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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冯梦龙创作通俗文学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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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言”中的婚姻爱情故事看冯梦龙的婚姻爱情观
冯梦龙,字子犹,又字犹龙,别号龙子犹、墨憨斋主人、词奴、前周柱史,又曾化名顾曲散人、香月居主人、詹詹外史、茂苑野史、绿天馆主人、无碍居士、可一居士等。直隶长洲(今江苏省苏州市)人,生于明万历二年(1574年)春,其身世不详,卒于顺治三年(1646年)时年73周岁。
冯梦龙是我国晚明时期的文学大师,主要的创作方向是通俗文学,对于民间歌曲、通俗小说和戏曲等方面也做过大量的创作和编纂工作。内容之广泛,体裁之多样,造诣之深厚,纵览中国古代文学史上都少能与之比肩者。
冯梦龙作为一个生活在封建时代的文人,为什么会置传统世俗的观念于一边,而致力于当时知识分子阶层嗤之以鼻的民间文学?这是和他所处的时代背景、个人的经历遭遇及其社会哲学思想密切相关的。
一 、 “畸”特的时代背景
明代后期社会经济的独特之处,便是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出现,它不是依赖政治中心,而是靠商业和工场作坊支持新兴城市的发展体现出来的。经济发展使大小市镇一片繁荣景象:纺织,染坊,米行,油作,茶楼,酒楼,鳞次栉比。在新型的经济关系下,产生了所谓的市民阶层。市民阶层由新型的手工业者、商人,杂职业者、都市贫民、城市富人等构成。
市民阶层的生活方式已区别于以往封建生产关系下农民的生活方式,所以市民阶层的出现与发展对当时的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们的美学观念、价值取向和生活趣味也不同于以往士大夫阶层所奉守的儒家伦理道德。于是,通俗文学占领了广大的市场,出现了一大批迎合市民阶层审美情趣的文艺作品。
随着整个社会生活的变化,哲学思潮在此时也起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古代哲学走过了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和宋明理学。到了明代后期,宋代理学中的程朱一派受到了陆王一派理论上的批判,尤其是王阳明。相对于程朱学派主张的三纲五常的本源是客观存在的“理”,王阳明另立至高无上的权威——“心”,打破了外在的“理”的绝对统治,而以自我的灵明,自我的觉醒取代了外来压抑。与之相联系,对以往一切不可动摇的“圣贤至理”,“圣人千言万语”都要用“我的灵明”重新检验。这就导致了普遍的怀疑态度和批判精神,以至创新精神。另外,王阳明的知行和一学说还导致了一种实践态度和创新精神。至此,心学称为王学,流传天下,弟子众多,泰州学派便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学术分支,其代表人物李贽的离经叛道的精神已发展到了极端。李贽发展了心学,在文学方面树立了“童心说”为理论核心,反对代圣贤假言假文,反对复古摹拟,主张写真情实感,反对形式束缚,主张小说戏曲与正统诗文有同等地位。这成为明代后期进步文学思想的基本内容。这一种哲学上的走向,深刻地影响了当时封建文人的思想。许多进步的文学家与之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师承关系,如徐渭,汤显祖,冯梦龙等。
