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的世界》男性形象浅析

《平凡的世界》男性形象浅析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是作家路遥建立在一种“无榜样”意识之上，历时近六年之久精心酿造的一部精神大餐，它饱含着作者青春的激情、痛苦以及辛勤的汗水，也倾注路遥对生活对劳动者从未淡漠的热爱与深情。作者以城乡交叉地带作为了望社会人生的窗口，以他对生活深刻地洞察、透彻地理解以及生活的真情实感塑造了一批形态各异、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通过这些人物爱情、事业、挫折、追求、喜怒哀乐，绘成了一部普通劳动者热爱生活、创造新生活的壮丽诗篇，发人深思，催人奋进，使人心醉神迷。同时，这些纷纭众多的人物形象，无论男女老少丑俊穷富端正方直抑或这样那样的精神痼弊，都曲折或直接闪现出其个性光彩和丰富的社会内涵，深刻展示出普通劳动者在大时代历史进程中所走过的艰难曲折之路，交汇成一部中国城乡社会改革发展简史，显示出作者高超的思想艺术水准。
　　《平凡的世界》涉及1975年到1985年间中国城乡广泛的社会生活，人物头绪十分庞杂，社会生活场景十分广阔。从省委书记乔伯年到一县之长周文龙再到一村之主田福堂，从老作家黑白到新生代诗人古风玲再到乡土艺术家“链子嘴”田五，从精明人金俊武到“世事要变了”挂在嘴上的傻子田二，从大学生到煤矿工人再到游手好闲的逛鬼王满银，工农兵学商无所不及；学校、机关、乡村城镇、工矿企业、集贸市场乃至建筑工地，无所不包，蔚成黄土高原上立体多样的人物网链和平凡至及的人生世界。而男性形象在小说中具有突出地位，占了大量篇幅，其中有名有姓82人，具体展开描写68人。按照他们对社会人生的立场和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开拓型，如田福军、孙少平、孙少安等；二是跋涉型，如孙玉厚、田福堂、冯世宽等；三是滞后型，如孙玉亭、张有智、王满银等。下面就此对作品中男性形象作一浅要分析。
开拓型－－社会进程的原动力
　　这一人物总体特点是思想解放、勇于开拓，始终挺立时代潮头。他们中上有知人善任、雷厉风行的省委书记乔伯年（上任伊始即带领政府部门官员挤公交车体验民情），下有虽然年轻但有头脑，工作敢碰硬的县市领导白明川，而田福军、孙少平、少安无疑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
　　田福军是作者倾心塑造的一个党和人民群众期盼的开拓进取型领导干部。这位建国前参加革命工作五十年代初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的高才生，思想解放，目光敏锐，作风稳健，热爱群众，工作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和调查研究。任原西县革委会副主任期间，他坚持与推行“以阶级斗争为纲”极左路线的一把手冯世宽进行斗争，尽力执行以抓生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务实路线。当他和另一位副主任张有智横检查柳岔公社农田基建大会战时，敏锐发现了农民对公社干部过激行为及“左”倾政策的不满，当场纠正了周文龙“武上”错误做法，释放了劳教对象。“四人帮”垮台初期，他走访农村调研民情，当发现后子头公社战备粮高垒，而社员一个个断粮绝炊连吃糠咽菜也难以保证时，敢冒挪用之名断然分粮给社员，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不计个人荣辱、群众利益高于一切的高风亮节。对于双水村自发性改革尝试－－签定土地承包作业合同，他建议冯世宽不要急于扣“资本主义复辟”的帽子，指出应先由县社队调查清楚再做定论，并由此一针见血指出现行政策制度的危害，映射忧国忧民的高尚品质和深刻的洞察力。
