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西方性意识的发展

试论中西方性意识的发展

 性是一个古老而又神秘的主题，自古到今，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性作为人类延续后代的行为与自身欲望的骚动，它又是神圣而永恒的旋律。据说古埃及的金字塔就是原始人类对于男性生殖器官的崇拜。但人类从无知的原始性欲到对性欲的觉醒，从受性欲的束缚到女性性意识的解放，其间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圣经》里说上帝造了人类的祖先夏娃与亚当的时候他们是“不知羞耻的”，蛇引诱了夏娃偷吃了智慧果，于是人类便开始有了智慧，懂得用芭蕉叶来遮拦下体，这其实就是人类性意识的最早觉醒。
 一 、古代中西方文化中的性意识
（一 ）中国古代文化中的性意识
 中国的本土文化中，道家与儒家是为正统。道家追求无情无欲、超脱尘世，其最高的理想就是成为“不食五谷，吸风饮露”的神人，而儒家追求“仁、义、礼、智、信”所谓“修已以安人”“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就是如此。然无论是道家还是儒家，在性的问题上却持有相同的态度，那便是淡漠以待。道家的“天人合一”提倡的是神交，这一点与柏拉图的精神恋爱颇有相似之处。儒家则以“万恶淫为首”的经典古训流传几千年，虽然说孔子说“天地不合，万物不生。大婚，万世之嗣也。君何谓已重焉？”“一阴一阳，奇偶相配，然后道合化成。”但后世的儒家却仍是以色为不齿。由此可见，中国的本体文化从一开始就已经蒙上了禁欲的色彩，而这也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了后世的文学创作。从“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格”的汉代文学到“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性，始终是退居在正统意识领域的背层之中。
 中国的古典文学之中以四大名著最具有文化代表性，但如果我们加以细分，便不难看到正统文化对于人的本性是讳莫如深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这是中国英雄主义小说的代表。《三国演义》中的五虎将，《水浒传》中的一百零八名好汉，在战场可谓是呼风唤雨、所向无敌，但书中对于他们的妻妾却是寥寥几笔带过，更别说对他们私生活的描写了。这一点，与西方的英雄美人是格格不入的。《荷马史诗》中的海伦风华绝代，十年的特洛伊战争演绎美女与“野兽”的传说。中世纪的骑士文学，也把歌颂妇女的美貌爱情放在生活的首要位置，成为骑士文学的一个特色。但中国的英雄像关公、赵云、武松都仿佛是不问女色的，刘备更是说“兄弟如手足，老婆如衣服，衣服破，尚乃缝，手足断，安可续？”仿佛“越是不近女色，越是英雄”一般。这种泯灭人性、半人半神的英雄形象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思议的。但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却驾轻就熟，似乎也合情合理，这难道不正说明了中国正统文化对女性的淡漠吗？在《西游记》中，作者的这种意图更加明显。唐僧视女色而变容，任由娇艳百态的女人挑逗而保持贞操；沙僧老实忠厚，不敢破戒；孙悟空自居“齐天大圣”，自不会将天上人间的女人放在眼里，更谈不上性欲，惟独是猪八戒，才真真正正的具有人性，从这一点上来看应该说他才是《西游记》中的主角。他追求爱情，宣泄自由的性欲，提倡体验真实的生活，解放精神对肉体的束缚，但就是如此富有感情的人却在西天的路上遭受了百般欺辱，这无疑说明了当时社会对人性的淡化，正统文化对人类性欲的鄙视。《红楼梦》可称的上是千古一绝，其中金陵十二钗便是女性悲剧的最好阐释。但《红》毕竟是在明末以后产生的，它里面已经多少带有了女性意识觉醒的神来之笔。
（二）西方古代文化中的性意识
