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杜甫的“三吏”和“三别”

本论文在中文系文学论文栏目，由论文格式网整理,转载请注明来源www.lwgsw.com,更多论文,请点论文格式范文查看杜甫是我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在我国现实主义诗歌的发展上，占有承前起后、继往开来的特殊重要地位。而他所写的“三吏”和“三别”则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三吏”即《新安吏》、《潼关吏》和《石壕吏》；“三别”即《新婚别》、《垂老别》和《无家别》。从诗的题目的整齐上和篇数的对称上，我们可以看出这六首诗是杜甫有计划、有安排写成的组诗，特别值得我们用心来阅读。在本篇论文中，我就要重点阐述一下“三吏”“三别”的同异，探讨一下杜甫的创作意图是通过什么样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的。
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反映，而杜甫的诗自唐以来就被公认为“诗史”，和现实生活关系尤其密切。因此，在分析作品之前，首先要叙述一下“三吏”“三别”的写作背景。这六首组诗，原题下注有“收京后作，虽收两京，贼犹充斥”之语，点明其时代背景。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冬，郭子仪收复长安和洛阳，旋即，郭子仪和李光弼、王思礼等九节度使乘胜率军进击，以二十万兵力在邺郡包围了安庆绪判军，局势甚喜。然而唐肃宗只信任宦官，不信任将师，诸军不设统帅，只派宦官朝恩为观军客宣慰处置使，使诸军不相统属，又兼粮食不足，士气低落，两军相持到次年春天，史思明援军至，唐军遂在邺城大败。在官军全面溃散之际，“子仪以朔方军断河阳桥，战马万匹，唯存三千。军仗十万，遗弃殆尽。东京市民惊骇，散奔山谷。留守崔圆河南尹苏震等官吏难奔襄邓，诸节度各溃归本镇，士卒所过剽掠，吏不能止。”①唐王急于为前线补充兵力，便向各处征集壮丁，以至连未成年的少年，垂暮的老人，甚至老妇人也都被抓去充役，闹的鸡犬不宁。乾元元年，杜甫由左拾遗贬职为华州司功参军。冬末，他只身一人赴洛阳探望家乡后回华州，途径新安、陕县、硖石、灵宝、潼关等地的时候，到处都遇到官吏们在征兵拉人，吏卒们不分昼夜在喧呼嚷叫，妇孺老幼在啼哭倾诉。诗人的心和人民跳动在一起，他把这一路所见的许多惊心动魄、可歌可泣的事情进行了艺术概括和提炼，写下了《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六首诗，这就是被后人称为杜甫代表作的“三吏”“三别”。诗人抓住他们之间的一些共同点，作了精心的构思和巧妙的安排，便成了一个和谐统一的整体。他们的共同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在创作思想上，“三吏”“三别”围绕如何看待当时的兵役制度这一个中心，从两个侧面来进行构思，组织材料阐发自己的观点，充分体现了作者表现劳动人民和他自己的与国共存忘的伟大爱国精神和情怀。由于“安史之乱”是带有民族矛盾性质的叛乱，当时的战争是维护统一，制止分裂的正义战争，因而当时人民一没有起来革命，二没有远走高飞，而是忍受着痛苦走上了战争前线。诗人一方面批判了兵役制度的种种弊端，反映了唐王朝那种毫无章法、丧失理智的抽丁给百姓带来的巨大灾难；另一方面又希望百姓支持官军顺从服役，表现了人民群众为了国家的统一，不得不忍受各种痛苦应征服役的爱国精神的矛盾思想。正如冯至先生所说：“这六首诗不只单纯反映了人民的痛苦，而且深刻表达了作者内心的矛盾。这矛盾……是在封建社会里一个爱人民、爱祖国的诗人在人民与统治者中间感到的剧烈的冲突。”②
