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伤痕文学”的历史意义

内 容 提 要
 
 “伤痕文学”是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中国大陆文坛占主导地位的一种全新的文学思潮现象，它得名于卢新华以“文革”中知青生活为题材的短篇小说《伤痕》。
 “伤痕文学”作为一种文学思潮，它的历史意义是不可否认的。
 第一，从社会意义上来说，“伤痕文学”是对文革的整体否定。
 第二，在“伤痕文学”中，人们发现的久违了的悲剧精神。
 第三，在“伤痕文学”中，开始注重对普通人的刻划。
 然而，“伤痕文学”的局限又是十分明显的。　　第一，从社会意义上来说，“伤痕文学”对文革的否定不够深刻。
 第二，在艺术表现上，“伤痕文学”显得十分幼稚。
 第三，“伤痕文学”作品中虽然重新出现了悲剧意识，但其悲剧精神却具有表层性的弱点。
 第四，“伤痕文学”模式化的喜剧结尾。
 
 
 
 关键词：“伤痕文学”  历史意义    “思潮”   “文革”    
 
  浅谈“伤痕文学”的历史意义
 
 “伤痕文学”是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中国大陆文坛占主导地位的一种全新的文学思潮现象，它得名于卢新华以“文革”中知青生活为题材的短篇小说《伤痕》。
 “伤痕文学”的出现是有其历史根源和时代背景的。首先，“伤痕文学”是以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为历史起点的。文化大革命对灵魂的摧残尤其容易造成惨痛的心灵创伤。人们只有在挣脱了精神枷锁、真正思想解放之后，才能意识到这“伤痕”有多重、多深。这是“伤痕文学”喷发的历史根源。其次，文革后，中国人民虽然在政治上解放了，但由于两个“凡是”未 被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依然流行，所以文学理论与创造仍受到严重束缚，以致出现“东边日出西边雨”的奇特现象。随着“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当代中国才真正出现转机，文学才走上康庄大道。这种社会情势正是“伤痕文学”出现的时代背景。     “伤痕文学”又有着与其它文学思潮不同的思想内涵。新时期文学首先必须面对的是文化大革命，所以“伤痕文学”自然而然地以文化大革命这一历史时期作为重要内容。当时的文学作品或以悲欢离合的故事，或以鲜血淋淋的场景，对长达十年的大动乱对中国人民造成的精神创伤予以了“字字血、声声泪”的强烈控诉，对肆虐横行的“极左”路线予以了强烈的谴责。这便是“伤痕文学”的核心思想内涵。     但是作为一种文学思潮，“伤痕文学”并非只有其思想上特点，其实也有其独特的美学特征，在我国的文学发展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它的历史意义是不可否认的。　　第一，从社会意义上来说，“伤痕文学”是对文革的整体否定。即，它不仅是对文革中的政策及其造成的恶果的否定，而且是对文革及其之前的“瞒”和“骗”的创作方法的否定，从而恢复了文学的“真实性”。
 “伤痕文学”的最大特点就是真实，它的价值、它的感染力也都取决于它的真实性。1977年11月《人民文学》发表了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打破文坛的僵滞局面给沉寂、封闭的文坛冲开了一个突破口。小说大胆真实地将十年动乱所造成的“心灵灾难”毫无隐晦地表现出来，先声夺人，振聋发聩，具有开创性的作用。讲述了某中学教师张俊石如何尽力挽救一个在“四人帮”毒害下不学无术的中学生的故事，作者以“救救孩子”的呼声，与六十年前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发出的救救被封建礼教毒害的孩子的呼声遥相呼应，使小说产生了一种深刻的历史感，充满了一种强烈的启蒙精神。震动了被文革麻木了的人们的心灵。
 《班主任》拉开了人们回顾苦难的历史伤痕的序幕。不过在今天看，小说中最值得重视的角色并非主人公张俊石，而是作者在无意中塑造出的精神受害者班长谢惠敏，这个被视为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在“四人帮”的左倾教育下精神上产生的创痕比起小流氓宋宝琦更加令人警醒，虽然作者在当时并未将她作为帮教的重点，但正因为如此，这个形象的出现，才展示出作家真诚地面对现实、反映现实的创作态度，这在已被“假、大、空”文学拥塞多年的当时文坛中，无疑是十分可贵的。现实的真实性对历史、对文学的“假、大、空”做出了无情的否定与批判。　　第二，在“伤痕文学”中，人们发现的久违了的悲剧精神。
 在“极左”路线严格规定文学只能“歌颂现实”的情况下，几十年来，悲剧意识在文学中已经被迫消失。而到了文革结束，蒙受了巨大灾难的人民萌发的第一种情感就是对这场具有深刻社会性的大悲剧的悲哀与愤懑。于是，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首次出现了以悲剧形式来反映社会主义的文学思潮“伤痕文学”。
