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王维山水诗中的禅理与儒学并蓄问题

试论王维山水诗中的禅理与儒学并蓄问题
 摘要：   本文试图从王维的山水诗创作中的闪烁着玄妙的禅理和中庸的儒学并蓄这个层面进行分析，分别以较为详实的文史论证王维山水诗中空灵的禅趣与愤世的儒学特点，并对其形成的客观与主观的历史原因作一番探究，以此解读王维的思想世界。

关键词：  王维    山水诗    禅趣     儒学     空灵      愤世
 
 
 唐代著名的山水诗人王维，长期过着半官半隐的生活，他借山光水色以自娱，写下了许多闪烁着禅理又富有诗情画意的山水诗。他的作品在盛唐独树一帜，影响深广，宋代文豪苏轼曾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在王维生前，人们就认为他是“当代诗匠，又精禅上理。”〔1  〕死后更得到“诗佛”的称号。的确王维是一位谙熟禅理的儒者，不仅如此，他又是一个虔诚的佛教信徒。这系于家庭佛教信仰的影响，王维的母亲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曾拜高僧大照普寂为师，持戒修行三十余年。在母亲的熏陶下，王维与其弟王缙"俱奉佛，居常疏食，不茹荤血"。王维 二十多岁就受教于名僧，三十岁左右丧妻。据《旧唐书·王维传》说他"妻亡不再娶，卅余年孤居一室，屏绝尘累"。可见佛教对他影响至深。王维交往的僧人居士很多，仅在他诗文中记有姓名的就近二十人。从他的诗文中，也可以看出他的佛学造诣很深。王维早年也曾积极从政，但政治上不得意，他便长持斋戒，日日禅诵，过着隐居生洗，并走向大自然，演绎了许多绝世精品。正因为他笃志信佛，所以他的诗歌创作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佛教思想的影响。他的许多山水诗蕴涵着玄妙的禅理和中庸儒学，本文试就王维山水诗创作中所体现出来的这一特点作一番论述。
 王维的诗歌，尤其是他的田园山水诗，的确写得很美，以至早就有“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美誉。在这些作品中，有许多诗也的确含有“禅理”使人顿悟良深。 禅宗所讲的“顿悟”，是指个体的直接体验，不是靠理性思维或因定传授模式所能达到的。禅宗主张求佛不应向外觅求，而是对自身佛性的体验与发现，实际是一种独一无二的个性化体验。以禅喻诗正是借禅悟的个体化特征来喻诗歌的个性化创造特征，以打破旧的诗学范式。诗的审美体验与禅宗的宗教体验有相通之处，一是随机性，二是超语言性。〔2〕一直以来禅宗以“无念为宗”，追求一种心空的境界。心空，则无欲、无执、不生、秒灭、大休、大息，达到永恒的涅般。禅宗的思想渗透在王维的许多诗里。他所写的山水诗多持澄心观照的审美态度，表现空寂闲静的境界。这种“禅”的体现形式是怎样一种情况呢？人们已有许多分析，但我认为总其大端，可以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是纯粹的佛理教义的说教诗。换一句话说，就是将诗当作宣扬佛教教义的载体或工具。这种纯粹的宣扬佛经教义的诗文是由当时佛教在东土的盛行风气渗透影响。据《旧唐书 王维传》说“维弟兄俱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荤血”。这说的是王维兄弟信佛，吃素不吃荤的史实，王维信佛的虔诚可见端倪。唐代正是佛教十分繁荣的时期，士大夫学佛佞佛风气极盛，加之王维受虔诚佛教徒母亲的影响，中年时便成为一个笃诚的学佛者。从他所留下来的诗文可以看出，他对佛教研究颇深，因此，在他的诗歌中，有一些纯粹是宣扬佛教教义的，正如李梦阳所指出的“王维诗高者似禅，卑者似僧”。（《空同子》）这一小部分“卑者似僧”的诗歌就是禅理的说教诗。