统治阶级的文化政策对当时的整个文学发展都有相当大的影响。明代后期基本上执行朱元璋所制定的压抑通俗文艺的政策,一力维护宗法式农业生活的安定平静,但随太平日久,帝王的逸乐要求越来越发展。如明武宗建豹房,日夜驯兽,练兵,淫乐,甚至于自封威武大将军出征。种种惊世骇俗行为,一再令小儒咋舌 ,却令市井欢欣,好奇者效仿。这位正德皇帝喜欢小说、新戏,艺人臧贤因为技艺出众,竟赐予一品官服。在周晖《金陵琐事剩录》中载:“武宗一日要《金统残唐》小说看,求之不得,一内侍以五十金买之进。” [1]明代后期帝王喜欢小说、戏曲,也常见于记载。又如神宗(万历帝)令宦官到书肆为他购买小说,剧本多种;熹宗(天启帝)爱好戏剧,在夏天穿着皮毛衣帽亲自演出冬装戏。帝王们的个人喜好,无疑刺激了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的发展,不仅私坊,连官坊刊刻的小说剧本的数量也激增。故而,明代后期世风由质朴趋向浮糜,淫乐空气弥漫社会。世风问题,关系着经济生活和哲学思潮的变化,也联系着社会各阶层的生活态度。统治阶级作为社会的主导力量,生活态度和思想直接关联到社会生活的转向与变化。另外,社会新兴的市民阶层,富有活力,对当时的生活风貌也有很大的影响。
中国文学长期以来,素以诗文为正统,其它艺术形式长期被斥为小伎俩。如小说,在诞生之际,就被视为小道,里巷之言,故尔君子不为。但这个时期情况有了很大的转变,经过长期的发展,小说也逐渐被部分文人所接受。这种现象的出现,主要是文人们一种文艺观的转变,且与当时的哲学思潮相联系。文人们开始抛弃以往陈旧腐朽的论文主张是本圣贤之经典,正三纲而齐六际,追求文以载道功能的观点。到了李贽提出“童心说”,实际上是树立了一种文学艺术创造的标准。于是,各种新兴的通俗文学与传统的诗文关系相处融洽,甚至于当时风靡一时的公安派领袖袁宏道把《水浒传》和《金瓶梅》列为“逸典”,评价之高,空前绝后。这实际上是中国文学的一大进步。在这个时段里文人已经开始注意区分各种文学类型,对它们各自的价值作用给予了一定的肯定,而不是像以往只是用一个“诗文”简单概括了事,这是一种认识上的进步。
而在通俗文学内部,由于彼此之间的处境相同,某些规律相通,相互之间易于影响,易于支持,盛衰随际遇通常是相似的。当小说获得承认之后,同属叙事文学的戏曲也获得了一定的重视,戏剧理论也发展起来,并出现了一大批的戏剧家和戏剧作品。由于小说和戏剧、民间俗曲都以“达人之性情”,[2]因此民间俗曲在当时这种情况下势必要登上大雅之堂。所以出现了冯梦龙这样善用俗语俗调写民间生活的大家。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市民阶层的出现,社会哲学思潮的引导和世风的改变,以及文学自身发展的进度,社会文化阶层里的市民文人的队伍开始壮大。由于明代科举制度异常发达,大大刺激了社会读书习文的风气,明代文人之多,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无法比拟。市民文人就是来自于市民阶层的读书之人。当时市民文人在政治上地位不高,经济上已能够独立,他们极大的发展了中国的通俗文化,为中国俗文化做出了贡献。以冯梦龙为代表的市民文人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他们的思想中基本否定了现有社会秩序,要求改良政治和现实社会平等,反叛封建礼法名教,宣扬了个性自由,在文学上提倡写真性情,推崇通俗文艺。虽然他们的思想由于时代的局限,处于强大的封建势力和弱小的资本主义势力中间的市民文人,当然不会形成一个独立阶级,也不会成为彻底的反封建者。但毕竟他们已不同于完全维护封建制度的缙绅士大夫,历史已经赋予了他们从封建社会内部捣毁现存秩序和传统规范的使命,以加速肌体早已腐朽糜烂的封建制度的崩溃,为迎接比之先进的社会制度的到来开辟道路,通俗文学就是他们手中的利器。
二、颠沛流离的一生
有关于冯梦龙的家世资料极少,现只知冯家与嘉定世代为宦的侯峒曾家、长洲世占吴下儒籍王仁孝家,有通家之谊;表舅毛玉亭做过刺史,《醒世恒言》末有“理家名家”的印章。可以推知,他的家庭也应当是一个仕宦之家。家中兄弟三人,冯梦龙行二。其兄冯梦桂,字若木,号丹芬,是当时有名的画家;弟冯梦熊,字杜陵,号非熊,是太学士兼诗人。兄弟三人合称“吴下三冯”。
冯梦龙从小就受过系统的封建教育。冯梦龙本人曾说:“不佞童年受经,逢人问道,四方之秘荚,尽得观疏。”[3]在封建传统经典著作中,冯梦龙对治《春秋》尤为深刻,有独到之处。其弟曾详细叙述其兄攻读《春秋》的情况:“余兄犹龙初识春秋,胸中武库不减征南。居恒研,精覃思,曰:‘吾志在《春秋》。’墙壁户牖,皆置刀笔者积二十余年而始惬。”[4]