 “伤痕文学”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第一个悲剧高潮。随着“伤痕文学”的兴起，回避真实，粉饰真实，歪曲真实的虚假文学逐渐失去了市场，这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史有着里程碑的意义。在思想上，它对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在艺术上，它第一次给当代文坛带来悲剧意识。这一意识可以说是新时期文学的“原色”之一，其整个文学时期的悲凉格调也由此而出。这便是“伤痕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意义所在。
 1978年8月卢新华的《伤痕》震动了文坛，以该作品命名的新时期第一个小说创作思潮“伤痕小说”从此拉开序幕。小说中母女形象以及她们之间的矛盾关系，深刻地揭露了“四人帮”一伙，肉体上消灭老一代，精神上毒害青年一代的罪恶。母亲的形象使我们想起无数被迫害致死的老干部，他们革命多年，却遭到疯狂摧残。这个形象虽然着墨不多，以至还不够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但小说最后对她遗容的描写，却凝聚了作者无尽的哀思与强烈的愤慨。和母亲相比，女儿王晓华的形象要丰满一些。十年动乱期间，王晓华这样的“革命小将”数以百万计，王晓华这样的“革命行动”风行一时。他们狂热地追求革命，视极左的宣传为真理。他们心目中的革命和“决裂”、“打倒”、“消灭”是联系在一起的。小说的价值主要在于比较成功地塑造了王晓华这一人物形象，通过这一形象生动地概括了“四人帮”对于真诚地追求革命的青年一代的蒙蔽和毒害。十年浩劫中，有多少善良的人们曾经像王晓华一样把谬误当成真理，把无情当成革命，尽管经历不同，但就其被愚弄的精神实质来说，则是一样的。这部小说以悲剧的艺术力量震动了文坛，能引起人们心理上的共鸣，产生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第三，在“伤痕文学”中，开始注重对普通人的刻画，从而摆脱了十七年和文革中文学只能反映“工、农、兵”甚至只能以“英雄人物”为创作重心的教条规定，在表现对象上，出现了空前的广泛性。                    
 “伤痕文学”塑造了一些前所未有的小人物形象，如《啊！》中的知识分子吴仲义、韩少功《月兰》中的农村妇女月兰。
 《月兰》中，作者着重刻画了“我”、“月兰”这些小人物。“我”作为一个刚从中专毕业到机关参加工作的“小字辈”，是怀着满腔热情奔赴农村的，农村也是敞开胸怀容纳了“我”，可实际上我并未真正感受农村，“我”只有改造它的热情，却没有真正理解农民，“我”仅仅只是会下达“禁止放猪和鸡鸭，保护绿肥草籽生长”的命令，却不知道猪、鸡、鸭是农民生活的根本。农民的想法是再实在不过的，一切政治上强压下来的东西如果与农民的意愿发生矛盾的话，这种政治的意愿只是一相情愿。在这篇小说中，作者不断地向读者展示农村妇女月兰善良美好的心灵，一个最普通的既勤劳又善良的中国农村妇女，仅仅因为她赖以生计的4只鸡的死而引发了一连串与“穷”、与“过日子”相关的冲突和矛盾。农村妇女月兰迫于生活的重压，家养的鸡下田觅食，被工作队毒杀了。这不仅使她自己感到了生存的威胁，而且令她的婆婆、丈夫、儿子感到了难堪。尤其是工作队责成她因私养鸡、鸭作公开检讨并要把检讨贴遍乡里邻村时，更让她丧失了有规矩的劳动妇女的所有尊严。于是，“生”便成了一种罪过、一种累赘。于是她收拾好家务，安顿好婆婆和儿子，泰然赴死。象月兰这样一个当集体的耕牛犁田乏了力，可以一气拿出十来个鸡蛋、两斤甜酒给牛吃的“好妹子”，最终选择投水自尽，这无疑是一个穷愁弱者的无奈的抗争与辩白。
 然而，做为刚刚摆脱的文革僵死的创作模式的文学先声，“伤痕文学”的局限也是十分明显的。　　首先，从社会意义上来说，“伤痕文学”对文革的否定不够深刻。它只是从政治、社会、人际关系的角度考察浩劫产生的原因，而缺少对传统文化心理、封建意识的分析。作品对罪行的谴责往往归之于“坏人做坏事”，表现出一种忠心而未被理解的冤屈与不平，是一种在肯定“个人崇拜”前提下的，对野心家的谴责。    其次，在艺术表现上，“伤痕文学”显得十分幼稚。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小说中的语言明显带有文革左倾的印痕，如在《班主任》中，作者这样形容张俊石老师：“像一架永不生锈的播种机，不断在学生们的心田上播下革命思想和知识的种子。”另外，由于“伤痕文学”作者们关注现实的强烈的责任感，他们常常会压抑不住激荡的情感而跳出来对某个情节直接高谈阔论，表述自己疗救时弊的观点，使作品的情感表露不免趋于肤浅。