　　他刚正不阿、实事求是，工作经验丰富。在迎接高老举办的“农村老红军、老赤卫队员座谈会”问题上，他坚决反对地县一把手弄虚作假的做法。转任地委领导后，他锐意进取，大刀阔斧搞改革。在农业方面率先倡导推行生产责任制，能及时发现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针对责任制后县社干部似乎无事可干、懒洋洋的习气，他采取“丰产法”让基层干部和农技人员投入进去，并大力推广“四法”种田，实现粮食增产，接着又集中精力发展乡镇企业，调整农业结构，实现农民增收。在工业方面，他立足地区资源优势，向上级要政策要资金争取项目，上炼油厂，建煤矿，扩大生产规模。调任省会城市一把手，面对黑龙河农场职工与当地农民聚众闹事、冲击市委大院，他态度沉稳果敢，先安排这些人住宿、放映录像稳住他们，随之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表现出极强的应变能力和解决突发事件能力。
　　在干部任用上，一方面，他以工作大局为重，不计个人前嫌，放手使用过去“对着干”的冯世宽、周文龙等人，并积极帮助他们进步。另一方面，却碍于情面，对曾经志同道合后来工作应付敷衍、不思进取的老朋友张有智不能及时指出问题，不自觉的迁就姑息张，反映出用人上的失察之处。作者在塑造这个人物形象时，同时将笔锋触伸到他的日常生活中，以此来多层面反映性格特征及精神风貌。如老岳父过生日时亲自下厨，动不动就泥手泥脚的和老百姓混在一起，以至被秘书认为太随和了，象个公社干部。尤其是当孙少安为姐夫王满银劳教一事求助田主任时，作者通过一连串动词和细节描写来托现田福军待人诚恳、平易近人之处：热情与少安握手，继而倒了一杯水，又递上一根烟，并亲自把打火机打着，伸到少安面前。
　　孙少平是一个自立自主意识很强，在新生活的征途上积极开拓前进的知识青年形象，一个不屈奋斗着的典型。他精神世界丰富多彩，精力饱满，有头脑、有毅力。尽管新生活的路上布满了荆棘坎坷，尽管尝遍了人间的酸甜苦辣，但他始终无怨无悔、永往直前。在这个人物身上，既有父辈勤劳质朴、正直善良、坚韧顽强、顾全大局的家庭责任意识和传统美德，又有时代青年勇于探索新生活、创造新明天，敢于超越旧世界旧生活的开拓进取精神和新的生活处世观，而后者显然居于性格主导地位。
　　孙少平的思想性格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高中求学到毕业回家任教、当农民是其思想性格、生活观的初步形成期，黄原揽工是其发展、初步成熟期，铜城煤矿当工人是其继续发展、完全成熟期。当吃着非洲高粱面馍、穿着自家织出的土布衣服的孙少平最初呈现在读者面前，此时的孙少平是一个敏感自尊、思想尚不成熟的青年：每天最后一个取饭，并对家境好的同学有一种变态的对立情绪，尤其是曾经同病相怜的郝红梅移情他人时，令他万分痛苦甚至绝望。但到高中毕业时，他的思想性格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如他大大方方去取黑馒头，不计前嫌、冒着生命之险于洪水中救起跛女子侯玉英，豁达大度处理郝红梅偷手帕事件。