冯梦龙曾说:“余幼时间得十六不谐,不知何义,其词颇趣,并记之”。“皆吴中相传小谣也。”[6]这说明少时冯梦龙在接受系统的封建教育的同时,也吸收着丰富的民间通俗文化的养料。他还说过:“情史,余志也。余少负情痴,遇朋侪必倾赤相与,吉凶同患。闻人有奇穷冤枉,虽不相识,求之为地,或力所不及,则搓叹累曰,中夜展转不寐。见一有情人,辄欲下拜,或无情者,必委曲以情导之,万万不从乃已。’[5]从中可见冯梦龙是一性情中人,天生的“多情种”。这样一个人物又怎会只埋头于枯燥的儒家经典,而置生动丰富的大千世界于不顾呢。正是基于对传统的封建文化的深刻了解,冯梦龙方才有可能跳出旧文化的藩篱,开辟通俗文化的一片新天地。
青年时期的冯梦龙曾中过秀才,其友人文从简在诗《冯梦龙》中说:“早年才华众所惊,名场若个不称兄”、“一时名士推盟主,千古风流引后生”。[7]但由于长期没有考中举人,才干和抱负无法施展,转而在青楼酒馆里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冯梦龙曾在《挂枝儿·隙部五卷·扯汗巾》后注:“余少时从狎狂游,得所转赠甚多。”[8]由此可见,冯梦龙在此时“未能幸免”地染上了古代文人放荡不拘礼法,游冶狎妓的风尚。在冯梦龙的生命中,有一位女性在他的心目中一直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她就是名妓侯慧卿,冯梦龙曾将她引为知己。在《山歌》中,冯梦龙曾谈到“余尝问名妓候慧卿云:‘卿阅人多矣,方才得无乱呼?’曰:‘不也。我曹胸中自有考案一张……’余叹美久之。虽然慧卿自是作家语,若他人未必不乱也。世间尚有一味淫贪,不知心为何物者;则有心可乱,犹是中庸阿妲。”[9]冯在此明确道出了他热爱侯慧卿的思想基础。后来,冯梦龙和侯慧卿两人终于劳燕分飞。冯梦龙在《怨离词》中透露:“漫道书中自有千钟粟,比着商人总是赊”,“毕竟书中那有颜如玉,我自空向窗前读五年。”[10]然而冯梦龙对侯慧卿的离弃终是难以磨灭,感情上留下了深刻的创伤。在悲怨与思念交织的情绪下,写有《忆候慧卿》三十首,其中“诗狂就癖总休论,病里时时昼掩门。最是一生凄绝处,鸳鸯冢上欲断魂”最令人动情。[11]据朋友董斯张记载,“自失慧卿,遂绝青楼女子。”[12]正是在这种少年欲得志,却屡遭功名与感情上的挫折的情况下,冯梦龙开始了他的通俗文学创作历程。
正是在这种少年欲得志,却屡遭功名与感情上的挫折的情况下,冯梦龙开始了他的通俗文学创作历程。科场上的失意反而开阔了冯梦龙的视野,从而由学舍走向广阔的社会,开始用冷静的眼光去观察这个不公平的世界。冯梦龙利用与下层人民接触的机会广泛搜集民歌、民谣、谜语、民间故事等民间文学作品。他曾向青楼女子冯喜采风,“将适人之前一夕,招余话别。夜半,余且去,问喜:‘子尚有不了之语否?’喜曰:‘耳犹记《打枣竿》及《吴歌》各一,所未语者独此耳!’因为余歌之。”[13]冯梦龙根据自己的经验说:“抱琵琶过船者,仅归之弹词之盲女与行歌之乞妇。名娼名妓,实瞽乞之不老矣。试得一者有喉咙者,何妨爱杀。”[14]同时他还注意向老前辈学习,曾拜吴江派首领沈璟为师,学习曲律知识。沈对他十分赏识,“舟头秘诀,倾怀相授。”[15]他与好友董斯张等人组织过诗社,而董斯张也是明代一“畸人”,为《西游补》作者;两人彼此志趣相同,交往频繁。朋友间的相互交流也为冯梦龙的创作提供了不少有益之处。
青年时期,冯梦龙已创作或刊印了《双雄记》(传奇)、《广挂枝儿》、《童痴一弄·挂枝儿》、《童痴二弄·山歌》。此时期冯梦龙的创作成就主要是后二部作品。此中收录了民歌、笑话、谜语俚语、酒令、儿歌、民间时调小曲等以往不登大雅之堂的民间作品,曾在封建知识分子群中引起轩然大波,褒贬不一。
中年冯梦龙进入了创作的黄金时期。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左右,冯梦龙应友人之邀赴麻城讲《春秋》。冯梦龙在这段时间里接受了李贽的思想影响。除了在哲学思想上有独到之处,李贽在文学上“所着眼的不是作品的艺术价值和创作方法,也就是说,他不去注重作品的主题意义以及故事结构,人物描写,铺陈穿插等技巧,他离开了文学创作的特点,而专门研究小说中的人物道德是否高尚,行事是否恰当,如同评论真人真事。”[16]冯梦龙曾称李贽为“卓老”。[17]在冯梦龙编纂的笔记小说《古今谭概》中大量引用了李贽《初谭》摘录的资料,其中不少地方一字不漏地引用,连李贽原来的批注也抄录在后,大加赞赏。[18]由此可见,冯梦龙对李贽的观念是相当认同的。