 第三，“伤痕文学”作品中虽然重新出现了悲剧意识，但其悲剧精神却具有表层性的弱点。鲁迅曾经说过，“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可见，悲剧的深化应该有两个层次：其一，是表现灾难；其二，是在灾难中展现崇高。而“伤痕文学”只是停留在悲剧的第一个层次上，作品一味注重悲惨故事的叙述而忽视了对人格的刻画。这样，主人公就只是单纯的受难者而非美的体现者，其悲剧只是灾难的展现而不是“美的毁灭”，只能引起人们“兔死狐悲式”的同情而不能给人以永恒的的震撼和心灵的升华。    例如，在孔捷生的短篇小说《在小河那边》（1979，2）中，作者力图展现在文革“血统论”的错误导向下所造成的悲剧：因父母被打倒，主人公严凉与穆兰受尽了折磨，他们在小河边相识并相爱结合了，幸福似乎降临在他们头上，然而他们却发现两人竟然是姐弟关系——历史把他们分开，历史又这样无情地捉弄了他们！小说的悲剧色彩在这时达到了高潮，但在读者为这种“乱伦”惨剧叹息的同时却不能不感到其中过分的偶然性
因素，这种刻意添加的悲惨无疑使作品显得虚假，同时也无法产生使人震撼的力度。    第四，“伤痕文学”模式化的喜剧结尾。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式和思想环境尚未明朗，文艺界仍然存在着“写暴露”、“写悲剧”的禁忌；同时大多数作者仍然难以摆脱以往“左”的创作观念的惯性影响，因而往往在结尾加入一个“前途光明”的机械性预言或大团圆式的喜剧性结局，以至淡化了悲剧效果，影响了作品的深刻性。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刚刚提到的《在小河那边》，在作品描写了一场“乱伦”惨剧后，笔锋一转，写到了“四人帮”被粉碎，姐弟二人得到母亲被平反的消息，母亲工作的银行也表示要将二人从农村调回，安排工作，最令人吃惊的是，从母亲留下的一封遗书中
他们得知，原来穆兰是母亲在战争中抱养的女儿，与严凉并无血缘关系！－－一切的阴翳都被排除，正像小说最后两节的题目一样：“飞向光明”、“鹊桥相会”。这种完满的“大团圆”结局无疑充满了人为的痕迹。
 又如：在《伤痕》中，当王晓华读罢母亲的遗书后，作者进行了一段人物“化悲痛为力量”的描写：　　……她的苦痛的面庞忽然变得那样激愤。她默默无言地紧攥着小苏的手，瞪大了燃烧着火样的眸子，然后在心中低低地、缓缓地、一字一句地说道：“妈妈，亲爱的妈妈，您放心吧，女儿永远也不会忘记您和我心上的伤痛是谁戳下的。我一定不忘党的恩情，紧跟党中央，为党的事业贡献自己毕生的力量！” 　　夜，是静静的。黄浦江的水在向东滚滚奔流。忽然，远处传来巨轮上汽笛的大声怒吼。晓华便觉得浑身的热血一下子都在往上沸涌。于是，她猛地一把拉了小苏的胳膊，下了石阶，朝着灯火通明的南京路大步走去……　　这两个段落无疑是在讲述了一个悲惨故事之后，预示了前途的无限光明，然而这种预言又因毫无根据而显得十分空洞。   总之，以今天的眼光重新审视，“伤痕文学”具有明显的局限，在新时期的文学发展中，它是连接“文革”“假、大、空”文学与新的体现“人”的真实性的文学之间的过渡。这种过渡性在冯骥才的《啊！》以及金河的《重逢》等作品中表现十分明显，后者虽然被誉为“伤痕文学”的代表作，但却已经显示出“反思文学”的深刻力度。　
 “伤痕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伤痕文学思潮”的创作最初大多是短篇小说，最早问世并产生了较大影响的长篇小说是莫应丰出版于1979年的《将军吟》。揭露“文革”历史创伤的小说影响较大的有王亚平《神圣的使命》、王宋汉《高洁的青松》、吴强《灵魂的搏斗》、陆文夫《献身》、孔捷生《姻缘》等知青创作，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等大墙文学，以及冯骥才早期在“伤痕文学”中艺术成就相对较高的《铺花的歧路》、《啊！》、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为代表的农村“伤痕文学”等。古华描写小镇岁月的《芙蓉镇》、叶辛展现知青命运的三部曲《我们这一代年轻人》、《风凛冽》、《蹉跎岁月》也都是此类主题的代表作。
 这些“伤痕小说”几乎都通过讲述十年浩劫中不同寻常的故事，表现人民群众的灵魂创伤和精神创伤，表现是非混淆的不合理现实所造成的畸形的社会现象和变态的社会心理，引发人们对十年动乱的思考。作家、包括整个社会躁动与激愤、控诉与哀怨，形成了“伤痕小说”的主要特征。“伤痕文学”虽然在艺术上成就不突出，但它们率先否定了“文革”，正视社会生活中的矛盾、问题，引起了思想解放的先声的巨大作用，推动了时代潮流的前进，同时为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的恢复，立下了不可抹煞的功劳。这也充分体现出它的历史意义的重要性。

 参考资料：
 1、中国社会科学院网站  马克思主义百科要览——伤痕文学
 2、伤痕文学--powered by heima.com   2005.12.25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