从不成熟到成熟，其思想性格的发展变化主要基于三点原因：一是特殊年代里半工半读的学习方式使他养成了看书习惯，有机会四处游转，开阔了视野；二是挨打的“情敌”顾养民不怨恨、不报复令其思想上开始震荡、反思，学会了宽容；三是参加校文艺队结识田晓霞，使他既能经常看到一些史学经典、时事评论，又可以互相交流提高，从而增加了自信和自我审视能力。回村以后，他一面继续与田晓霞保持密切联系，竭力挣脱农民出身阶级局限性，一面自学地把自己定位在“孙玉厚二小子”的坐标上，按世俗观点有分寸表现自己，表现出既想脱俗又不愿卓尔不群的处世观。然而，孙少平是一个有文化善于思考的人，不愿在父兄设计的生活框架中平静生活，他的内心始终升腾着远行的梦。在经过剧烈的思想冲突后，带着一种悲壮的激情踏上了一条全新的生活之路。
　　如果说孙少平黄原揽工前的思想性格形成主要来自于读书看报、思想交流等间接生活感触的话，那么黄原揽工时生活教科书的直接教诲，则促使了其思想性格和发展成熟。“幸福不仅仅是吃饱穿暖，而是勇敢地去战胜困难”，这是孙少平经过牛马般苦力劳作后的切肤体验。严酷、沉重的揽工生活锤打了孙少平健康的体魄和坚韧的意志，田晓霞给予的精神鼓励和情感依托促使他更加自立自强、不屈不挠，他开始独立地生活、思考，并适应环境、适应社会。铜　城煤矿是孙少平思想性格继续发展和成熟期。他毫不畏惧严酷的井下生活，因为他已经有了吃苦受罪的经历，况且已真正意义跨出了农门，更关键的是从此将登上了一个全新的生活舞台。他一方面坚持出满勤、干满点，为自己买书报杂志，给家里给妹妹寄钱，重温数理化，准备报考技校学习深造，以期提高工作技能，为落后　的矿业出力。另一方面，面对严峻的现实生活，孙少平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和田晓霞的恋爱关系，经受着理性与情感、理想与现实的巨大矛盾冲突。正如作品中所描述的“一进入惠英嫂的院落就感到煤矿工人的家庭也许就这个样子，一躺进蚊帐中又完全沉浸在他和田晓霞未来生活憧憬之中”。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孙少平身上又少了些青春的激情和浪漫蒂克的东西，多了份冷静、成熟和对生活复杂的体验。田晓霞牺牲的噩耗袭来时，在经历了繁重的体力劳动与长时间心灵激荡、碰撞、摩合后，他逐渐摆脱了沉重的精神创伤，又重新振作起来，用智慧和实干当好班长，认真而理智地对待金秀的爱情表白，更加稳健自信地把握人生之舟，按照自己运行轨迹破浪前进。
　　与其弟一样，既因袭着父辈勤劳坚韧、忍辱负重　的传统美德，又不安于现状，渴望摆脱贫穷落后面貌的孙少安，则是一个有头脑、有胆略、精明能干、勇于开拓的新一代农民形象，一个贫困山区创业者的典型。这位“一身男子气，小小年纪就能独挡一面”的男主人公一走进读者面前，就遇见了姐夫王满银贩老鼠药被劳教的难缠事，尽管他内心充满了焦躁与不安，但仍很自尊的在二队长金俊武面前显出满不在乎的样子，而且在全家人面前一幅镇定自若、成竹在胸的神态。少年求学的艰难困苦以及家境的极端贫困，使他早早就懂事明理，对上孝敬老人，对下关爱弟妹，十三岁小学毕业就随父务农挑起家庭重担。他决不抱怨命运，不为回家当农民而懊悔，因为“牺牲一人而全力支撑穷家”是他多年一贯信念，并已成了他的生活哲学，映射出博大宽广的胸怀和对家庭成员相濡以沫的浓厚情怀。长期局限于双水村这个狭小的生活圈子里，经常接触的是土生土长的农民，使他不可能象孙少平一样一个揽工小子可以和一个地委书记千金小姐省报记者相知相恋，不可能完全挣脱旧思想旧观念的束缚和羁绊，因此对于县城小学公办教师田润叶的爱情表白退避三舍，表现出过于现实的婚恋观。