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诗人，杜甫首先真实又愤慨地描绘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无穷苦难。《石壕吏》中的老妇，三男戍，二男死，孙方乳，妻无裙，翁逾墙。为了救下老伴和儿媳妇，不顾年迈力衰，宁愿牺牲自己请求差役带上她连夜“急应河阳役”。结果官吏却不顾她的哭诉，把她带走。“一家之中，父子、兄弟、祖孙、夫妻残酷至此，民不聊生极矣！”③《无家别》则通过一个在邺城战役侥幸活下来的士兵的自述，描述了战乱中农村萧条、残破的景色，描写了他第二次被征而无家可别的惨痛，道出了广大劳动人民“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的悲痛心声。此外，还有独伶俜的瘦男，卧路啼的老妻，明大义的新妇等等。他们的悲惨遭遇无不叫人垂泪。诗人通过对呜咽的白水，抽涕的清山，风峦上的烽火，丹原上的积尸的描写，愤怒的控诉了导致这场祸乱的统治者，对饱受战乱之苦的人民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可以说，“三吏”“三别”实际上是诗人用血和泪写出的一部劳动人民的战争苦难史。
杜甫同情人民，同时又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当国家存亡迫在眉睫时，他出于对祖国命运、民族利益的关心，就不能不从另一角度来考虑处理问题。在《兵车行》中，诗人在控诉了“天地终无情”之后，又含泪赏慰涕血的中青。“我军取相州，日夕望其平。岂意贼难料，归军星散营。”相州之败，本来罪在朝庭和唐肃宗，杜甫却说敌情难以预料，用这样含混的话掩盖失败的根源，目的是给朝廷留点面子。本来是败兵，却说是“归军”，也是为了不至叫人过分丧气。“挖壕不到水，牧马役亦轻。况乃王师顺，抚养甚分明。”所谓战壕挖的浅，牧马劳役很轻，郭子仪对待士卒亲如父兄等等当然是安慰之词。唐军讨伐安史判军，当然可以说名正言顺，但那里能谈得山爱护士卒、抚养分别呢？杜甫讲这些话，都是对强征入伍的中男的安慰。诗人在揭露的同时，又鼓励人民参军，是他内心矛盾的充分体现，又是社会现实本身矛盾的体现。
诗人还高度歌颂、赞扬了前线附近民众顾全大局、团结御辱的爱国主义精神，塑造了各种不同类型的爱国主义者形象。《新婚别》中的新妇深名大义，坚贞自誓，强作欢颜，鼓励爱人“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垂老别》中的老战士子孙阵亡殆尽，老起又缺衣少食，自己却愤然投军。诗人给我们塑造了一个正直豁达大度，而又富有爱国心得老翁形象。诗人的这种清醒的现实主义态度，使得“三吏”“三别”不同于早期的“兵车行”和前后出塞，不再是一味的反战、控诉，而且有控诉也有维护，有怜悯也有赞颂。围绕兵役制度这个中心，有叛有慰，这正是“三吏”“三别”在创作思想上的共同点。
第二，“三吏”“三别”在表现手法上是一致的，都是寓强烈的主观感情于客观的叙述描绘中。无论是对统治阶级的控诉和揭露，还是对人民的同情和勉励，都不是诗人自己的大声疾呼，直接表白，象“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直接控诉、指斥的诗句在“三吏”“三别”中看不到了。“三吏”中，他勉励独伶俜的瘦男，在《潼关吏》中他警告守官吏“慎勿学哥舒”，在《石壕吏》中，他又作为官吏横行的目击者出现。但无论以哪一种状态出现，他都没有直接进行指控，而是会不尽之意于短促而冷静的的言辞之中。
《石壕吏》中，诗人从暮投起到晨别终，全篇句句叙事，无抒情语，亦无议论语，但实际上，诗人却巧妙的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溶化在客观的事实里，溶化在具体的形象中，尽量让事实本身说话，让事实本身直接感染读者，说服读者，教育读者，唤起读者的爱和憎。比如“有吏夜捉人”一句，它是叙事，但同时又是讽刺和暴露，其中包括着诗人杜甫的憎恨，并且唤起读者的憎恨。用不着说这个差吏如何凶暴，统治阶级如何残酷，而这些都在话外。如“如闻泣幽咽”一句，也是叙事，但同时又是控诉，其中渗透着诗人杜甫的无限同情，并且唤起了读者的共鸣。对这一形象的塑造，也是通过老妇本人的控诉来进行，来完成的。难怪清代文论家陆时雍称赞它“其意何长，其言何简！”同样的，在《潼关吏》中，当潼关守吏做了一番自我炫耀之后，诗人仅仅说了句“慎勿学哥舒”，这句话也显得言短而意深。天宝十五年，大将哥舒翰以二十万兵守潘关，因轻率迎敌，被安禄山击败于桃林，致数万人坠黄河而死，自己被俘。杜甫只用“慎勿学哥舒”五个字重提这一历史教训，既含有对守关者的告诫，也含有对战死者的追念，更含有对同事的忧虑。短短的五个字，蕴涵着的感情实在太丰富了。
