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池莉小说对婚姻爱情的市民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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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池莉小说对婚姻爱情的市民诠释

 ［摘 要］：池莉初登文坛就无情的抹掉了爱情表面的玫瑰色，在她的小说里深刻揭示了当代中国人的婚姻与爱情真相，也就是现实生活中的爱情与婚姻的本来面目，她的《不谈爱情》和《绿水长流》就表现为不相信爱情，甚至嘲笑爱情。她对传统的虚假的“爱情神话”进行了无情的颠覆：“两情相悦”且“永不圆满”，这是她所认定的在世俗中存在的所谓的爱情的最佳状态。在以后的《你以为你是谁》等作品中，拆穿爱情的“虚幻”，表明爱情也不过是“实用的东西”，这一过渡反映了她有“零度情感”向女性意识的逐渐转变，这种转变是以女主人公形象的提升和男主人公形象的萎缩为线索的，而且这种变化充分体现了作者对男权文化的颠覆。
 ［关键词］：池莉  爱情  婚姻  女性意识
 
 池莉，是个具有独特意义的作家。她的写作充满了对生活的思索，这种思索来自实实在在的现实生活，来自池莉自身对生活的反复咀嚼与不尽的体恤。她不似惯常的爱做梦的女人，似乎也没有文学女性的梦幻期，而是按照生活本来的面貌反映生活，尽量避免和减少作者对叙述的干预，使叙述保持在纯客观的层面上。她的作品通过对现代城市生活中形形色色的婚恋心态，行为方式，价值追求的呈现，昭示出现代家庭结构中爱情与婚姻相分离带给人们的种种无奈、困惑、失望及主人公对此做出的新抉择，她一一化解了罩在爱情字眼上的重重虚幻色彩，摒弃了爱情的诗性想象本质，淡化了浪漫主义情怀，更加强调两性间基于欲望的情爱的社会化内容，特别是突出了义务、责任等社会约束力的影响，回归于凡俗的生存状态，不再是飘荡于高空的可望不可及的神秘感情，并为在更具流动性、变化性的生活中漂泊的情感之舟寻找到了一隅安闲的港湾。
 一、对理想爱情的无情颠覆
 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古往今来不知多少作家为之动容，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爱情乐章，生活即使苦难，无坚不摧的爱情可以打败它；生活固然富足，没有爱情，就如同行尸走肉。而池莉却站在一种超然的立场，以女性“客观、冷静”的视角，无情的抹掉了笼罩在爱情之上的玫瑰色光环，写出了现实生活中本真的爱情状态，“我的基本态度同否定贵族一样否定爱情，因为在现代社会里，古典爱情是不存在的，爱情只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与物质基础有很大关系。以前有一些姑娘纷纷找上农民、党员，后来结果是纷纷离婚，这说明靠精神是不行的，必须要有物质基础。”[1]
 所谓“不谈爱情”，就是不讲那些虚幻的，浮现在天国里的精神楼阁，而是建立一个能够切切实实过日子的小窝。“庄建非是正人君子，他的愿望是结婚。从理论上说，结婚不只是意味着有了睡觉的对象。庄建非当然明白这一点，结婚是成家。是从各方面找一个终身伴侣！是创造一个稳定的社会细胞，基于这种理智的思考，庄建非一直克制着对女性的渴念，忍饥挨饿挑选到二十九岁半才和吉玲结婚”[2]( P5)之所以选择吉玲作妻子，还因为在潜意识里，庄建非也认为“女人最好不要太多书本知识，不要太清醒太讲条理，朦胧柔和像一团云就可以了。”[2]( P14)吉玲当初为了走出自己粗俗破落的家，为了出人头地，看中了庄建非的家庭背景，他们第一次相遇在武汉大学的樱花树下，吉玲包里掉出的“弗洛伊德的《少女杜拉的故事》，手帕里包着的樱花瓣、零花钱和一管香水”[2]（P47）赋予吉玲一种浪漫的色彩，给庄建非留下优雅纯情的印象。