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小说中所反映的科举制度——对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利弊分析 [内容摘要]:科举制度是中国隋唐时代产生的,通过制度设定和程序化操作,从所有男性社会成员的范围内挑选人才,在理论上可以晋升至皇帝除外的任何行政级别的官职,这种选拔制度,体现了在广大社会成员之中,存在着提高自身政治地位的公平的机会。这种情况造成的后果是:科举制度将社会中的最大数量的才俊之士的精力和兴趣集中到科举考试中,为了能达到改变自身阶级属性的目的,就必须对考试内容和考试方式的了解达到圆熟的水平才行。这些才俊之士花费了主要的精力,所关心和研究的对象只能是有助于科举考试方面的内容,这种关心和研究并非出于兴趣和目的所在,而是一种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因此,这种制度的利弊可想而知。 [关键词]:科举制度 社会发展 利弊 科举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极为重要的选官制度。其主要内容是:人们通过自愿报名,或者经过一定的学习,可以参加不同科目和不同级别的考试,再由主管机构根据各人的考试成绩,从中选取人才,分别委以不同层次的官职。自隋文帝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建立,到清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举行的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为止,沿行将近一千四百年,其间几乎不曾断绝,它为历代封建王朝选取了难以计数的官吏。因此,了解这一制度的发展史,对于了解封建社会中后期的官吏构成、当时的社会时尚、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等诸方面都有重要的意义,主要从清代小说中描述的有关科举制度的情况,分析科举制度对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利弊. 下面我从它产生的背景、发展历史、名目、方法、利弊等方面作一个简单的介绍。 一、科举制度产生的背景 任何一个社会的任何一项制度的产生都有其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原因和目的,科举选官制度之所以出现于隋唐时期也有其错综复杂的历史背景。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全国性的统一局面为其产生和发展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政治环境。自东汉以来,中国曾长期处于军阀混战、豪强割据的分裂状态之中。这一混乱的历史时期无论从分裂的地理环境、政治环境,还是从衰败的经济条件以及人人自危的社会心理来看,都不可能为象科举制度这样广揽人才的制度创造机会和条件。而隋以后的各个封建王朝之间虽然也有王朝间的更替,也有较大的动乱,但每一王朝都有较长的较稳定的统治时期,这为科举制度的确立提供了必要的政治环境,因而才使得科举选官自隋之后成为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 2、中国封建社会地主阶级结构的变化为其产生及确立奠定了必要的阶级基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长期混乱和动荡从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大大地削弱了世族大地主的实力,中小地主的地位逐渐上升,开始与世族大地主在政治上并驾齐驱,并逐渐占据了优势。这一优势表现在选官制度上,就是以推荐为主的选举官吏制度逐渐被以考试获取官职的科举选官制度所代替。因为后者与前者相比,更多强调的是一个人的能力,而不是其出身、门第。 3、中国封建社会各项制度的发展完善使得科举制度应运而生。自春秋以来,中国封建社会逐步摆脱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的种种影响,至隋唐时期进入成熟时期。其标志是:统治阶级的队伍日渐扩大;政治机构不断扩充,分工越来越细;赋税制度逐渐整齐划一;各项必要的政治制度相继建立,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封建统治体系。