至于“三别”，诗人更是跳出故事情节之外，让诗中的人物自己对话，去行动，作者不再另外褒扬了。马克思在谈到文学作品倾向性时曾说：“作品的倾向性不要特别的说出，而需要让它自己从情节和场面中流露出来。”恩格思也指出：“作者的观点愈隐蔽，作品也就愈好。”④“三吏”“三别”的倾向性就是这样表现的。诗人的爱恨都是通过一幅幅真实的动乱和忧伤的画面流露出来的。
第三、“三吏”“三别”在文学渊源上是一致的，都是“即事名篇”的先秦乐府诗，都是以《诗经》和汉魏乐府为自己的文学源头。仇兆鳌说：“陈琳《饮马长城窟行》设为问答，此‘三吏’‘三别’诸篇所自来也。”⑤他只道出了设为问答一点，却没有道出杜甫这六首诗的内容和艺术表现已远远超过了陈琳的诗。杜甫决非只是模仿陈琳，他继承了包括陈琳在内的汉魏乐府，更继承了鲍照等人的乐府诗，而加以发展。“三吏”“三别”既是对传统的继承，又是对传统的更新。
我们读着《新婚别》中的“自嗟贫家女，久致罗襦裳。罗襦不复施，对君洗红装”，就不由得想起《诗经﹒伯兮》中的“自伯之杀，首如飞莲。岂无膏沐，谁适为容。”同样的《潼关吏》与汉乐府中的《董妖娆》，《新婚别》与曹丕的《与清河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在形式上也都非常的相似。但是，如果仅是对优秀古典作品一味地模仿，是不可能使这六首诗成为千古绝唱的。只有在传统的基础上加以革新，才能自树一帜，才会具有永久的艺术生命力。杜甫正是很好的做到了这一点。首先在形式上，他从乐府旧题中解放了出来，做到诗的内容是什么，就用什么来做诗题，即所谓“即事名篇”，这就改变了乐府旧题中题文脱节的现象。
在思想内容上诗人更有所创新，“三吏”“三别”不再象《伯兮》那样单纯的表现廉价的同情。诗中有讽刺，也有期待；有暴露，也有鼓励。把这些矛盾互相穿插交融起来，分布在各章节中，遂形成了杜甫崭新的乐府诗章。例如《无家别》这首诗，从创作构思来看，可能是受到了汉代民歌《十五从军征》的启发。而《无家别》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上都大大超过了前者。这主要表现在他的事件，情节的更完整，更典型上。〈《无家别》所着力表现的这一别，是《十五从军征》所没有的。这一别，不但使得这位归家士兵引起了人们的同情，更重要的是，使诗歌对现实生活以及对统治者的残酷性的揭露都更加充分。特别是他能够从失去最起码的人生权利的高度，认识这种无家可别的现象，使《无家别》的主题，在深刻性和典型性上都远远高处于《十五从军征》，而在我国文学史上获得了光辉的地位。
“三吏”“三别”在材料的选择和组织上是和谐一致的，但毕竟是六首诗，各自有着独立的主题和迥异的表现形式。王嗣奭曰：“《新安吏》悯中男也，其词如慈母保赤；《石壕吏》作老妇语；《垂老》、《无家》，其苦自知而不能自达；一一刻画宛然，同工异曲，随物赋形，真造化手也。”⑥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从诗歌的内容上来看
“三吏”“三别”虽是一个互相依存、互相补充的整体，但各组却又有侧重。“三吏”着重写吏，“三别”着重写民；“三吏”中吏与民交替出现，“三别”中却只有民的独白；“三吏”着重控诉官吏的横暴，揭露兵役制度给人们带来的苦难。“三别”虽然也表现人们的苦难，但中心已开始转向赞颂人民深明大义、团结御侮的精神。每首诗的内容也各有侧重：同是官吏，《石壕吏》突出吏的横，《潼关吏》突出吏的骄。同是写别，《新婚别》写的是新婚夫妇难舍难分的情景，《垂老别》则是衰老的夫妇又一次作生离死别。诗人通过一个个各具特色、精心设计的境头，构成了一幅幅和谐统一的社会风俗画，使河阳战役前那急如星火军情、手忙脚乱的官吏，生离死别的征夫，饥寒交迫的民众生动的浮现在人们眼前。这种内容上的既互相联系又各有侧重，是“三吏”“三别”的一个不同之处。王嗣说: “此首炉锤之妙,五首(除《潼关吏》0之最。”⑦大概主要是对语言说的。
第二、表现形式上的不同