在恋爱中，吉玲又巧妙地排除了家庭出身问题这一障碍，并与家庭配合演了一出好戏，最终令庄建非堕入网中。“整个恋爱过程对于吉玲来说是个精心预谋的人工创作，而庄建非则成为她预谋的目标。”[3]婚后的吵闹迫使庄建非从迷梦中惊醒，重新正视现实，重视作为丈夫的责任、义务；认识到婚姻并不是单纯的两性间的情感维系，也不是理想化的空中花园，而是现实的，充满实用意义的，它是一种多重的社会契约，于是庄建非在这场婚姻危机中终于认可现实法则并在妥协中找到了平衡点。
 《绿水长流》则塑造了一个根本拒绝承认爱情存在的女主人公“我”。这是一个专为“撕裂”爱情神话而写作的小说，男女主人公邂逅于庐山，“一个被诸多悠远的爱情神话，现代爱情故事，现当代历史传奇所充满的地方。”[4]作家却并没有让他们上演一幕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因为女主人公“我”面对情感诱惑一直在理智的逃避。“我”看似无情，正因为多情，正因感情所受的创伤太深太重，所以才会逃离。只因生活现实早把爱情研磨成记忆的碎片，随风消散。仿佛为印证女主人公对爱情的否定，作品中特意讲述了几段爱情悲剧：从情窦初开的少女到经历风雨的夫妻，从平民百姓到领袖夫人，上天好像并没有安排爱情。
 然而在池莉的作品中，它并没有真正否定爱情的存在，她只是带着几分快意记述了爱情在现实面前的单薄、脆弱、不堪一击、“最不永恒”。不是“不朽的爱情战胜死亡”，而是它绝难的战胜现实世界，在现实面前，爱情只能屡战屡败。于是，如果说“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那么一个极为明智的办法便是逃离爱情的诱惑与罗网，这便意味着逃离了“麻烦和痛苦”。尽管池莉以“两情相悦”取代了“爱情”，以情窦初开时的无知茫然和情欲的驱动取代了精神的相谐，心灵的锲和。但她仍承认有一种“东西”可以称之为“爱情”，只是它与绝望，无望伴随！有一种办法可以保持男女两情相悦的永远，那就是两人永不圆满，永不相聚，永远彼此牵不着手！使人面相对也让心在天涯，在天涯永远痛苦的呼唤与思念”。[5]
 《你以为你是谁》中的宜欣爱上了陆武桥，她不计较地位的悬殊，尽管自己是个前途无量的博士，而对方只是一个没什么文化的饭店老板，而且是离过婚的男人。但他们仍然爱的轰轰烈烈。爱得几乎忘记了世界上的一切烦恼，可宜欣还是突然离开了陆武桥。为什么？用宜欣自己的话说是怕爱情会淡，“我们在方才的一个白天和夜晚已经过完了我俩今后的日子。再好也好不过它们了。可我不能一辈子都这么过。我会很快厌倦的，你也很快习以为常的。我们绝对不可能夜夜都如这夜甜蜜和美好。”[6]宜欣要走了，要和一个“终身都视我为谜的外国丈夫”远走高飞，去过另外一种婚姻生活。池莉就是依托着这些故事，生动阐明了市民阶层的婚姻爱情观，对传统的理想爱情进行了深入地揭示和猛烈的颠覆。与池莉对爱情的颠覆所不同，方方的情爱小说就其总体而言，它最终展现的是爱情绝望，这种绝望之后的痛苦反叛以女性最堕落的方式完成，虽然是对数千年将婚姻家庭作为爱情自然归宿的质疑与挑战，但是却负载着她们从灵魂到肉体的自残自戕，她们的这种毁灭过程体现出女性的灵魂之重与毁灭之深。
 二、对欲望实利的庸俗认同
 80年代末期，改革开放的深入，强化了人们求实、务实的精神，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增强了人们实用主义，急功近利的价值观念。时代潮流的变迁，有力地制约着普通百姓的心态，英雄史的理想主义减弱，激情渐渐消解，代之以极大的精力关注个人的生存。生活第一，日子至上，婚姻在弥漫着人间烟火的世俗生活中随波逐流。池莉从市民阶层的功利观念出发，为她的主人公设计了低层次的人生坐标——“活着”，也就是“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为了“活着”，就必须求得物质的丰富和欲望的满足。于是我们看到，作家笔下的人物大都遵循这样的人生模式：他们告别了理想与浪漫，饱尝了烦恼与艰辛，从失落到满足，从失衡到平衡，以自我排解、随遇而安的态度，逐渐认识到婚姻生活的真谛，并有滋有味地品咂着其中的“温馨”和“希望”。