　　穷则思变，善良正直是孙少安一大性格特点。这个没有纯粹老农民意识的青年人，能清醒认识到社员一年辛勤劳作到头仍然吃不饱穿不暧皆来源于一村人在一个锅里搅匀把造成的。因此，当地县倡导生产责任制时，他带头响应，并把责任落实到组到人，抢先尝到了改革甜头。随后又眼明手快贷款买骡子拉砖头挣包工活钱，率先走上了脱贫致富之路。接着又改建砖窑，逐步扩大生产办砖厂，成为名震一方的农民企业家。创业过程中，虽然历尽艰险，但他始终不失扶危济困的善良本色，尽可能接纳乡亲们做工，帮助他们解决买化肥、种子钱。尤其在砖场倒闭后，及时借钱支付村里人的工钱，表现出这一刚强人“窑跨人不跨”重义守信的美德。东山再起后又不计前嫌，再次接纳那些曾经在自己落难时嘲弄、逼迫自己开工钱的村民来做工。
　　孙少安这个敢闯敢干，能吃苦耐劳的新一代农民，由于自身所处环境和思想意识及思维方式的局限，其人物形象表现出多姿多彩的复杂性。原西县“四干”会后夸富活动，一方面让这位假冒尖户心虚得直叫苦，感觉是一种“精神折磨”；另一方面，内心又升腾起了披红戴花、人前显贵的光荣感。一方面精明强干，很有战略眼光，如因不懂技术砖头厂倒闭后，宁可扛贷款背利息也不卖机器，懂得“将来能不能翻身，还得指靠它”；另一方面又表现出糊涂犯浑的弱点，仅凭一面之辞就盲目将卖瓦盆的河南人聘为烧砖师傅，导致砖厂倒闭达一年之久，而且天真地与胡永合合作拍电视来换个虚名。分析其拍电视的行为动机无非有两条：一是初步发达起来后周围人的红眼病使他象传统土财主一样不愿露富，二是长期艰难困苦环境中低微身份所滋生的出人头地心理驱使，充分暴露出孙少安在支配财富问题上的局恨性。总之，正是他思想性格和心灵深处的复杂性，使他成为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艺术典型。
跋涉型－－顺应时代浪潮波浪式向前
    这一类型男性形象总的特点是对社会人生有着比较明确的态度和比较积极的观点，尽管在时代浪潮中左右颠簸、跌跌撞撞，但总体趋向随着社会主潮一起向前。属于这一类型的人物众多，既有老作家黑白，又有先结婚后恋爱的诗人贾冰，既有热情耿直的金俊海父子，又有粗犷豪爽的矿工班长王世才，而孙玉厚、田福堂、冯世宽等无疑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孙玉厚是黄土高原上千千万万个老一辈农民的典型代表，他勤劳正直，坚韧博大。他自幼丧父，早早感受了生活的艰辛与酸痛，含辛茹苦供养母亲，将弟弟拉扯成人。为了给弟弟成亲，他背了多年还不完的债；当弟媳提出分家时，他又让出了祖居的窑洞，自己携母牵子借居他家。刚有了一孔自己的窑洞，大儿子的婚事又成了他的奋斗目标，他象一头老黄牛始终不知疲倦地辛勤耕耘着。我们从他对命运的屈从、对子女妻弟的忠诚、为人的正直，可以看出他具有黄土地一般的沉重、忍耐、博大与宽厚。这位曾经吆牲灵翻山越岭到山西驮过瓷器的农民，见过一定的世面，因此思想并不十分保守，甚至有时还表现出难得的豁达大度来。如他在二小子离家闯荡、与大小子少安分家的问题上即充分印证了他的不凡见解。然而，孙玉厚毕竟跟黄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又长期经受着家庭的贫困，过惯了艰难日子，因此对苦难的感觉已无不适的反应甚至已经麻木，故而生活发展到不再为吃穿犯愁时，他已经相当满足了。他对生活有所求但又无奢求，对少安砖厂存在着一种莫名的惧怕和担忧，“孙家祖坟进了穷鬼，因此命运是不可更改的”的宿命论观点一直主宰着他的精神世界。而当少安砖厂垮台后，他自然怀疑可能是因为儿子本命年没有系红腰带辟邪才引起的灾祸，表现出求稳怕乱、迷信落后的小农思想意识。