“三吏”是叙事诗，夹带着问答描写，有人物对话。诗中写了诗人自己，有的还写了他自己的对话。《新安吏》中，写诗人行经新安道上同应征中男的对话，其中就有二十句以上是自己说的，占全诗大半。又有杂以主观感受的描写：“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潼关吏》中的对话安排则缓急有致，表现了不同人物的心理和神态。“修关还备胡”，是诗人的问话，“修关”何为，其实杜甫是不须问而自明的，这是故意发问，而且又有一个“还”字，暗暗带出了三年前潼关曾经失守一事，从而引起人们对这次潼关防卫效能的关心与悬念。然而官吏却不急答，这一“缓”使人可以感觉到关吏胸有成竹。关吏的话一结束，诗人马上表示了心中的忧虑，这一“急”更显示出对历史教训的痛心。《石壕吏》中的叙述与描写更充分一些。“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叙述自己投宿石壕村的见闻，然后描绘一对老夫妇在强横的官吏抓人时的种种神态：先是“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然后是老妇同官吏的对话，接着描写老妇被抓后全家凄惶之状，“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最后交待结局“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整个事件叙述的有头有尾，娓娓动听，形象也描绘得细致入微，楚楚动人。仇兆鳌有几句话说的好：古者有兄弟，始遣一人从军；今驱进壮丁，及淤老弱。诗云：“三男戍、二男死、孙方乳、媳无裙、翁逾墙、父夜往，一家之中，父子兄弟、祖孙姑媳，惨酷至此，民不聊生极矣。当时唐祚亦岌岌乎哉！⑧叙事至此，真是“夫妇何言”！
“三别”是抒情诗，纯是离别时送者、行者之辞，只是一个人物的独白，没有一句诗人的话。它的好处是与读者完全没有距离，使读者直接听到一个个送别和辞别的人的自诉衷肠。例如〈新婚别〉中征夫的形态、动作、语言统统都略去了，只有新妇从头至尾的内心独白。〈垂老别〉中老妻的饥寒，四郊的动乱也都是通过一个慷慨从军的老翁之口来叙述的，通篇也是独白。《无家别》则显得更为单纯，连个留恋交谈的对象也没有了，人物只有一个败阵潜归的单身汉，没有其他人作为陪衬，通篇只是他的感慨和独白。
“三别”写法各别。《新婚别》首尾用比兴：“兔是附蓬麻，引万故不长，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仰视百鸟飞。大小必双翔，人事多错连，与君永相望。”黄生说是“独新婚之妇起难设辞，故特用比兴发端”。⑨我以为这样的语言才逼似新妇的口吻，这样的写法才适于表现新妇的心情。此外，在押韵上，“三吏”“三别”也有所不同。“三吏”都用古韵，除《新安吏》外都换了韵，因此也就显得更富有变化。“三别”却都一韵到底，一气呵成。这大概和诗歌用任务独白的方式有关，更有利于主人公的诉说，也更便于读者的倾听。
第三、诗中的人物千姿百态，各不相同
“三吏”“三别”中共出现了十三个人物，他们经过诗人的典型话处理，在语言、行动上各不相同，显得很有个性。例如，同是媳妇，《石壕吏》中“出入无完裙”的媳妇与《新婚别》中的媳妇就明显的不同。《石壕吏》中的媳妇是丈夫新死，幼儿待哺，自己又穷得没有一条裙子，愁苦于房中不能出来见人；《新婚别》中的新妇则是刚过门就落得个“暮婚晨别”，内心的痛苦自不待言。但由于时局的威迫，这位申明大义的妇女不得不抑制着内心的痛苦勉励丈夫努力从戎。处在这样矛盾的心理状态中，新妇只好用曲折的比喻来表达自己的复杂感情，语言羞涩。正如清代学者浦起龙所说：“此诗以比体起，比体结，语出新人口，情绪纷而语言涩”。⑩同样的，《石壕吏》中的老妇与《垂老别》中的老妻同为老妇人，性格特征也有明显不同。《潼关吏》中夸夸其谈的守关之吏与《石壕吏》中任意喝骂的骄横之吏也写的各具形态。诗人能把这些身份相近、生活相似、遭遇相同的人物刻画的神态毕备、各具特色，无疑显示出了他那如椽巨笔的巨大艺术才力。
综上所述，杜甫的“三吏”、“三别”把以往诗歌反映现实的广度和深度大大发展了，成为古典现实主义诗歌的杰出代表性，而在艺术上的富于变化和吸引力，也可以说是集以往的诗歌之大成。诗歌所具的艺术魅力是无穷的，它将永存诗史。
注释：
①《资治通鉴》二百二十一卷。
②《杜甫》传八十六页
③[请]仇兆鳌《杜少陵集》
④《马恩列思论文学与艺术》
⑤《杜少陵详注》卷七
⑥《杜诗详注》
《杜臆》卷三
《杜少陵详注》卷七
《唐诗论文集》刘开扬著上海古籍出版社 122页
《读杜心解》浦起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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