   如《与胡居士皆病寄此诗兼示学人二首》其一：    一兴微尘念，横有朝露身。如是睹阴界，何方置我人。碍有固 为主，趣空宁舍宾？洗心讵悬解，悟道正迷津。因爱果生病，以贪 始觉贫。声色非彼妄，浮幻即吾真。……  这本是一首慰病之作，作者却在演绎禅理，现身说法，用禅宗的思想来解释人生疾患。诗人认为，人之所以眷念人生，就是因为有世俗之念，只有去掉世俗之念，才不会迷失道路。“五阴”、“六尘”、“十八界”等佛教概念在诗中大量出现。至于该诗的第二首更是提出了一种佛教禅宗的人生哲学。其中“浮空徒漫漫，泛有空悠悠。无乘及乘者，所谓智人舟”的句子，则全是宣扬佛教“非空非有方能成就佛道”的思想。“禅宗”六祖慧能有所谓的“无相、无着、无住”的“无为无碍”的思想，王维也认为万法都在自心，人就不应该执着于外境。
  又如《登辨觉寺》：竹径从初地，莲峰出化城。窗中三楚尽，林上九江平。软草承跌坐，长松响梵声。空居法云外，观世得无生。
 方回《瀛奎律髓》认为：这首诗的第三、四句极佳。“远近数千里，一望了然。佳处全在‘窗中’‘林外’四字。” 但是除此之外句句与佛有关。“初地”
“化城”即佛教所说的极乐世界。“跌坐”是禅坐的方式。“梵声”即天竺语诵经声。“法云”，即佛法无边，像天空中的云，可以函盖广宇。“无生”，即禅宗所谓无生无灭。可见全诗包含了这样的佛里说教：在尘世扰攘之中，只有静心跌坐诵经，才可以达到无生无灭、立即成佛的顿悟境界。〔3〕
 我们再看《秋夜独坐》:独坐悲双鬓，空堂欲二更。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白发终 难变，黄金不可成。欲知除老病，唯有学无生。
  诗题曰：“秋夜独坐”，就使人不自而然地想起佛僧静夜坐禅，而全诗也确是写禅悟的过程，尤其是后半篇，纯属佛理的说教，枯燥乏味。这样说禅的诗还可以举出一些例子，如“眼界念无染，心空安可速？”（《青龙寺昙壁上人兄院集》）“无有一法真，无有一法垢。”（《胡居士卧病遗米因赠》）至于那些有关佛教的文章，直接宣扬“色空”、“诸法皆空”的佛教教义的文字，则比诗更多了一些。
 这样一些佛理说教诗，其客观社会意义大受损害，在思想内容上并不可取，因而价值不大。严格说来只是佛教信徒的偈颂。但从王维的整个诗歌创作过程来看，这只占有极少数。
 第二类是诗人持澄心观照的审美态度，以禅趣入诗，构建空灵闲静的境界。  在王维的田园山水诗中，有许多的确寓含了一种禅意，但这种禅意的表现不是第一类的纯粹的谈禅说教，而是以细腻的笔法写出了一个蕴含禅理趣味的优美的意境。王维的禅学修养已经潜移默化于他对自然美的感受之中，达到忘我无我的境界。明代胡应麟说：“太白五言绝句，自是天仙口语，右丞却入禅宗。如‘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深涧中’。‘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读之身世两忘，万念皆寂，不谓声律之中，有些妙诠。”〔4  〕《鸟鸣涧》一诗刻划了一个极其幽静的境界：客观世界是夜静山空，主观世界是清闲无为，桂花悄然飘落，境地是何等的空寂！进而“月出惊山鸟”，更微妙地点缀出夜中山谷的万籁无声，反衬出广大夜空的无比沉寂。又如人们耳熟能详的《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山中静寂无人，只能偶尔听到一阵人语的声响，相反相成，更增加了山中的寂静，一缕夕阳返光透过深林密枝，照射在青苔上，更衬托出环境的优美。