 《烦恼人生》以由于住房狭小引发的家庭混乱开始，又归结到一个家庭赖以存在的住房马上要拆迁的困难为止。其间印家厚对蛮横、絮叨的老婆，心中竟起了瞬间的杀机。只是，当印家厚结束一天的奔波回到家时，“老婆递过一杯温水，往他脸上扔了一条热毛巾。他深深地吸吮着毛巾上太阳的气息和香皂的气息，久久不动。”[7]（P193）这个生活在老婆的斥骂、挤车的辛苦、教子的烦恼、同事的冷眼、雅丽的追求与回忆的折磨等一团乱麻似的纠缠中的人认识到：“所谓家，就是一架平衡木，他和老婆摇摇晃晃地在平衡木上保持平衡”。[7]（P112）那个“烫了鸡窝般头发”，“憔悴的脸上雾一样灰暗”的女人，是世界上唯一在送他等他的人。因此，“雅丽怎么能够懂得他和老婆是分不开的呢？普通人的老婆就得粗粗糙糙，泼泼辣辣，没半点身份架子，尽管做丈夫的不无遗憾，可那又怎么样呢？”[7]（P111）印家厚用隐忍和达观，用“一切理想都是梦”化解了自己的不满和郁闷，于烦恼中求得了乐趣。
 《不谈爱情》中作为知识分子的庄建非与小市民出身的妻子吉玲吵架后清醒地发觉自己的婚姻并非与众不同，“揭去层层轻纱，不就是性的饥渴加上人工创作，一个婚姻就这么诞生了”。它“不仅仅是个人的，而是社会的，大家的，妻子是你过日子的伴侣……你应与她搀搀扶扶，磕磕绊绊地走向人生的终点”。[2]（P104）
 试想，印家厚仅勉强能安身的一个“小窝”就要搬迁了，明天也许后天，他连住的地方都不知道在哪里，他还能为初恋情人聂玲魂不守舍吗？他还能在女徒弟雅丽的表白前神魂颠倒吗？他还能为与孩子的幼儿园教师肖晓芬一见倾心乐不思蜀吗？庄建非因为家庭矛盾，马上就要被同事抢走出国名额，他还有闲暇思考现实的家庭合不合乎自己最初的爱情理想吗？印家厚和庄建非他们绝不可能超出自己的生存环境去寻求“奢侈”的婚外恋。人首先须有生存自由，其次才是爱情。对此印家厚有清醒的认识：“他只是十分明智的知道自己是个普通的男人，靠劳动拿工资而生活。哪有功夫去想入非非呢？[7]（P107）他们现在要做的是夫妇二人前嫌尽释，联手作战，共同对付外来的“敌人”：解决房子问题；争取理该归自己的出国名额。面对共同的难题时，他也才能发现自己的妻子的价值。在池莉看来，“在世俗中，在芸芸众生中，谈论爱情就要先谈物质基础，这是一种不折不扣的生存哲学——人必须先有生存自由，而要生存自由就必须首先去面对物质需要。”[8]
在中篇小说《来来往往》中，作者描绘了康伟业和白领丽人林珠刻骨铭心的恋情。在如此商品化的社会里，他们能真正拥有一段恋情，真的是一个奇迹！然而，走到最后还是落入了世俗的圈子里。林珠是个性感十足的妙龄女子，同时具有高额的薪水和令人羡慕的工作。她对康伟业一见钟情，她们爱得昏天暗地，发誓不在乎名分永远厮守。可现实毕竟对林珠来说是不公平的。后来林珠看到康伟业实在不想离婚，就带着他送她的高级别墅卖后所得的50万元人民币拂袖而去，从此音讯皆无。林珠的聪明就在于她不死乞白赖、不哭哭啼啼，也不撕破脸皮要什么，也不高风亮节地拒绝康伟业以爱情的名义所作的慷慨馈赠，林珠认为那是她该得的。
池莉对市民生活的原生态，已经展示得淋漓尽致，这是无可挑剔的。她将真实的婚姻生活展现在我们的面前，意在让人们调适入世的角度，顺应生活的潮流，抵挡各种诱惑，去寻找困苦中的欢乐。问题是，只展现了真实的生活，而没有表现出真正的生活。只有现实的描摹而没有审美的判断，这些作品能够摆脱当下流行的精神贫血症吗？池莉对城市生活的精神勾勒，对市民阶层的深刻挖掘，是当代其他作家无法相比的。但是，她对市民伦理道德和价值取向的首肯认同，无疑助长了平庸实利的世俗流风；她对婚姻爱情开出的灵丹妙药，无疑是不利于时代精神生活的提升。而方方对城市市民生活的描写是基于现实的“荒原感”，一种可言说而又无处不在的“忧人”情怀，一种“隐忍着的无奈与痛楚”，以直逼真实——残酷的真实描写，展示出河南棚子里各式人性“风景”，并对世俗人性及其恶俗畸变给与深切的解剖，不虚设、不做作，以残酷的写实显现生存本相赤裸的写真；不人为调配生活的所谓“亮色”，不迎合读者市民趣味的“幸福”感，始终将市俗生存置于生命的深渊境界加以“力透纸背”式的真实描写，是方方坚守着创作理念层次的抗拒“市俗”意识的表现。