　　田福堂是长期以来中国畸形发达政治行为的产物。这位大字不识一斗、村级政权的长期负责人，处世圆滑，老谋深算。他在偷水事件中把握村民心理的果断和冒险精神，在处理俊斌丧事中顺应传统人情终于使自己从被动变主动，在处理捉奸事件中的以逸待劳、不露声色，一步步把自己的政敌逼向被动的韬略，他不惜流泪下跪、一口一声干娘的逼金老太太搬家的精明，都使他成为黄土地上最出色的乡土政治家。为了阻止女儿与少安关系发展，但又不想当面伤女儿的心，他采取釜底抽薪策略，马上叫弟媳给润叶找个婆家，接着又利用多分饲料地一事把少安推上批判台，让其“受点整，灰上一段时间”，充分显示出他的老奸巨滑。这位以大寨为旗帜以陈永贵为榜样，积极拥护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农村政治家，他的一切行为动机、目的都是为了排斥异己巩固自己的地位和权力。他不切实际、异想天开地炸山打坝造良田，无非是为了搞政绩扬名。当农村推行生产责任制分产到户后，由于失去了特权，没有了甜头，他便立即失去了工作热情，对村民事务、群众利益以至神汉大搞封建迷信活动都不理不睬。尽管他反对改革，消极对抗生产责任制，但他不象他的助手孙玉亭那样幼稚。他是一个饱经世故的人，会随着社会形势发展慢慢转变自己的观点和作法，逐步投入社会洪流中去，甚至可以采取机会主义的态度到县城当包工头发展致富。田福堂毕竟是一个农民，封建传统婚恋观、门第观念以及农民阶级局限，使他坚决反对儿子与寡妇婚事，违背了年轻人生活意愿，从而导致了儿子离家出走而自己成为孤家寡人。在经过心灵长期孤独而倔强的徘徊，最终顺应生活大潮，找回了儿子接纳了儿媳，过上了全家安康的生活。
　　冯世宽和周文龙都是在时代洪流中经过撞击、洗涤后逐渐成长成熟起来的领导干部。冯世宽尽管和田福军系同时代的人，但他不象田福军既受过高等教育，又在地区工作过，眼界比较宽。长期的计划指令使他多了一些服从，少了一些思考，对上级政策精神不折不扣执行，其中包括一些不正确、错误的决定。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他及时反省自我，通过读书学习摔掉了一些过时的东西，竭力跟上社会前进的步伐。当他与田福军的位置戏剧性发生变化后，能坦诚总结过去教训，真诚当好助手。与冯世宽一样犯过极左路线错误的周文龙，虽然年轻有文化（西农工农兵大学生），但其所处的工作生活环境正值大干快上、阶级斗争盛行的时代，加之他又是一个回乡当农民的新生事物，自然大受媒体关注时局青睐，因此极左思想很严重，以至农业学大寨时采取“武上”过激行为，用麻绳加路线捆绑农民开展工作。作者对他的思想转变，一是放置其在时代洪流中感受冲击进行反思（与张有智共事），再是通过党校集中学习进修来荡涤思想上的尘埃。
　　李向前、田润生两个年轻人，看似孱弱实则刚强。尽管他俩没有金波思想深邃超前，但和他一样情感丰富，为了爱情可以付出一切，在严峻生活面前毫不退缩。双水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划分互助组时，润生庄严面对生活考验，挑起劳动担子。李向前在双腿残废后，主动做饭收拾家务。儿子降生后更加自强自立，谋了一份修鞋的职业。他们在生活的风浪面前虽然痛苦迷茫过，但一个个经受了吹打和考验，成为主宰自己命运之舟的强者。与精明强硬的田福堂不同，大队副支书金俊山则是一个顾全大局的温和型基层干部，做事很注意分寸。炸山打坝动员村户搬迁时，他不满田的强硬做法，采取说服教育让金俊武兄弟主动撤离。当田福堂热心主政村务时，他把心思放在了自家过活上；而当田福堂甩手不管村务时，他又承担起排忧解难的责任，扮演着一个灭火队长的角色。他积极协调校舍，让孩子们搬出了岌岌可危的旧教室（当年炸山打坝把教室震得裂了缝）；及时劝阻分队分红了眼的村民圈分公路上树木，防止“捉奸事件”引起的群殴事态扩大。还有精明强干的二队长金俊武，对侄子金富暴富内幕洞若观火以及弟媳蓄奸忍气吞声的态度，透射出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机敏的智慧。