诗人写出了人心的“静”境，似乎寓托了这个“人”的佛教寂灭思想的信仰。王维就是追求这又空又寂的境界，沉浸在这样静谧的氛围中，长久体味着独处于宁静的趣味。这正是禅宗所提倡的。王维对佛教各宗各派持有一种兼收并蓄的态度，但对他影响最大的还是禅宗。他母亲崔氏“师事大照禅师三十余年”，大照即北宗神秀的弟子，这对他早年的思想不可能没有影响。四十岁左右时，他又遇到南宗慧能的弟子神会，接受了神会的南宗心要。禅宗是中国人自己的哲学，是一种中国化的佛教。禅宗强调“对境无心”、“无住为本”。也就是对一切境遇不生忧喜悲乐之情，不尘不染，心念不起。王维以禅宗的态度来对待人世的一切，使自己有一种恬静的心境，进而把这种心境融入自己的诗中，使诗歌显耀出禅光佛影，如果拿《维摩经·佛国品》中“若菩萨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一段话来诠释《鹿岩》，还是比较恰当的。       
 在王维的山水诗中，象这样有禅趣的诗歌是很多的。他的山水诗，都写得很静寂，实即写出了“空”、“寂”、“闲”的禅趣。
 王维这位大儒正是在大唐这一封建帝国的客观环境下，与其他士大夫一样，都接受相同的传统教育方式与内容，这使他具有较高的儒学和道德修养。正因此，他生平行止和诗歌创作带有明显的儒学家疾世愤俗痕迹。纵观王维的山水诗，带有佛教的禅趣，诗人特别爱描写那清寂空灵的山水田园，刻划恬静安宁的心境，这同他所信奉的佛教思想有一定的联系。但如果以一个纯粹的佛教徒来看待王维，认为那些入佛的诗歌全为纯粹的禅趣，是十分错误的。我们先看他的《竹里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这也是《辋川集》中的一首山水名作。诗人安于清冷的孤独，全诗给人以“清幽绝俗”感觉，这正和禅宗的“识心见性、自成佛道，无念为宗”〔5〕的思想相吻合。但仔细推敲、  深究则发现并不完全是这样的。对此，张志岳先生有较精辟的见解：
   “当我们就本诗的景色、动态及其结合后构成的意境来寻绎、体 味时，很容易想起阮籍的《咏怀诗》第一首：‘夜中不能寐，起坐 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阮诗以清冷的自然景色为衬托来抒写对孤独的伤感和愤慨，可以说和《竹里馆》的表现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乃至连‘独坐’、‘弹琴’、‘明月’等词汇的运用，都如出一辙。……阮籍又善啸，而这恰好又和《竹里馆》的‘长啸’联系起来了，一首二十个字的短诗，有这么多的类似之 处，决非偶然。那么，联系阮籍的《咏怀》诗第一首来寻绎《竹里 馆》中的伤感和激愤，其为不满现实政治而发，可以说是非常明确 的了。”[6]
   这种分析是很有见地的。诗中固然可以寻到一种禅的趣味，但更多的恐怕还是抒发自己不满现实的激愤之情。如果说对这首诗如此分析有臆测之嫌，那么《归辋川作》的“惆怅掩柴扉”、《归嵩山作》的“归来且闭关”、《春中田园作》的“惆怅思远客”、《渭川田家》的“怅然吟《式微》”等句子则明显可见他的愤懑和不能忘怀于世事。
  再如他的《辋川集》中的第四首《鹿岩》，就诗中“返景入深林”所表现出来的景，本来是一种日暮黄昏的落日残照，如果说前二句有诗人“忘我忘情”的自得之乐，那么写到这里应该是乐极生悲了——夕阳西下、人生如梦！就佛教教义而言，人生如水月镜花，毫无留恋之处，只有证得佛界、登涅  之彼岸，才是正道。可是，诗人不仅毫无穷途末路、人生如梦的伤感，也无对涅  佛地的企望，反而写出了夕阳照耀下青苔呈现出一派无垠的生机。