 1、开放的性意识。西方的文化从一开始就宣扬性欲。西方文学的源头之一就是古希腊文学。我们知道，古希腊文学最大的特点就是将人做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人与世界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就说过：“人是万物的尺度”，这充分表现了古希腊人对于自我的肯定。同样，由于人对自我的关注，那么对于发自于人自身的性欲也成为了古希腊文化的一个主流。苏格拉底说过：“人人都知道，爱情是一种欲念；人人也都知道，连没有爱情的人们对于美的和好的东西也有欲念。”柏拉图在它的《会饮篇》中也说过：“凡是在身体方面生殖力旺盛的人都宁愿接近女人┄┄到了成年的时期，也就起了要生殖的欲望。这时候，我想，他也要四处寻访，找一个美的对象来寄托生殖的种子，因为他永不会借丑的对象来生殖。”博学的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欲望有两种：“一种是共有的，一种是特有的，饮食男女的欲望是共有的。”
 在古希腊的神话中，宙斯是至高无上的象征，但正是这至高无上的神玷污了无数女性，才有了奥林匹斯山上众多的神子。当然，宙斯只是古希腊人的一个替身，古希腊神话本身就是原始初民自我关注与原始欲望的象征。于是，宙斯的风流史本身也正恰恰证明古希腊人对于性欲的追求、对于生殖的崇拜。这种生殖图腾在中国夏商的时候也有，但经孔孟之道以冲洗，所谓的“蛮夷之化”渐渐地淡化，反而在市民文学中萌芽。
 2、禁欲的基督文化。在欧洲文明的另一头希伯来文化却与上述文化相反，它包括理性预制肉欲，宣扬彼岸而轻视此岸。因此，这两种文化的矛盾，经由不断的战争、领土扩张、商品交流得到相互融合，从而在欧洲大陆上出现了一种新的文化形态，那便是基督文化。基督世界以全能、全善、全美的上帝为核心，“它重视人的精神，理性本质的追求；强调理性对原欲的限制。是早期西伯来文学种中世纪基督教文学文化价值观念的主要特征。”
 在整个漫长的中世纪历史之中，神圣罗马帝国将人的肉体带上了沉重的铁镣，人也不再是单独个体而是上帝的子民，禁欲成为罗马教廷最为摧残人性的手段之一。古罗马时代最有名的经院哲学家奥古斯丁这样说过：“我的灵魂啊！你该防止淫秽，在我的天主，我们祖先的天主，承受赞美歌颂的天主保护之下，你要防止淫秽的罪”为了防止世人犯“ 淫秽”之罪，奥古斯丁提倡理性，希望人们“清心寡欲”，告诫人们要谨戒“淫欲、声色、荣华富贵。”由此可见，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性欲”做为人类一种原始的冲动，在漫长的封建时代里，都是受到正统文化的束缚、压制甚至摧残的。虽然中西文化的根源不同，但对性的长期封固却是“异曲同工”，稍有越雷池一步的，都将惨遭毒手。
 二、中世纪中西方文化中的性意识
 从“禁欲主义”向“纵欲主义”转折的时间跨度，中国是在明朝中后期，大约在1550年左右，而标志着西欧性欲解放的文艺复兴的最高潮期，也是在16世纪中期。所以说16世纪作为人类性欲解放的一个时代分界点，它有它特殊的历史意义。
 随着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欧，其生产力都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脚步向前发展。社会分工扩大、工商业良性发展、资本逐渐积累，早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因素在逐渐成形，于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出现了新兴的市民阶层。他们的出现，意味着一场新时代的革命风暴即将到来。
（一）中国：平民性意识的解放
 1、平民性意识的解放。在中国传统的男耕女织的生产方式被打破与礼法堤防崩溃时，整个社会的思想意识迅速的滑向了另一边，从禁欲倒向纵欲，这带有着明显的时代性。被称为中国第一奇书的《金瓶梅》就在此刻出现。如果说早期的小说总是摆脱不了英雄主义与人神相恋的模式，那么《金瓶梅》则是开创近代小说的先锋，它第一次将真实的人、真实的生活、真实的情感用小说这种载体来表现。早期的男性总是小心翼翼的，女性也是哀怨满怀，而一下子，这个时代将他们在心中压抑了千多年的生殖器官解放了出来。“明中晚时期，市面上流行的刊版春画，不下百种，就连酒杯茶具上，也画有男女交欢的图画”“杨用修嫡南，纵酒自放，尝敷粉作双鬟插花，诸妓拥之，游行市中。”由此可见，当时整个社会的淫风散布，秽书艳词四处流行。刚从禁欲中解放出来的男男女女都在尽情的发泄自己的肉体。男的如西门庆寻花问柳，据《金瓶梅传播史话》一书统计，西门庆一生与25个女人上过床；女的如潘金莲为求与情夫同居而谋杀亲夫。由于社会唯一的价值标准已经不存在，所以这种淫乐之风也未见时人评判。在文学创作上，有了汤显祖的戏剧、徐渭的“人性”论、公安派的“性灵”说，这些都构成了以人为主的时代旋律。《金瓶梅》虽颇有争议，但无论如何，它确确实实反映了一个时代，它提出了情欲解放与人本思想在当时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2、正统文化对性意识解放的遏制。