科举选官制度正是在这样一个时期,为满足封建统治对各种官吏的需要,为适应中小地主阶级政治地位不断上升的趋势而逐步确立起来的。 二、科举制度的发展历史 科举选官制度历经隋、唐、五代十国、宋、辽、金、元、明、清,其间虽曾有过中落偃伏,但基本上一直沿用不废。特别在唐、宋、明、清,更是高峰迭起,愈趋完备。在这四大王朝所经历的不同历史时期中,科举制度也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即唐、宋、明清三个阶段。 五代十国、辽、金、元时期,或者基本上沿用前代,或者带有明显的民族歧视色彩,都没有代表性,研究的价值不高。 而明清则是科举制度的鼎盛时期。科目基本上只有一科,用以划分等级的是不同级别的科举考试。而考试内容,以及与考试相关的事务都有严格的规定。除授官职也有了严格的制度,科举成为人们入仕的唯一途径。总之,明清时期的科举选官制度已经是全面的系统的选官制度了,并且与封建社会的经济制度、其他的政治制度完全融合成为一个整体了。 三、科举制度的名目 科举的名目很多,但基本上可分为三类:常科、制科、武科。 1、常科。也称常举、贡举,即每年按时举行的分科考试。 常科的名目以隋唐为最多,而且时增时减,前后总计不少于三四十种。常见的名目有秀才、进士、明经、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童子等科,其中以明经、进士两科最为重要。各科考试的内容、录取的人数各不相同,考试后所授的官职也不尽相同。 2、制科。意思是指皇帝下诏召集一些知名人士而举行的临时性考试。 唐代制科的名目繁多,“多至八十有六”,其中以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军谋宏远堪任将帅等名目最为著名。宋代的制科名目更多,而且地位也比唐时要高些,但却常常中断,甚至被废除过。(后期其地位日渐衰落)。明清时没有制科或者很少,其作用也已淡化。 3、武举。其始创于唐武则天时,开了后世的先河,各朝代几乎都有武举科,考试也基本上以骑、射、弓、马、武术为主,有时还有策论等文字考试。武举考试中者基本上进入军队担任职务,高低则由考试成绩的好坏决定。 四、科举选官的方法 科举考试制度自隋唐延续至清,其间有很大的变化。就考生的成分来说,一般都要求本人品行端正、身体健康,家人奉公守法。一般都要求在户籍所在地区报名或考试,如有违反,则予以除名等惩处。考生的来源主要有两种:一是在学校学习的学生;二是未在学校学习的普通百姓,在户籍所在地区报名后参加各级考试,直至取得最高级别的考试资格。 就考试的程序来说,各个朝代都分为国家级和地方级两大类别,国家级的为最高级别,地方级的一般又分省、县两级(所以有连中三元之说),顺序都是从低级到高级。而且每个级别的考试都有复试,以确保公正和不遗漏人才。 为了确保科举选官制度的实施,各朝都先后制定了许多的规则,内容涉及到科举制度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对所有参与其事的人员的条件、功过等等都有明确的优惠、限制以及赏罚等条例。在此不去一一赘述。 就科考后的任用来说,各朝虽有不同,但不难看出其共同之处:一是复试合格之后才授予相应的官职,复试不合格的还可以参加下一次的复试;二是通过考试的都享有相应的特权;三是通过科举的官员比例越来越高,升官速度也较快(他们多有一定的真才实学);四是伴随着封建社会的没落,科考后的任用也越来越难。 五、科举制度的利弊 (一)从历史的一般情况看,一项政治制度能够在一定的社会中得到确立,并能长久地被予以实施贯彻,该制度必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有其推动历史前进的进步性,有其繁荣人类文化成果的积极一面。科举制度的合理性、进步性、积极性主要表现在: 1、科举选官制度与封建社会其他选官制度相比,要进步得多,合理得多。科举制度以考试为选拔人才的基础,颇有些考试面前人人平等的味道,且为了防止考官偏见以及受托、作弊等,各朝又有复试、誊录、糊名、磨堪等规定,以确保选官不受干扰。与察举、九品中正制相比,避免了人的主观作用,淡化了门第、家世的影响,形式上给几乎每一个人提供了可以进入仕途的均等机会,而且确实使大批中小地主及知识分子进入到封建国家统治机构中来,为封建统治阶级拓宽了政治基础。由于读书人有了一条读书、考试、作官的三位一体的仕进之路,缓解了中小地主不能进入仕途而产生的不满情绪,减少了社会的不安定的因素。正因为如此,唐太宗看到当时人人参加科举考试的盛况时,不禁得意地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 2、隋唐以后,特别是宋、明、清等朝代,通过科举制度,把原来分散的选官权力完全收归中央,设专门的机构负责考试,又设机构负责中第者的任用,这对于加强中央集权,保证社会安定是极为必要的。