 三、对女性群体的独特审视
   “人生烦恼”是中西方哲学和宗教都共同关心的问题。“现代西方哲学把‘烦恼’看作人生乃至整个人类无法摆脱的一种生存困境，认为造成人生‘烦恼’的根源，是人类永远无法满足的欲望和需求。”[9]从根本上摆脱人生烦恼的办法，是去寻求一种彼岸的关怀，从而让人生得到解脱。而儒家则对人生采取积极投入的态度，肯定现世人生，重视现世享受，对于人生的烦恼，人生的困境并不看作是生存的悲剧，而是寻求实际的行动来解决问题，保持达观知足的生存状态。这是中国文化也是中国人独有的一种人生态度。印家厚对人生的“烦恼”的化解正是取儒者的务实态度。当他碰到种种不遂人愿的烦恼之时，他并不是愤世嫉俗也非悲观失望，更不是寻求对现实的挑战和反抗，而是以一种顺应的态度，通过得失互补，祸福相替的转换求得精神的慰籍；而是懂得如何苦中作乐，如何退让隐忍来协调及平衡自己的心态。“轮到情绪极度颓丧的时候，印家厚就强迫自己想想同学的事，忆苦思甜以解救自己。”[7]（P98）当然，这当中没有任何理想主义色彩，池莉所呈现的只是实实在在的世俗人生，及人物对生活的务实态度。这即为中国人现世的务实的生活哲学，正是在这种生活哲学的基础上，池莉构建了中国式的爱情婚姻模式。她习惯于将一个个女性置于婚姻家庭生活之内，在充满繁杂琐屑的世俗人生百态中，在中国式的婚姻模式下，探寻她们在居家生活中的合理地位。
 《不谈爱情》中的女主角吉玲，出身低贱，职业平庸。为了彻底获得丈夫庄建非书香门第的认可，她使出浑身解数，用尽心机，在历尽了生活的千辛万苦之后，最终在优裕高雅的庄家为自己争下一方可居之地，受到了公婆、小姑的重视。《太阳出世》中的李小兰，婚前是一个任性大胆、恣意妄为的姑娘。随着婚后女儿的出世，她迅速调整心态，将身心投入为人妻母这一双重角色。在家庭经济的拮据，精神肉体的煎熬之中，她以女性特有的坚韧情怀，勇敢而顽强的扛起一家三口的生活重担，在日复一日的磨砺中走向自强自立，最终成为家庭的主心骨。《烦恼人生》中的印家厚之妻，则更能体现中国妇女的辛劳和持家：租住的房子要拆掉，一家三口面临着露宿街头的危险；儿子半夜从砖头垒砌的床上跌下，摔得头破血流；工资有限，无钱给公公买瓶好酒祝寿；生活中的唯一心愿，就是能够吃顿西餐……生活的波折几近烦琐的交错堆积着，印家厚的妻子用自己的勤劳和聪颖，焊接着因物质的严重匮乏而给家人造成的生机断链，从容不迫的将一家人的日子打理的井井有条，“让丈夫和儿子每天早晨最幸福的出门，傍晚最幸福的回家”。
 在历时十多载的创作中，池莉通过她对女性群体的独特审视，演绎着不同女人的异样人生。在她对女性无尽的关爱和体恤中，其小说的女性意识也不断地发生嬗变。
 首先表现在她将女主角从狭隘乏味的家庭天地中释放出来，让她们面对广阔的社会生存空间，在生存的考验和磨砺中开拓外部事业，实现人生价值、创造生命辉煌。《生活秀》中的来双扬是现代自立自强女性的杰出代表。丈夫因为丧失了生育能力而背弃了她，离婚之后的来双扬，没有消沉没有毁灭，硬是凭自己坚韧而果敢的个性，在吉庆街大显身手，最终为自己创下一番天地。《小姐你早》中的戚润物作为醒悟后的女性，当面临离婚这一问题时，她所考虑的是“离婚是肯定的，但是要把离婚变成狠狠打击所有这一类男人的作用，杀一儆百，为社会为人民为国家为中国女性做一件有益的事情，这样的离婚才是有意义的离婚。”[10]