明清是性意识解放时候，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性爱观最为混乱最为变态的时代。一方面，由于程朱理学的盛行而“节烈风气盛行”，另一方面，由于市民阶层的壮大他们又在寻求自我的肉欲享受，在这种新旧时代的交替过程中，社会变得畸形而又模糊不清，社会的丑陋面暴露得淋漓尽致。森严的家长们“教导年轻好动的子孙们就范于现定的社会秩序，以期在社会上顺利发展”，而统治者也通过贞洁坊给社会的女子一种道德的模范，鼓励女子恪守贞操，尽妇人之道，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就是如此，所以在明清时代造就了中国历史上大量的节妇烈女。另外在明清时期女性大多有缠脚之风气，这也是一个颇为有趣的现象。女人以脚小为美，当时“三寸金莲”就是整个社会的审美标准。但当女性洋洋得意的将改造过的样品陈列在男人的面前时，作为男权社会对女性的一种强制性改造，无疑是对女性一种最低贱最残酷的践踏。
（ 二）西方：反对“禁欲主义”
 同时代的文艺复兴比中国的性欲解放影响更加深刻，其意义也更加深刻。文艺复兴从意大利开始，它所要复兴的就是古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以此来反对宗教神学，反对加在普通人身上的愚昧无知，反对“禁欲主义”，它宣扬的人文主义，其核心就是要把人从宗教束缚中解放出来，复兴人们对于肉体的欲望来反对上帝。早期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代表人但丁的《神曲》、彼特拉克的十四行诗，以及薄伽丘的《十日谈》都或多或少的表现出作者们对于原始人性的一种重新的审视。特别在《十日谈》中，薄伽丘写出牧师、修士、修女的无耻下流，而刻划出手工业者、市民的机智勇敢、追求善美的形象，同样是性的放纵，可是在作者的笔下却又有不同，可见当时人们对于性的审视已经有了自己道德上的区分。另一个同时具有影响力的是英国的作家莎士比亚。它的戏剧尤其是悲剧，反映出人的性欲在觉醒过程中与社会传统的冲突，其悲剧性归根到底还是人性的不彻底解放。在莎士比亚的所有作品中，我们可以见到所有的女性都占据了悲剧的一角，这也反映出了当时英国的女性依然没有地位，女性意识还未够受到重视。她们在社会中充其量只能充当一个悲剧的角色。在文艺复兴以后，整个西欧发生了激烈的变化。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到法国大革命到德意志的统一，从一战到二战到冷战，几百年间西欧资本主义在质的飞跃上也带动了欧洲人整体思维的前进。巴黎成为一块浪漫的艺术之都，维也纳成了音乐的灵魂之都，西欧人的思想，经尼采思潮的冲击，无疑已经走到了世界的最前端。而女性性欲的解放，它作为女性解放的一个重要标志，已经在西欧成为一股潮流。这一点，在西方女性文学之中我们可以略见一斑。19世纪30年代，西方女性在法国大革命所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及天赋人权”的思想影响下，女性文学大量涌现。就像女性主义历史学家瑞、斯特奇所言：“妇女运动的真实历史就是整个19世纪的历史；那些年里发生的事情无不与这个正进行着的伟大的社会变革有关，其产生原因也无不与它的影响有关。”于是，女性开始更加的关注自己的身体，用一种要求与男性平等的话语权来表现自己的思想。英国著名的作家劳伦斯说过：“性爱正是男女之间在宇宙中的平衡，在肉体与精神的关系上，劳伦斯认为，纯粹的精神是没有生命力的，生命力植根于富有活力的肉体，而性爱正是男女最真切的肉体的接触，最深刻的血性接触，一个生命体在另一生命体的接触中才能增强自身的活力，恢复自己的生机。”女性作家用她们自身的思维来关注自身，这意味着女性意识、女性解放在西方已经向一个纵深的程度发展。
 三、现代中西方文化中的性意识
 但相比之下，中国的性欲解放却远落后于西方。虽然经梁启超康有为等人极力的引入西学，五四运动又解放了一大批青年，鲁迅、巴金等人在一个角落拼命的呼吁人性的复归，但两千多年的裹尸布要将它彻底的毁去，又谈何容易？鲁迅有一段著名的描述：“见到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象唯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如果说我们这几百年的性解放，最后只能使这个民族达到这种畸形的心态，这是一种悲哀。看看近代，随着西方人权的引入，女性的解放问题作为一个颇为受人关注的社会问题，已经渐渐的在文艺意识领域里慢慢的萌芽。