冯梦龙在麻城的另一个重要的活动,就是结成研读《春秋》的文社和韵社,其中成员多是不满现实、狂荡不羁之辈,也不乏良善之友,他们对冯梦龙从事通俗文学的创作多所鼓励。如韵社第五人在《题古今笑》中说:“诸兄弟前曰:‘吾兄勿以笑为社中私,请辑一部鼓吹,以开当世之眉宇。’子犹曰可……辄疏所睹记,错综成帙,颜曰《古今笑》。”[19]
在这一时期,冯梦龙主要著作有《麟经指月》,《笑府》,《宛转歌》,《情史类略》,《古今笑》,《平妖传》,《太平广钞》,《智囊》,《春秋衡库》,“三言”,《太霞新奏》等。
晚年,在几十年的奋斗后,他终于在五十六岁之际选入国子监贡生;接着以岁贡为丹徒训导,到了六十岁从丹徒训导升任福建寿宁知县,得入仕途;四年任满即回苏州,从此在家乡过着较为安稳的退隐生活。1646年冯梦龙七十二周岁逝世。最后的十几年的时间,方才是冯梦龙政治生涯的起点。这时他的著作已偏向于政论,曾就明王朝的灭亡和农民起义以及地方政策发表了一些论文。由于年龄和政务的关系,对于通俗文学创作精力大不如前,但是他仍然完成了《智囊补》,《万事足》,《新列国传》等作品。
三、离经叛道的思想
冯梦龙深受李贽的影响,都对于程朱学派的“崇天理,灭人欲”的道学进行了极其尖锐的讽刺。李贽在《藏书·程颐传》中记述,有一次程颐渡江,舟几复没,舟中人皆号哭,“颐独坐正襟安坐如常”。事后有人问程颐为什么独无怖色,程颐说:“心存诚耳”。李贽批曰:“胡说甚?”冯梦龙在《古今谈概·迂腐部》中也引述了程颐一件事:“程颐为讲官。一日讲罢,未退,上偶起,凭栏戏折柳枝。颐进曰:‘方春发生,不可无故摧折。’上掷枝于地,不乐而归。”冯梦龙批道:“遇了孟夫子,好货好色都自不妨,遇见了程夫子,柳条也动一些不得,苦哉苦哉!”[20]
冯梦和李贽一样,都提倡社会平等。李贽的社会平等观具有广泛概括的哲学理论基础,而冯梦龙则用通俗的语言说:“叛臣辱妇,每出于名门世族。而伶工贱女,乃有洁白坚贞之行。”他主张“瓦砾可为金,缘在不问良贱也。”[21]
在文学思想上他们都主张“情真说”,提倡通俗之学。李贽说:“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童心焉者。”这与冯梦龙的“情到真时事亦真”[22]的“情真”是一个意思。因此,在文学创作上,冯梦龙断言:“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23]但是,冯梦龙的“情”绝非世俗所理解的普通意义上的“情”。他把这个“情”字的涵义加以拓展,赋予“情”字以鲜明的时代特色,并抬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到最后甚至提出要创立“情教”。这已不是简简单单的从一个文学的角度来考虑,更多的是从社会世俗环境,甚至是种哲学上的思辨。
冯梦龙编纂的《挂枝儿》,《山歌》时,正值其科场失意之际。越是向歌楼酒肆寻求解脱,越是感觉封建礼教虚伪,就越是喜欢民歌俚曲的真情实感。他在《山歌·序》里就阐明了自己编集民歌的目的在于“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24]这是一种自发的反封建意识的自然表露。《挂枝儿》和《山歌》里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作品是抒发男女私情的,这与“今所盛行者,皆私情谱耳”[25]的现象固然有一定的关系,但也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冯梦龙是从男女爱情这个角度出发来考虑“情”的。但在他搜集、整理和刊刻这些民间歌曲的时候,开始意识到这些“私情之谱”体现了个性解放的时代要求,具有反对虚伪而又冷酷的封建名教的作用。他非常崇尚这些“情”之“真”,认为“最浅最俗亦最真”。[26]经过和侯慧卿的感情离异之后,冯梦龙处于一种爱与恨的交界点,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感情伤痕。由于对侯慧卿刻骨铭心的爱难以忘怀,激发了冯梦龙对以往“情”观做出更为全面和深刻的认识。这种认识在他的戏曲理论中侧面地体现了出来。
冯梦龙肯定了戏曲应该悦性达情,如果一旦遗缺性情,就会失去艺术生命,他在《步雪新声序》中说过“渐热其抑扬之趣,于是增损而为曲,重叠而为套数,浸淫而为杂剧、传奇,固一性情之所必至矣”。[27]只有自然而然地发于真情的戏曲,才能很好地表达性情;只有很好地表达性情的戏曲,才足以感动观众。这与冯梦龙编纂民间歌曲的目的是一致的。冯梦龙要求戏曲讲求声调和谐、声韵严正、辞藻新丽;要求情节结构自然真实、周密严紧、合乎情理。他非常重视通过细节表现人物的性情。冯梦龙曾提出“观剧须于闲处着眼”,[28]认为在细节上的完善更能加强全剧的感染力。