宋以后各代,再无地方割据局面出现,且经济、文化多出现盛世,可见其积极意义。 3、科举制度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繁荣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历代科举考试都比较重视文学诗赋,宋代还曾专设词科,而且历代各级考试几乎都设有一场科考,规定必须有诗赋一首,都刺激了人们在诗词上大下工夫。无疑科举起了推动作用。 4、科举制度促进了中国古代学校教育的发展。隋唐以前,学校尤其是基层学校一直处于零散杂乱的状态。而隋唐以后,特别是明清,把学校与科举考试紧密地集合起来,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网络化学校教育体系,促进了古代教育制度的确立和发展,使封建统治者得以系统地培养符合自己统治所需要的官吏和知识分子。 (二)很明显,科举制度的弊端是伴随着它本身的产生而产生的,而且随着封建社会的没落而日渐显露,主要表现在: 1、科举制度把几乎所有人的注意力全部吸引到科考上来,人的聪明才智全部用来应付各种考试,因此有人曾写诗道:″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特别是明清时,科考成为人们入仕的唯一的途径,更使人们成为应付科举考试的机器。而到明清时则专以四书五经为其考试内容,又规定了八股文为专门的科考文式,使读书人一味地读死书死读书,根本忽视实际才能的培养,成了一批可怜的书虫。科考中了以后也只能是封建统治者的奴仆。 《范进中举》节选自吴敬梓《儒林外史》第三回,是全书最精彩的片断之一。它通过范进中举喜极而疯及中举前后生活遭遇的变化,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科举制度腐蚀读书人灵魂、摧残人才及败坏社会风气的罪恶,穷形尽现地表现了封建末世的世道人心,对各类市侩小人,进行了有力的鞭笞和嘲讽。全篇大致可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自开头至“又骂了一顿”,写范进在考中秀才后胡屠户对他的“贺喜”和教训以及后来范进瞒着岳丈参加乡试而被骂的情形。作者借胡屠户之口,介绍了范进中举前贫寒的家境、困顿的生活:吃的是“每日小菜饭”,“这十几年,不知猪油可曾吃过两三回。”住的是“茅草棚”。穿的是破烂不堪的麻布直裰。同时,又利用胡屠户“贺喜”时对女婿的教训,反映了范进精神的猥琐和麻木不仁。屠户岳丈一顿市侩的教训竟然使范进“唯唯连声”,“千恩万谢”。而当范进向其借钱参加乡试时,又被夹七夹八的骂得“摸不着门”。偷试回来,又遭其痛骂一顿。这样,从物质与精神两方面,刻画了范进科场乞丐的典型形象,也揭示出社会风气对人的灵魂的扭曲和异化。为下文中举发疯作了铺垫。第二部分从“到出榜那日”至“邻居各自散了”。写范进喜极发疯,再被“打”醒的情景。形象、深刻地刻画了范进、胡屠户及众人的心态,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文中先宕开一笔,让范进斯文扫地,为解家中无米之炊而去集市卖鸡换米。再写报录人报喜,邻居急告。范进确认自己“中了”后,喜极而疯。紧接着围绕救醒范进,描写了众人的活动和神态,惟妙惟肖地刻画了胡屠户前倨后恭的态度和势利小人嘴脸,第三部分从“范进迎了出去”至篇末。主要描写张静斋对范进的攀亲贺喜,送钱送房,极尽恭维拉拢之能事。进一步展示世态炎凉。 2、科举制度严重禁锢了人们的思想,束缚了人的发展,使人们耽溺于四书五经、八股文章之中,形成了不务实际的社会风气,而这些却实现了统治者梦寐以求的思想的大一统。但这种思想上的大一统却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国越来越落后了。当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用大炮轰开了中国大门时,人们才从浑浑噩噩中惊醒,才发现世界上除了四书五经、八股文章之外还有其他一些东西。人们开始认识到科举考试的危害,并群起而攻之,开始要求废除这一误人误国的科举制度。1905年,在全国的声讨中,清朝被迫宣布废除科举制度。 《聊斋志异》广泛地揭露了科举制度的弊端,批判了科举制度。这方面的代表作有《考弊司》《叶生》《王子安》等等。这些作品对考场的黑暗、考官的混愦,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对考生的变态心理作了入木三分的刻划。 《考弊司》写阴间主管考试的靠弊司司主虚肚鬼颁下定例,凡考生初次谒见,要先割脾肉一块孝敬司主,但贿赂丰者可以免割。可是他在堂上悬挂的楹联却是“孝悌忠信”“礼仪廉耻”。