  据可靠资料证明，王维正式接受佛教大约在开元十五年左右，而开始师事道光约在开元十七年，但是，写于这以前的山水诗作，无论从描写的景物和刻划的意境，还是诗人的心境和表现的技巧，都与后来的《辋川集》相差无几。如《终南山》一诗写山上的茫茫云海，“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勾勒了一个迷迷蒙蒙、不可捉摸的意境。如果用禅理来诠释，云虚无飘渺，捉摸不定，最是通禅理，与佛教的“非有非非有”、“空有空无”完全能挂上钩。在王维的整个山水诗作中，不仅是写“空”、“静”多，而且写“云”、“霭”也多，但没有“人生如梦”的喟叹，也没有“物是人非”的颓废，更没有“因果业报”的丝毫表露。这样一种统一的表现格局，又怎么能简单地作出纯粹是受了佛教影响的解释呢？
  表现在王维身上的思想复杂性还不仅可从诗歌创作中看出来，我们还可以从他的生活态度中考察得到。对于王维儒学思想的复杂性，人们早有所认识，而对于他的奉佛思想与诗歌创作中的一致性，陈允吉先生作了较深的研究，提出了许多科学的见解。但是他把王维的信佛思想与诗歌创作中表现出来的矛盾仅仅归结为形象对于理念的反作用。他说：“佛教哲学无论说得怎么动听，归根结蒂是归于寂灭，它是一种厌世的思想，而诗歌中的那些艺术佳篇，应当说无一不是表现人类对美的创造和向往，这种艺术理想从根本上说是与佛教哲学相对立的。……它们之间的渗透，恐怕不仅仅是理念对形象的注入，有时还有形象对理念的逆反。”这种说法是欠妥当的。固然，在文学创作的复杂过程中，的确存在着形象反作用于理念的情况，但据此判定这就是王维的山水田园诗能达到极高境界的根本原则，是不能让人信服的。 
 那么王维山水诗创作上的这种禅理与儒学并蓄的倾向是怎样产生的？
 首先，我们必须对他的信奉佛教作更深一层的了解。前面已经说过，王维信佞佛教与当时佞佛风气和家庭宗教信仰有密切的关系， 王维生活的年代，也是中国佛教变革的重要时期，经过迅烈的宗尊之争，南宗禅，亦即中国化的佛教始以正统焕发于世。颇有意趣的是王维与南北宗及其重要人物都有过从甚密的交往，中国禅学史上，前期禅宗承续，当以慧可为源〔7〕，依次是僧璨、道信、弘忍、慧能等五家。五家所本，凡有三系，慧可、僧璨一系，为楞伽禅；道信、弘忍一系，为起信禅；慧能自是一系，称般若禅。王维在遇神会禅师之前，所接受的影响，也还是前期禅宗的思想风范。这期间的诗歌创作，多是佛道禅理的平行传达，如“法向空林说，心随宝地平”（《游方丈寺》），“猛虎同三迳，秋猿学四禅”（《游悟真寺》），“莲花法藏心悬悟，贝叶经文手自书”（《赠施舍》），“身逐因缘法，心过次第禅，不须愁日暮，自有一灯然（燃）”（《卢员外看饭僧并题》），“共仰头陀行，能忘世谛情”（《期游方丈》），等等，从中可以看到佛禅术语多，用典亦多，考其诗句中的“四禅”、“次第禅”、“头陀行”等则均属前期禅宗的典型术语。
  著名的《过香积寺》：“不知香积寺，数里入雪峰。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此诗写得超逸浑成，“一气盘旋，灭尽针线之迹”（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但从结末两句来看，仍属前期禅宗的思想，“毒龙”妄心，尚需用“安禅”渐修的手段去“制伏”。王维进士入第任大乐丞未久即因“舞狮”案坐累，谪贬济州（开元九年），直到开元二十二年始得返帝京，其间十几年的事迹于史无征，且大部分诗作殊难编年，只是通过诗作提供的内容，参照佛禅发展的运行轨迹，约可辨析产生的大体年代。再如，王维妻亡后，“笃志奉佛，蔬食素衣，丧妻不再娶，孤居三十年”（见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二）。从其生卒年可知，妻亡时在开元十九年，考其佛教立场，可知王维这时信奉蹈历的仍是道信，弘忍一系的“起信论”，据吕成先生研究，该系因“误解名义”、“妄删文句”、“传抄错简”等问题，“学者以身命付之，以期解脱，不亦难且殆乎？”〔8〕王维丧偶后“笃志”不娶，孤居“三十年”，洵属“以身命付之”。由此可见他晚年遇到南宗禅的实际建立者神会时表现出来的兴奋、喜悦，因果关系颇为深刻。