另外,冯梦龙认识到戏剧是个演员和观众互动的过程。对戏剧本身以及现场交流,他要求把戏剧本身所具有悦情的能量,在戏剧活动过程中让观众们能够感受,达到一种移情的目的。“若当场更得真正情人写出生面,定令四座泣数行下。”[29]从个人的私情到让大众引起情感上的共鸣;从男女之间的爱情推广到普天下的诸多人间之情。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之间的关系不正是由诸种诸样的“情”所组成的吗?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冯梦龙对“情”的认识上升了层次。“天地若无情,不生一切物。一切物无情,不能环相生。生生而不灭,相去不可量。”[30]
除了进行民间歌曲和戏曲两方面的工作之外,冯梦龙还编选了两部笑话集,《广笑府》和《笑府》,收集了数百则笑话。笑话原是民间口头创作的讽刺小品之一,但是在这两本笑话集的《序》中冯梦龙对历代统治者尊奉为圣君贤相、高人逸士的功业和教义,作了无情的嘲讽,对历来经书子史、诗赋文章的褒讥伸抑,也斥之为“鬼话”、“淡话”和“乱话”,[31]在冯梦龙的视野里,古今世界是一大笑府。
由于深刻认识到人本身的性情所在和世界的笑话荒谬,到冯梦龙著《情史》时就开始明确提出了建立“情教”的思想:“我欲立情教,教诲诸众生。”[32]他认为天地万物,一切都维系在一个“情”字上,只有“情”方才可以使天地间万物生生不灭。只有以“情”施教,方才可以使“无情化有,私情化公,庶乡国天下蔼然以情相与,于浇俗冀有更焉”。[33]实际上我们可以把冯梦龙的“情教”看作是一种社会哲学思想,而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文学思想,他只不过把一切的出发点归结于“情”而已。由“情”生万物出发,进而推论及人类社会。实际上反对的是理学强调的纲常伦理,以“情”代替“理”作为万事万物的核心。故而在社会中要以“情”为维度重新建立起一个世界秩序来,以“情”来教化民众,从而达到妥善治理的目的,本质上是种对封建制度作一改良的思想罢了。“我欲立情教,教诲诸众生。子有情于父,臣有情于君,推之种种相,俱作如是观。”[34]从这里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冯梦龙要把编纂的三大部小说集定名为《喻世恒言》、《警世恒言》、《醒世恒言》了。
冯梦龙个人经历是时代的悲剧,但也是时代的庆幸,使我们的文化史上拥有了如此一位有“情”的大师。
参考文献
1、[1]、[13] 转引自董国炎《荡子、柔情、童心——明代小说思潮》 49页、262页 北岳文艺出版社 1992年9月版
2、[2]、[12]、[26]、[27] 转引自陆树仑《冯梦龙散论》 80页、75页、27页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年9月版
3、[3]、[6]、[7]、[8]、[10]、[13]、[14]、[15]、[17]、[18]、[21]、[22] 转引自王凌《畸人、情种、七品官——冯梦龙探幽》 25页、59-65页、117-120页 海峡文艺出版社 1992年3月版
4、[4] 《冯梦龙诗文》扉页影印张
5、[5]、[9]、[11]、[19]、[23]、[24]、[25]、[28]、[29]、[30]、[31]、[32]、[33]、[34] 引自《冯梦龙诗文》 2页、128页、25页、1页、84-85页 27-28页 海峡文艺出版社 1985年10月版
6、[16]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220页 三联出版社 1996年版
7、[20] 转引自张志合《冯梦龙的“情教”思想及其渊源》 许昌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 1988年第4期 44-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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