这正是对人间黑暗的考场和寡廉鲜耻的考官的无情揭露和辛辣讽刺。 作者不仅写了科举制度的黑暗,而且揭露了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灵魂的副食和精神摧残。王子安因对功名利禄的渴望而失去理智,自以为中了进士翰林,大摆进士翰林的架子,闹出了许多悲剧性的笑话。叶生因屡试不第竟一病不起。在《王子安》中作家对考生们的心理和神态,作了穷形尽相的描绘,他们入场考试,似丐、似囚、似秋末之冷蜂、似出笼之病鸟;他们盼望喜报,坐立不安,如痴如狂,对秀才士子灵魂的这些刻画细致入微。作品通过对知识分子变态心理的描写,告诉人们科举制度是怎样侵蚀人们的灵魂的。所以《聊斋志异》的更深刻之处,是它揭示了腐败制度对民族精神之摧残。 由于科举考试的目的是为国家挑选行政系统的官员,科举考试的内容必然集中在国家行政管理方面等政治性的内容上。社会中最有才华的成员将最大量的精力集中于对这方面内容的学习和研究之上。同时,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出于维护统治统治秩序的需要,必然将论证这种统治秩序合理性的政治理论奉为唯一的、统治性的政治理论,其他政治理论则被视为异端而遭到排斥和镇压。因此,科举考试中对考生考试成绩的评定,不是以其对政治方面的理论创新能力的高低为标准,而是以其对权威政治理论的熟悉度为标准的,因此科举考试的推行并不能刺激政治方面理论的更大发展。 由于科举制度能够一举改善参加考试者的政治地位,进而改变阶级属性,整个社会都盛行着“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价值观,而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读书的内容就是科举考试的内容,也就是对权威政治理论的熟悉。其他的、尤其是涉及科学技术方面的研究,即使研究者取得多大的成就,也不可能成为该研究者阶级地位跃升的凭借。因此,在这种社会价值观的影响下,对不涉及科举考试内容的其他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和技术的研究被社会普遍观点认为是不务正业的“奇技淫巧”而倍受轻视,因此,这造成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在文化中的边缘地位,这无疑大大抑制了中国古代社会在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上的进步。 所以,科举制度对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利弊不言而语。 参考文献: (1)《清代科举制度研究》,王德昭著,中华书局出版社1984年出版。 (2)《科举制度与中国文化》,金铮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2月出版。 (3)《中国科举制度史》,唐群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9月出版。 (4)《中国科举考试制度》,张希清著,新华出版社1993年12月出版。 (5)《清代八股文》,邓云乡著,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3月出版。 (6)《科举考试的教育视角》,刘海峰著,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10月出版。 (7)《科场与舞弊》,李国荣著,中国档案出版社1996年出版。 (8)《金榜题名——清代科举考试述要》,于景祥著,辽海出版社1997年8月出版。 (9)《槐花黄,举子忙——科举与士林风气》,王炎平著,东方出版社1998年3月出版。 (10)《清代科举制度考辨》,李世愉著,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9年11月出版。 (11)《科举史话》,李尚英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 (12)《清代科举家族》,张杰著,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2003年7月出版。 (13)《学而优则仕:教育与科举》,刘海峰、李兵著,长春出版社2004年1月出版。 (14)《中国科举史》,刘海峰、李兵著,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04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