 池莉小说女性意识变化的另一反映，则体现在她笔下男性形象的日益衰落上。《云破处》中的男主人公，是老红军的后代，但他从小就极为毒辣，阴损，孩提时代敢投毒害人，长大后更是兽性十足，干出一桩又一桩十恶不赦的罪行，虽然血债累累，但他却依然泰然自若，不知悔改，《生活秀》中的四个男子亦是丑陋猬琐，来崇德懦弱无能，妻子死后，面对生活的重压，他抛弃了自己的亲生骨肉，另娶他人，来双元自私狭隘，见利忘义，无半点兄长风范，来双久则是一个活生生的吸血虫，只知道一味地榨取姐姐的血汗钱以解毒隐，而大款卓雄洲看似道貌岸然，风雅大度，实则只贪肉欲，庸欲无常。《一冬无雪》中剑辉的丈夫身为大学教授，却卑鄙异常，为了传宗接代，竟背着剑辉，亲自设下圈套，诱骗她“借种生子。”当“借种”生下的是女孩而非男孩时，他立即暴露出龌龊下流的本相，颠倒是非，反咬妻子，把所有的罪名都夹在妻子的头上。
 纵观池莉的小说，她笔下的女性们艰难地在现实人生与理想人生之间跋涉、苦渡、对抗、解构乃至颠覆着男性霸权文化，在婚姻生活中经历着“成长”磨难。体味池莉作品中女性意识的内涵与特质，也给我们带来进一步的思索。历史负载在女人身上的依附已成过去，女人有权反叛和否定一切不合理的文化，谋求自我真正的解放。池莉在对女性人生的描绘里，在对女性心理的抒发上，颠覆甚至粉碎男性的神话，并把身份特权等男人占绝对优势的某些东西迁移到女性的名下，完成权利向女性的转移。在她的作品中对男性的贬抑态度是显而易见的，而方方笔下的女性怀着对美好爱情的期待，以全身心的热情投入爱情神殿的营造。他们不辞辛苦，敢于顶住世俗的压力，去实践自己的爱情追求。应该说，爱情于女性而言，是她们生活和生命重要一部分，是女性生存与现实世界的一个必要形式和过程。婚恋合一是她们正常的需求与愿望，然而，她们几乎无一例外的走向了爱情神话的破灭，共同滑入了艰难的悲剧境地。爱情对于她们来说，不是甜蜜和温馨，不是诗意和圣洁，爱情带给她们的体验，是爱情碎片四散飘落，是爱的虚无和绝望，是爱的叛逆，而叛逆的最终结果是使她们走向极端。
 结  语
 池莉通过对充满质感的生活的描绘，不断传达出世俗生活意味着柴米油盐、吃喝拉撒，充满烦恼，理想浪漫的爱情是一种可望不可及的奢侈品，绝少花前月下、诗情画意。只有婚姻是绝对现实的，它在背负辛苦而困倦的现实中，焕发出一份人间此岸的神圣。但池莉的作品不能丰富我们对人性的理解。她的人生三部曲只表现了某一时期某一群落的中国人的某种生存状态，但并为深入到人的“存在”作一种价值揭示，更不能唤起人对诗意生活的进取心，而是无奈地认同环境，沉溺于“生物性生存”。她较细致地描绘了人不得不陷于其间的“真实的生活”，但由于缺乏现代知识分子的理性精神、怀疑意识和批判眼光，因而不能唤起中国人对理想的应该如此的“真正的生活”的热忱。在她的作品中，“人文精神”处于一种弱化现象。她笔下的人物，要么是环境的奴隶，要么是金钱的奴隶，没有自由意志。诚然，作为一种生存状况，这种生活的被动性甚至是奴性是一种实际的存在，但作者基本上是一种认同的态度。这就缺乏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只有金钱，才是池莉笔下改变生存环境的灵丹。只有清官和突如其来的鸿运，才是池莉笔下改变人物命运的主宰。”[11]在结束这篇小文的时候，我们不禁陷入深思：当作家沉迷于广大读者的报好声，自诩刻绘了人心似海的生存态势，自认表达了广大公众的精神祈求时，是否意识到了知识分子立场的缺席和作家艺术使命的失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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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莉.池莉小说精选.武昌：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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