在功名利禄前苦苦挣扎。十分热衷功名，从19岁中秀才后，“三年复三年，所望尽虚悬”(《蒲松龄集》第579页)，直考到50多岁还不想罢休，年纪很大了还期望参加科考得到功名，也从侧面反映了他也有贾宝玉一样希望寻求新的出路，但又无路可走的窘境。
科举在清小说中的式微与研究意义
科举千年，朝廷立国，文人立命，社会长治久安，个人功名利禄，尽系于此。在清朝的科举历史上，八股文三废两兴，直到1901年，在八国联军的炮火中，慈禧宣布停止八股文考试，它才走到了历史的尽头。从清代小说中看科举，不仅可以看出当时的科考状况、官场惯例以及选拔官员的要求条件等等政治经济制度的具体表现，也完全可以看出各个时期的文人思想和文化潮流，包括最终科举式微的历史原因。其中一些精彩片段和书中的人物也由于作者本身的艺术功力而得以流芳百世，千古传诵成为不朽名篇。由于科举制度有如此之大的影响力，晚清废科举后才四个月，严复便在《论教育与国家之关系》的演说中说：“不佞尝谓此事乃吾国数千年中莫大之举动，言其重要，直无异古者之废封建，开阡陌。造因如此，结果如何，非吾辈浅学微识者所敢妄道。”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国人意识到单单引进西方的科技和军舰大炮，是不足以富国强兵、抵御列强的，必须改变政治体制，广泛开发民智，于是小说成为了宣传维新与革命，以及启迪民智的工具。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到宣统三年(1911)仅仅十七年，但所创作清代小说的种数却是前二百五十年的两倍以上，不止是数量多，更重要的是面貌大不相同。而当时从事小说创作的，也不再是科举制度下的士人，一群告别科举、受西方文化影响的“新型”知识分子成为小说创作的主力军。而接下来华夏大地普及学堂，甚至兴办大学教育，也都是由科举时代的进士举人等极力促成乃至参与的，这些人深深感受到新时代的冲击和科举的弊病，推崇“德先生”“赛先生”和“洛先生”。在上述精英阶层人物的倡导下，指摘时政，抨击时弊，揭露社会丑恶现象，鼓吹维新，倡言革命，就成为当时小说的主流。伴随着小说创作主旨及主题的转移，小说叙事方式也发生了深刻变化。西方小说的传入，报纸、期刊作为小说新载体的出现，促使了小说由古代向现代的转变。
参考文献
1：王学泰：《韩菼文章全文解析》2005/09/09 《新京报》
2：刘海峰：《退出历史势所必然》2005/09/01 《新京报》
3：马瑞芳：cctv-10《百家讲坛》栏目整理
4:《新京报》主编：《科举百年》2006年同心出版社
5:《蒲松龄集》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
6:《儒林外史》200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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