从近代男性对于女性的看法中，林语堂可谓是一个代表。林语堂反对抽象的、空洞的和纯粹的精神恋爱，他认为男女的恋爱是和人的肉体和性欲分不开的。他在一篇文章里说道：“我也完全不能把心灵与肉体的欢乐分别开来。世上可有什么对于女人只在精神上爱她而不在肉体上爱他。”同时他又说：“我们必须有肉体，并且我们肉体上的欲望必须都能够得到满足，否则我们便应该变成纯粹的灵魂，不知道满足为何物，因为满足都是由性欲而产生的。”如此大胆的提倡肉体的性欲，把女性的肉体从三从四德的封建禁锢中解放出来，这说明了男性作家站在人性的角度上已经开始关注女性的社会问题，开始为她们的生存空间生存状态表示忧虑。但如果说男性作家的男性话语权并不能代表女性自身觉醒的话，那么女性对自身的关注，无疑说明了女性呼吁性解放的要求已经在女性的意识领域中渐渐苏醒。苏青跟张爱玲作为中国近百年来最有影响的两位女作家，她们的文章当然具有代表性。苏青在《结婚十年》中大胆的描写了她十年的夫妻生活，其中包括夫妻间的性生活。她一针见底的道出了上流女性的悲哀，正如她所说到：“我知道上流女人是痛苦的，因为男子只对她们尊敬有什么用？要是卖淫而能够自由取舍对象的话，这在上流女人的心目中，也许倒认为是一种最能够胜任而且愉快的职业。”“女人有母性与娼妇两型，我们究竟学母性型好呢？还是怎么样？我敢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女人不想永久学娼妇型的，但是结果不可能，只好变成母性型了。在无可奈何时，孩子是女人最后的安慰，也是最大的安慰。”虽然这样的说法不免偏激，但它确确实实表现了女性对自身性意识的觉醒与对女性人权解放的强烈要求。相对于苏青的大胆直率，风华绝代的张爱玲以她极其细腻地笔调写出了的女性独特的心态：“如果你不调戏女人，她说你不是一个男人；如果你调戏她，她说你不是一个上等人。”如此直言不讳解构女性神秘的内心世界，可谓是将女性的天性阐释得淋漓尽致。
 但中国的女性远没有走出男权社会的困境，一方面是由于几千年来男性意识已经潜移默化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另一方面，相对于西方的世界，中国的女性主义解放是极其不彻底的，它只是零零散散地出现在一部分思想开放的时代女性身上，并未成为一种全社会性的规模。并且性的意识在中国女性的视角里还仍是一种神秘的封闭性堡垒，她们充当了几千年男性延续后代的生育工具，仍未将性与自身的解放联系起来。正由于此，大量传统的中国女性仍然在从事着贤妻良母型的生育工作，而她们的青春也在这种残酷的消耗被岁月磨光，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女性的一大悲哀。
 中国著名的性学博士张竞生很早就提出了男女爱情的四大原则：爱情是有条件的、爱情是可比较的、爱情是可以变迁的、夫妻为朋友的一种。而这四大原则恰恰就是为了将女性从残酷的家庭束缚中解放出来。“若夫妻结合无爱情的条件，无比较与无变迁的地方，男女仅是一种性歌的交换品，夫妻不过为一种家庭的不动产。”同时，张竞生从人类学的角度上分析了性的美学，他认为女性只有在性的生理上认识自己，才能真正的将自己解放。 而在西方，美国学者莎丽•海特是当代颇有知名度的女权主义者，她在她的《海特性学报告•女人卷》里提到：“男人通过爱来实现性，女人通过性来实现爱。在‘实现’的过程中，从来是男权社会里的男人，给女人作各种性的规范，甚至一个女人如何才能获得性欲之满足，也是男人界定的，想当然的。”由此可见，即便是在美国这样思想开放性爱自由的国度里，女性的解放依然是一个值得令人思考的社会问题。
 莎丽•海特在“语录”这样说：“一个女人在性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反映着她在其他领域中所处的地位。”所以说，中西方女性性意识的觉醒，一方面是时代发展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几千年来女性对于自身生存空间的一个深沉的反思。
 《性权宣言》实际上也可被视为《性自由宣言》，而《性权宣言》的发表，不过是“走向性自由的第一步”。在二十一世纪来临之际发表的《性权宣言》，传达了一种信息，代表了一种方向，体现了一种价值。从权利的视角看视性，将性权作为一种基本人权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琳·马古利斯与多雷昂·萨甘在批评西方性文化时曾指出，“西方文化一直未把性整合到文化之中，而是把它边缘化，局限于床第或者春宫文学的领域，不然就把它当作一种商品走进市场。”这样的批评现在看来有失公允。在自由、权利作为主流话语的时代，《性权宣言》的发表，“性权是基本的、普适的人权”的口号，至少表明性在从文化边缘走向文化中心。西方早期的人权文献及后来的宪法，无不对自由推崇备至。虽然这些文献和宪法中并未出现“性自由”，但许多西方国家在刑法中规定了“对于、妨害、侵犯”性自由的犯罪。考虑到这种情况，仍然断言“西方文化未把性整合到文化中”，显然并不确切。