 然而，更重要的一个因素还是他自身的原因。我们知道，王维在仕途上不是很得意的，入仕后一些意想到和意想不到的打击、遭际，使他黯然思退、思隐，“道有不申，行呤山泽”。史书上记载， 王维仕途中有三次大的挫折，这三次挫折使王维在思想世界里产生了由厌官到隐官变化。第一次，开元九年“年二十一，以进士擢第，调大乐丞”，不久即因“为伶人舞黄师（狮）子，坐出宫”，谪贬济州。这是王维所意想不到的。第二次乃开元二十四年王维的知音、恩相张九龄罢相，他也再次遭贬。起因是张九龄推荐的周子谅“上书忤旨”在朝堂被活活打死，此事殃及张、王。从某种意义上说，张九龄被逐出朝堂，宣告了李唐在隋末农民运动推动下所产生的开明政治的终结。王维“亦官亦隐”的生存状态，即始于恩相见黜，李林甫执政的时候，这大大刺激、影响了他的生活态度、艺术态度，这是他所意想到的。第三次即“安史之乱”所遭际的“陷贼”“伪职”事件，后经多方努力亦作降职处理，这是他不能意想到的。然而十分耐人寻味的是，王维终其一生都不曾正式挂冠归隐，而始终过着“亦官亦隐”的别样生活，精神上的皈依和仕途的淹迟，使他“身心相离”（王维《与魏居士业》）、矛盾度世。王维内心是极为痛苦的。“心中常欲绝，发乱不能整。”（《林园即事寄舍弟沈》）在这理想破灭的严酷现实面前，诗人既不愿同流合污，又感到自己无能为力，出路何在？对于这个正直而又软弱，再加上长期受佛教影响的知识分子来说，要摆脱这种痛苦，就容易从佛教中去寻求解脱了。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用佛教的“空”理来消除内心的痛苦。逃逸于佛禅和眷惜他人之间，“以身命付之”的勇气和终极关怀的“恐惧”心理之间，题材的择选和满意的传达之间……需要巨大的才情，也激发了才情。这种巨大痛苦和耐心之间生发出来的文字，具有鲜明的个体风格和时代印记。从几次重大变故中窥探王维，不难发现他内心深处所竭力掩藏的懦弱性，恐惧感。诗人秉赋高、判断力强，在敏锐地作出判断后，却不敢坚持己是，而采取了令生命长期痛苦的方式，结果是这痛苦的生命保全了下来，然而痛苦却不因此而消弥。可贵之处在于，王维仰仗自己的真诚和才具，将痛苦作了最合乎逻辑的转移、升华。
 
  由此可见，禅理和儒学对王维的人生观、世界观、创作观都产生深刻影响。我们从王维的诗作中看到清秀淡雅、寂静空灵，看到愤世的无奈和伤感，同时也能学到他那种让人醍醐灌顶的禅理，使我们心灵释然自得，不拘于横流物欲。王维的诗得之于大自然的启迪和心灵的自我释放，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生活的真实感受。因此王维的充溢禅理的山水诗帮助我们欣赏自然，热爱生活，认识自我，释放自我。  
 
 附    注释（引用文献）：
    〔1〕摘录于苑咸《酬王维序》P14。
 〔2〕引自张晶<<禅与个性化创造诗论>>2003-2-18
 〔5〕引自《忙经》P112
 [6] 引自张志岳《王维与诗》语
 参考文献：
 〔3〕参考《唐诗宋词概说》(陈新璋  编著)p40-41
 〔4〕参考《诗薮》内篇卷六
 〔7〕〔8〕参考吕成《禅学述原》，见《吕成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