滞后型－－社会生活大潮的落拓者
　　这一类型男性形象看不到社会历史发展的主潮航向或者由于一乙私利得不到满足，或消极处世对抗社会，或缺乏进取精神和正确的生活观，随波逐流碌碌无为，甚至沦为人民的罪人。其中典型代表是孙玉亭、张有智、金俊文、王满银等人。
　　孙玉亭这是一个看似聪明实则愚蠢、看似强大实则懦弱的人物形象，他政治上小处聪明大处糊涂，生活上朝不保夕，得过且过。他的行为处处显示出可笑的聪明、庄严的滑稽。在批斗侄女婿王满银之前，他特意早早为大哥打个招呼，但为了表示他和阶级敌人亲属的界限，却不进大哥家门，远远地在门外喊话搭腔。为了巴结田福堂，同时也想让他贫管会主任不被架空，结束“双水村资产阶级把持教育阵地的历史”，顺便也为侄子少平谋了个民办教师差使后，就径直登堂入室，理直气壮、心安理得地坐吃拿要。他深受“以阶级斗争为纲”极左路线影响，“革命”立场相当坚定。当公社在双水村搞农田基建大会战批判阶级敌人时，尽管事实上没有斗争对象，但他还是找个傻子田二充数，以映证毛主席“阶级斗争无处不有”的指示；当侄子少平跑到前地主儿子家为其子孙补课时大为光火，认为他丧失阶级立场；当大侄子少安带领社员签定“生产作业合同”时，立刻激愤异常“毛主席他老人家一去世，人的胆就越来越大了！竟敢明目张胆走资本主义道路！”并表示出一副大义灭亲的架势，主张“把那小子捆起来送到公社去”。即就是历史的车轮驶向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孙玉亭的脑子里仍然布满了成分论，坚决反对女儿的婚事。如果说田福堂的积极革命主要为己谋私利的话，孙玉亭的革命目的则是为了精神上满足与快活。他一旦登上主席台大讲革命道理时，俨然一副革命主将、大队领导人的架势；而一踏进家里立马束手无策，如同生活弃儿。尽管这位革命前辈关心政治时局，经常看报学习，却丝毫没有一点与时俱进的迹象，不理解党的政策方针及其精神实质，不理解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内涵，反而梦想集体又要恢复、政策又要变回去。当然，孙玉亭的身上也有其可爱之处。他念过几天书，当过工人，因此有一定的见识。对村里鱼刺事件能很快化解开来，能理解田润生与郝红梅恋爱结合，认为田福堂是封建主义，并且是坚定的无神论者，对集体事业始终一往情深。在大革命中锻炼的组织才能也并非无用武之地，他有板有眼筹划砖厂点火仪式和学校剪彩揭幕式即充分印证了这一点。
　　相比之下，张有智则是一个于时代发展中停滞不前的干部形象。这个过去和田福军并肩战斗、务实的县级领导同志，有能力有水平搞好工作。但社会发展、同事升迁却使其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思想萌生，变得庸俗起来。自认为干得再好也已经到头，工作开始敷衍塞责、不思进取，生活中开始养尊处优、好好享受。特别当平调地委组织部长无望时，更是变得牢骚满腹、满腔怨气，工作能推就推，权力不该抓的也抓，最终群众怨气、组织撤职。另一个落拓干部形象高凤阁，尽管作者着墨不多，但其只谋人不谋事的个性特征却是一目了然。因为田福军当专员挤脱了自己就处处与他对着干：利用地委主持《黄原报》连篇累牍发表对生产责任制横挑鼻子竖挑眼的文章；暗中鼓动一些不满田福军的人大量制造罪证，掀起“倒田”运动。最终因防汛关键时刻回家为儿子大宴宾朋而落了个撤职查办。被时代洪流抛下生活之舟的还有金俊文。　这是一个没文化没头脑、贪财狭隘的农民。对于弟弟俊武提醒劝告反以为是嫉妒栽赃，最后沦为阶下囚。对生活事业没有明确认识还有游逛成性、随遇而安的王满银（看似思想超前，实则浑浑噩噩），随波逐流的马国雄徐智功，尽管他们在各自生活道路上暂时得以踽踽而行，但其思想观念停滞落后，如不更新转变，都将成为生活的落拓者。