 相对而言，中国传统文化对性的整合较为成功。这除了儒家“食、色，性也”的基本人性论的贡献外，更主要的在于道家的宇宙阴阳观的贡献。对此，李约瑟中肯地指出，“由于阴阳理论已被普遍接受，因此在宇宙的背景下考虑人类的两性关系，并认为它确实和整个宇宙机制具有密切关系，这是十分自然的。”中国文化对性持有一种比较开明的态度，性（交）自然观与性快乐思想相对发达。虽然有性羞耻感，但并没有西方那种沉重的性罪恶感。尽管中国传统文化中缺少“权利”话语，但比较起来，中国却一直在事实上处于性的相对自由状态，至少在观念意识形态领域如此。现代中国固然发生了一场短暂的“性的反革命”，不过，由于传统上没有沉重的性罪恶感包袱，当代中国走向性自由、性权利步伐称得上是快速的。即以法律而论，当今亚洲许多国家的法律仍然保留着对通奸处死刑的规定；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已将通奸除罪化。在司法实践中，中国已经有了婚内强奸的判例，也出现了对强奸受害人给予赔偿的判例。由此可见，中国的法律条文中虽然没有出现“性自由”的字眼，但法律对性自由的保护力度还是比较有力的。当然，从道德的角度而非从权利的角度认识、理解、评价性，在当代中国仍占的优势地位，但性权意识却也在逐渐生发。对“性自由”也不象以前那样一味的漫骂、嘲讽，而是出现了较为客观、肯定的评价。所有这些都这表明，中国在性权利、性自由的道路上，虽然还有漫漫征途，但前景一片光明。
 而20世纪初就已经开始的西方性革命，在20年代和30年代曾经出现过第一次高潮，但是表现为“静悄悄的性革命”，即并没有引起巨大的社会争论；在地域上，60年代以前的性革命主要发生在欧洲，然后美国才发生。20世纪以来在性方面所发生的变化，其实是一个渐进和累积的过程，并不是突发的革命。但是无论怎样下定义，还没有什么研究者否认性革命这个事实的存在。多数学者认为，性革命的主要内容有以下这些方面。性表达和性表现方面的革命，即性的公开化。性的性别方面的革命，即女性性革命。性知识的革命，即性学革命。性与生殖的关系的革命，即生殖革命。性与婚姻的关系的革命，即婚姻革命。 性的代际关系的革命，即所谓“青少年^造**”。 性的社会管理方面的革命，即性的私事化。
 性解放作为一种革命运动，也象其他任何一种革命一样，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和公认的敌人，运动才能开展和进行。但是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虚伪性风尚已经过去很久，而且已经被革命得差不多了，性还能往哪里解放呢？本世纪以来，社会各方面的不断个性化，也使得性革命敌人不再是一个统一体和显化的社会设置，而是越来越多地表现为其他个人的自主选择。这不仅不能构成性革命的敌人而且恰恰是性解放的理想。于是性革命也就因为没有敌人而寿终正寝了。性革命没有失败，但是它成功也就是它的结束。
  
 参考文献：1、张振军《传统小说与中国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一版第五篇第212页。
  2、蒋承勇《世界文学史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7月第一版第一章第五页
           3、何香久《金瓶梅传播史话》[M].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1，第128页
           4、王书奴《中国娼妓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1第232页
           5、劳伦斯《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1月出版，序言
           6、《外国文学》译林出版社2003，1，第108期92页
7、林语堂《生活的艺术》1937年在美国出版，第六章《生命的享受》第二节《人类的性乐属于感觉》，第二章《关于人的观念》的第三节《灵轴》
 8、潘绥铭 《西方性文化与性哲学的传统 》1997年《性学讲义》  类别：《性社会学讲义》第三章第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