　　纵观《平凡的世界》中的男性形象，可以看出作者路遥对现实生活中形形色色的人和人生况味的真正了解。作者没有在人格意义上否定任何一个人，也没有按照好坏人的惯常模式将任何一个人逼向恶的极端。无论是老奸巨滑的乡土政治家田福堂，游手好闲的逛鬼王满银，或是愚顽可笑的孙玉亭，憨直粗俗的矿工安锁子，甚至包括傻子田二的身上都或明或暗地闪现出诱人的人性光彩。他们可能在性格、品质、生理上有致命的弱点，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生活中完整意义上的人。同时，作者将农村生活其间的人们悲哀辛酸同家庭生活、人伦关系的温暖情愫溶解于人的政治经济关系中，让严酷的人生荡漾着温馨的人情味。如作为传统伦理感情和人生义务承担者的孙少安，为了弟妹前程不惜自己辍学，同父母弟妹在贫乏的物质生活中相濡以沫，为了它少安不惜与新婚妻子反目。这种温暖的人伦之情，透射出作者对农村父老乡亲的爱和理解同情，以及自觉的人性人情观念。再次，在人物命运安排上，透示出作者悲喜交加、苦乐并生的人生观点。正当田福军、孙少安事业如日中天之时，爱女爱妻却一个撒手西去，一个患了不治之症。正如有人所说，路遥的作品始终透示出淡淡的哀愁。
　　当然，《平凡的世界》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也有其缺陷、失真之处。如当孙少平提出要处出闯荡、将户口迁移出农村时，有一定文化、思想相对超前的少安“惊得几乎要跳起来”，表示出十分地不理解，而面朝黄土背朝天一辈子的父亲孙玉厚反而表示出不凡的豁达和大度，显然不合实际。再者，七十年代后期男女作风问题对政治声誉影响非同一般，而把政治名誉看得很重，革命立场很坚定的孙玉亭，却与“盖满村”王彩娥麻糊在一起，情节安排过于牵强。而游逛成性的二流子王满银在一次偶然的照镜子中，看到自己枯稿面容后，竟大受震动，继而回心转意回家过起安稳日子来，显得过于仓促搪突。同时，在人物描写当中，作者常常急不可耐插入自己的解说和议论，以此代替对人物的客观描绘，或多或少影响了人物形象刻画和性格塑造。尽管如此，《平凡的世界》仍不失为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尤其是作为不屈奋斗者孙少平和愚顽可笑孙玉亭这两个人物形象，将永远在当代文学人物长廊中放射出耀眼的光彩，启示人们在社会生活大潮中顽强拼搏、冷静思索、奋勇向前。
　　　　　　　　　　　　　　　　　　　　　　　　　　　　　　                       
参考文献
1、李星：《无法回避的选择》－－从《人生》到《平凡的世界》，《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1987年第J3期，第143页。
2、王愈：《在交叉地带耕耘》，《当代作家论》，1988年第9期，第38页。
3、邰尚贤：《悼念路遥学习路遥》，《陕西日报》，1992年第303期。
5、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华夏出版社，1995年，第1版，第4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